只要稍微熟悉一点中国历史的人就会了解，简称“军统”的全称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历史上，这二个字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无一例外地都与暗杀、绑架、血腥等字眼相连，让人感到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记忆中，特别是解放后那段极左的日子，如果哪个人哪个家庭沾上了这二个字，那可是不得了，“杀、关、管、逃”几个字将窒息你，你的全家必定是坠入十八层黑暗地狱的主儿，那直叫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我在负气时想：全中国芸芸众生数亿，行业三百六十行，风水车轮转，总不该让我的家庭摊上有这么个“职业”的人吧。偏偏“军统”这二个字，如同于今中了五百万元体彩大奖那样，一下子砸到了我父亲的头上。而且，到国民党政权树倒猢狲散，人民迎来解放艳阳天的时候，我父亲居然在这个“职业”上“混”成了军统少将
　　 随着政权的更迭，父亲肩上将星的光芒仅仅成为了他自己过去的“荣耀”，而他的那种曲折的历史经历却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曲折。只是纵观全家近三十年的生活，这“曲折”读起来太过沉重，几乎是灭顶之灾！一九五三年国庆节前，一纸省公安厅通知，责令父亲赴江西“接受江西人民教育”后，父亲再也杳无音信，直至廿一年半后的七五年，逢国家特赦才回到家中。那时候，全家蜗居在靠顶楼的一处不足十平米的阁楼上。阁楼无隔层，酷暑逼人，令人根本无法入睡；严冬来临，四壁洞穿，年纪尚幼的五兄弟只能相互依偎靠体温取暖。家里的经济来源仅靠做医务工作的母亲独力支撑着。势单力薄的母亲常常三点一线地穿梭于家里单位、菜场，尽最大的努力在挖掘着自己的生存潜能。当时，坚强的母亲只有一种信念：要将五个孩子养大成人！政治上的歧视，生活的拮据，常常使得母亲偷偷地掉泪，但往往又迅疾地擦掉泪水，继续忙里忙外为家里的事奔波操劳。那时，我虽年幼却能读懂母亲那张终日难见笑容的脸。我知道，做母亲真的太难。以后历次的政治运动，历次的“上山下乡”，我的家庭绝对是跑不脱的对象。在岁月延宕中，五兄弟中除因家庭生活实在困顿而送出一人外，四兄弟全部“光荣”地上山下乡到湖南的几处农村。临下乡的前夜，我通夜无眠，胡思乱想，甚至自宽自解地想到：兄弟全部扫地出门了，这样也好，能够让可怜的母亲少受点累。不过随着眼泪溢出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丝对父亲的怨恨来。父亲啊，你什么职业不谋，偏偏去沾“军统”这二个字！
　　 峥嵘岁月象条河。经历了无数艰辛，窥见过无数的生活苍桑，我经历了上山下乡、回城谋生、结婚生子。于今，我也能平静地审视自己的一生了。有一段时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了解年龄己有八十余岁父亲的强烈想法。那段时间，我经常以各种理由到大哥的家里去，因为母亲过世后父亲一直住在大哥家里。我与父亲长谈，我在父亲书堆里搜寻着只要能映证他过去岁月的只言片语。我希望真正与父亲的灵魂对话，我企盼作为一个男人的根和精神源泉的父亲能真正展现在儿子面前。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发现父亲曾写下了不下五十万字的回忆录，这些文字是他多年来在省参事室供职的时候写下的。
　　 我贪婪地阅读着这些文字，可以说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自己当时读到这些文字时的感受确实不为过。父亲的回忆录虽无严密的篇章结构，象是历史的断片；虽无悦目的艳丽色彩，使人无法得到感奋。但是，这些文字却如同二三十年代黑白老影片，清晰地向我徐徐展开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父亲陈达出身于湖南醴陵北乡一个并不富足的农民家庭。从小即耳懦目染了家里长辈忠厚持家，热心公益的祖风，成就了自己要强正直的个性。由于大伯、二伯均无儿子，深得祖父痛爱，四岁即入学，十岁高小毕业，后转中文专修班攻读五年即取得相当于大专文化程度学历。因对祖父常怀培育之恩的感激，至今对未曾报答即己故去的祖父感到愧疚。按当地传统习俗，读过几年书的人，务必外出谋事以膳养家人。遂于一九三四年，赴江西在国民党第六军六十二师谋得文书职位。转年，在无任何人事背景的情况下考入湖南省财政厅任书记员。工作二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缘于当时国土沦丧，日寇猖獗，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考入军事委员会特训班，在临澧受训一年毕业后，于一九三八年冬开赴保卫大武汉的战场。
