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于宇宙，人是一粒微尘；于社会，人的命运如沧海一粟。一个人跋涉在人生，有时仿若浮泅在激流险滩中挣扎：强悍者以其非凡的勇气和强健的体魄将惊涛恶浪粉碎在沙滩，然后得以自救，谓之“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羸弱者则大都并无先天的身体优势，唯剩的便是惊人的意志和耐力，用自己的生命与时间作殊死的周旋，命运或许也有转机。我遇到的李莉便属于后者，在体味到这位女性那起伏跌宕的人生况味后，我拿起了手中这枝并不犀利的笔……
　　
　　 （一）
　　
　　 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一天。己经是秋天了，恰如羞涩处子的秋风，一声不响地从那无穷远且不可知的地方潜入了这个城市。那是个黄昏，市十四中校园内人迹寥寥，己经有些凉意的秋风从法国梧桐枝叶间掠过，几片梧桐叶旋转着在白石子铺就的路上追逐、嘻戏。闻讯赶来的蒋伴着我走在这条通往校门的路上。我低头沉默着，眼睛迷蒙而无神。蒋只是在轻声而不断地安慰我，要我再坚持复习一年，会有机会考取大学的。脸上呈现的是焦急和同情的神色。见我不作声，更是一再问我“李莉，你没事吧，没事吧？”我知道自己当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因为他在看我的时候，那神情就象对一个濒危的病人殷殷地嘱咐着什么。蒋对我的关心让我心生感激，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大学梦己经彻底破碎了，我曾经上百次地疏理过自己的思想：这次不是没有考好，而是考得非常好，只是冥冥中感觉有只大手在拼命地拽着我，将我向深不可测的深渊拖去，我没有力量抗拒这只大手！
　　 此刻，我的内心绝望到了顶点，当时连死的心都有！
　　 蒋从大学毕业后曾经来十四中执教，年轻英俊，课讲得生动，颇受同学们的爱戴。他虽不是我的班主任，但他对我应该是有些了解的。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因为哥哥的肾病，因为家里拮据得几近家徒四壁，因此自入中学以来，我发奋学习，从不懈怠，我的所有科目的成绩都在九十五分以上，无论班级、年级的排名都在前三甲以内。同时，在学校里，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义务劳动，我总是积极踊跃地参与。而且，从小酷爱文学的我，写下了的很多散文诗歌并不时见诸于校刊，得到了同学和老师的交口称赞，他们纷纷称我为“才女”。应该说，面对无数当面或背后的赞誉，我那颗女孩子的虚荣之心得到了满足。我常常在憧憬着我的大学之梦，有好几次到熟悉的老师那里借阅中国名校的资料，我的内心甚至狂妄地认定北大中文系非我莫属！看得出蒋很喜欢我，除在平日里不厌其烦地辅导我之外，有时还关心地问起我的家人和家庭。临毕业这个学期，他知道我家经济情况不好，主动向学校反映为我申请了一份助学金。当我将这一意外的惊喜告诉母亲时，母亲流泪了，嘴里喃喃地只念着一句话：“蒋老师，好人啦！”
　　 高考过后，我看到许多昔日要好的同学纷纷收到“xx大学录取通知”时的那种欢呼雀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唯独不见邮递员跨入我的家门。我焦虑、怀疑。直至今天学校正式通知“未录取生”开会，我才完全明白了：真的，有一只大手在拽我入地狱！为什么啊，在众人眼里“品学兼优”的我，竟然会被“不予录取”四字所打发。我无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酷事实，不啻如遭五雷轰顶！
　　 不是说十七、八岁的少女时代正是有着灿若锦锈的怀想吗，不是说这种年岁如正鸣笛启航驰向大海的航船？此刻，我却全然没有这种感觉，只感觉到寒冷，一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彻骨之寒。与蒋的那一次分别，竟然是我与学生时代的缘分从此天各一方的那刻。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从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便正式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苦难之旅。
　　
　　 （二）
　　
　　 就在我猝遇人生的第一个波涛之后，我的哥哥病倒了，得的是那种令人谈虎色变的大病：尿毒症。为了挽救他年轻的生命，父母终日奔波在单位与亲友之间筹措费用，总算将哥哥送进了医院。全家六口人，父母、哥哥、二个年幼的妹妹和我，所有的经济来源只能靠父母微薄的工资。这段时期，父母终日疲于奔波在单位—家庭二点一线上。而我，一边在医院照顾哥哥的起居，一边仍在为自己不变的大学梦想作着幼稚而徒劳的努力。生活就在这平淡而苦涩的体味中从眼前慢慢滑过。
　　 然而转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一般官员的父亲，终于栽倒在那场急风暴雨般的“四清”运动中。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不吃不喝，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只是睡觉，母亲终于大哭了起来：“这哦是搞，我崽死定了！”我明白过来后内心也感到了一种恐慌：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开除了公职，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生活中的厄运总是结伴而行。就在父亲被单位开除不久，母亲单位也以种种理由停止了垫付哥哥住院的医药费，尚在重病中的哥哥被迫离开医院。家里原本有三间房，其中二间必须交给母亲厂里使用作为“还债”来冲填厂里给哥哥住院垫付的费用（当时欠医药费二千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而全家六口人只能挤在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里生活，。
　　 紧接着，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来了。显然，我这样的家庭应是理所当然的动员对象。而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则更是让我家在劫难逃。前面说的那二间房子被居委会某干部看中了，他三番五次到我家，要母亲将那二间房变更给他。鉴于这二间房正抵押给厂里在“还债”，母亲还得依靠厂里那点微薄的工资支撑全家的生活，厂里可是万万不可得罪的，因而别无选择地拒绝了那干部的要求。这“某干部”悻悻回去后便立刻有了“反应”。以后的日子，一些不速之客便纷至沓来上门动员我下乡，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无休无止地轮番“轰炸”、软硬兼施。父亲己没有了工作且身体不好，哥哥罹患重症，家里唯有母亲在跑上跑下孤掌难鸣，作为长女的我实在难以贸然离开家庭，这事显然让母亲感到很犹疑。一天，母亲拉着我到居委会求求情，恳请居委会看在我家庭情况的特殊，让我缓缓期再下去。当时，这“某干部”正端着一杯茶在看报纸，明明是看到了我们来了却佯装不知，悠哉游哉地在嚼瓜子儿。我们呆在旁许久，才见他慢腾腾地说：“谁破坏‘上山下乡’，谁就是反革命！”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噎住了话头。母亲语无伦次地说：“她爸爸没工作、哥哥又病了…求求你了！”只听到他声色俱厉地一声断喝：“没什么好讲的，李莉不下乡，父亲解回原籍！”他算是拿到了我家的“软肋”，母亲顿时沉默下来。看着母亲睁着的一双无助的眼睛，泪水一下就蒙住了我的双眼。我至今记得他那刀削的瘦脸，恨死了他。
　　 为了父亲，我不得不走。65年11月我下到了郴县华圹农场。
　　
　　 （三）
　　
　　 应该说，在经历了那么多充满阴霾的日子后，在华圹最初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一种集体生活的温馨。场部的干部和知青伙伴们看我身体虚弱，有意识地照顾我做一些比较轻松的工作，我也利用自己字写得好的特点，额外承担了一些户外标语的书写工作。那时候，阳光开始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内心，我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然而，凛冽的文革风刮到了华圹农场。几乎是一夜之间，农舍、大门都刷满了“打倒xxx！”的大字报。农场内的气氛顿时变得凝重起来，平时要好的伙伴之间的聊天、调侃也逐渐消失了。面对此情