　　 其实，父亲在特训班的学习己经昭示了他一种命运的转折：他不再是那种芸芸众生中的谋食之辈，他是作为管理国家之器的军统之一员。他必须绝对服从上司的指示，义无反顾地去与各种“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与死敌共党相搏，与日寇相搏。无庸讳言，按父亲当时的“各为其主”的错误观念，军统也曾在这一时期大肆捕杀过中共党员（后来证明，这是国民党的历史罪恶），但笔者在本文中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自己军统父亲的，故略去。
　　 一九三八年冬，日军占领南京后，分兵五路如潮水般席卷东南各省，很快江西也沦为敌手。当时父亲正在军统江西吉安分站工作，是时，国民党主力部队己西撤湖南，整个江西站的军统工作己进入地下状况。
　　 这是一场不见白刃不见硝烟的战争。往往在白天，吉安街市上见到的是嚣张的日本鬼子，似乎这里己成了鬼子的天下，但只要夜幕降临了，此处的居民总会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不是鬼子的宪兵队部被炸就是某一处仓库被夷为平地；或者是，人们清晨起来发观某个街衢的角落躺着一个个血淋淋死去的日本鬼子或是汉奸。人们在暗自欣喜的同时仍不免睁着一双惊奇的眼晴在猜测着究竟是谁敢如此老虎嘴上捋须？事情发生多了，明眼人开始断定：这一定是有组织的人干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猜得不错，这是军统南昌吉安站的特勤队在行动。遵照上司指示，父亲所领导的特勤队必须尽最大能力来骚扰和打击侵略军，并极积收集军事情报以配合主力部队与敌寇作战。
　　 每一个夜晚，无数道神秘的电波总会穿透飘渺的夜空，频繁地将白天收集到的情报汇集到重庆军统总部，以便提供给参谋部作为部队作战的依据。有一次，父亲得到可靠情报，敌酋第56师团将西移湖南，途中有可能经过湖南常德。父亲亲自将这一消息发向总部。几天后，传来消息，敌56师团在进入湖南后遭薛岳部二个军的狙击，此战大捷，振奋国人。这次战役即是史称的“常德会战”中的一个小插曲。
　　 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充分依南津铁道线来回调动兵力，其机动性常使我军猝不及防。为切断敌人这道供血主动脉，上峰指示：江西站一定要组织“破路”，切断南津铁路，让日酋军车瘫痪。受上司委派，父亲改姓王，担任破路队队队长。在足智多谋，胆量极大的父亲指挥下，一个月内接二连三将铁道线拆毁或炸毁多处，有几次将鬼子军车弄出了铁轨。不到一个月即将南津铁道线彻底“致残”了。对于突然出现的新情况，鬼子十分恼火，由特高课山田课长牵头，派出便衣四处打探。终于知道了有个“王队长”领导的破路队在与他们作对。于是，鬼子除在铁道线布置了严密的巡逻外，同时针锋相对地也组织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特别行动队”，专门与破路队较量。
　　 父亲领导的破路队昼伏夜出，流动性大，常常声东击西令敌人防不胜防。但是，有好几次破路队与鬼子的特别行动队也狭路相逢，短兵相接。父亲他们仗着熟悉地形，在几次的正面交锋中，让鬼子没有占到便宜。
　　 然而，凶险总是会不期而降临在人的头上。那年四月的一个夜晚，父亲按预定的计划率领六名破路队员前往周村附近破路。这段铁路东边紧靠一座大桥，然后铁路蜿蜒穿行于两座大山之间。如果将这一段路爆破，必然会使这里成为一个瓶颈，使鬼子一时难以修复。抵达目的地后，父亲镇定地指挥小李和老黄掘开路基石埋设炸药，另外布设导火线的，担任警戒的均按部就班地进行。父亲葡伏在路基边，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一边透着一种蔑视的笑意看着小李和老黄在忙碌着……
　　 在动物世界中，我们常常看见在那云端中盘旋的饿鹰，怎样凶残地监控着自己的猎物。盘旋着，盘旋着，一下瞅准时机，便箭一般地射向猎物将其擒获。然后，将猎物撕裂成碎片作为自己的美味大餐。此刻，日本特高课山田课长正率领一个联队的鬼子正虎视耽耽地注视着山坳下忙碌的几个人影。山田的嘴角同样浮出了一丝的冷笑，他得到情报，傍晚时分，早己将联队设伏在此，他还知道：那位“王队长”的大驾也会光临。这真是一个一了百了的天赐良缘！
　　 父亲等六个人丝毫没有半点察觉自己己置于鬼子一个联队的包围之中。在树上担任警戒的“猴五”象听到了什么异常，只一“嗖”身便下了树，还未站稳即被一梭子机枪子弹扫倒。顷刻，鬼子的歪把子象发了疯式地响起来了。站在路基上的小李被子弹一下扫断了脚踝，被老黄连人抱着滚下了路基。父亲立即明白，自己中了埋伏。一扬手，五人箭也式地撤向了河边，跃入河中。五个人浮游在湍急的河水中，只见在岸边排成了队的鬼子，一个劲地向河里射击。天黑浪大，漩涡很快将四个人推到桥洞边（泅游中被鬼子乱枪击中一个）。父亲和另一个部下七手八脚将受伤的小李和老黄扯上洞口。这个涵洞很大，可以容身。子弹在洞口麻石上溅出了点点火花，鬼子的嚎叫声让人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一种绝望，他焦急地看着脚负重伤的小李，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小李的受伤，有可能让父亲等几人“全军覆没”！没有时间等待了，可是…父亲很清楚“家里”的铁律。小李一双痛苦的眼晴似乎穿透了父亲的心思，他低低地只讲了一句话：我有个老娘在吉安玉井村……你们赶忙走吧！
　　 黑夜中，鬼子的嚎叫声越来越近，手电光不断地照射到涵洞口。父亲当机立断地一挥手，四人复又纵入了波涛中……
　　 当父亲几个人奋力游到对岸时，涵洞口发出了一声震耳的巨响，那是小李在鬼子围着他时，拉响了一颗揣在怀中的手雷。
　　 很多年以后，父亲手脚不灵便地钭依在床头向我谈到那次“涵洞脱险”时，说话仍有些哽咽：我有一点办法都会带他走啊！
　　 一次次与鬼子的战斗给父亲带来过凶险，也带来了光荣。不久，父亲连升五级被上司提升为中校。一九四Ｏ年夏月，父亲认识了在江西传染病医院工作的母亲，二年后，父亲成家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携全家迁居南昌。此时父亲己担任军统江西站副站长（无正站长），兼江西省保安司令部调查室上校副主任。这段时间，父亲所做的事应该说仍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在他的指挥下，全省展开了清查和抓捕汉奸的工作。应该说，父亲对敌伪时期的汉奸走狗是深恶痛绝，是有一定民族气节的。在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影响下，仅南昌、九江二地就逮捕关押大小汉奸四百余人，其中最大的汉奸是伪江西省长周贯虹。同时，全省各地军统查封了大量的日伪财产。
　　 那时，虽说我的父亲官至军统一省之长，但仍然没有什么钱。后来，我将这一疑问提示给父亲时。父亲告诉我：“祖父教我不能淫人妻女，不能贪人钱财。祖训不能违啊！”事实上，当时父亲二十九岁，深受长辈影响，只知秉公办事，尽忠职守。在他的观念中“升官”即是上进。当时查封逆产时，曾有几个贴心部下劝父亲“何不趁此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弄上一笔钱？”但遭到父亲严词拒绝。说实话，通过解放后与父亲的接触，以及观察他对钱财的看法，我对父亲这句话深信无疑。
　　 父亲一生中奔波于自己的戎马生涯，丝毫未考虑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对错，也许在他心目中，“服从命令”即为天职。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三大军事较量，国民党部队尽数被歼，望风披糜，人民解放军前锋饮马长江时，他开始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怀疑，他开始对自己服务的政党和政府产生了深深的疑惑。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国民党首都南京后，经过几番辗转，我父亲回过一次故乡湖南。当时湖南的形势是：国民党大势己去，国民党人纷纷在寻找出路。当时主政湖南的程潜及军事方面的陈明仁均有意举义，赞成长沙和平解放。但是，当时仍有国民党军事、军统方面的顽固分子在进行极力地阻挠。可以说，蒋介石以及当时军统掌门人毛人凤也在密切地注视着湖南的政治局势；死硬的“主战派”白祟禧屯重兵于衡阳，时时威逼长沙，令“主和派”不得不有时忌讳；各式政治人物游走于各界，兜售他们的“救国方略”。长沙的政治形势变得诡谲莫辩，凶险无比。通过老同学的介绍，父亲结识了长沙绥署中将高参张严佛。当时张极力拥护程潜和平起义。几次交谈后，张诚恳告之父亲，希望父亲能申明大义，倒向人民。是时，父亲己官至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衡洲指挥所少将主任。虽己眼见大陆整个即告解放，国民党内部腐化至极，民怨沸腾。自己才三十二岁，岜能与腐朽政府同归于尽。但父亲仍是顾虑重重，考虑自己身陷“军统”多年且身份非同一般，恐怕自己难以让中共相容。但张严佛极力说服父亲并拿出与中共接触的信件给他看。父亲经过一夜深思熟虑后，终于找到张，表示决心拥护颂公的长沙和平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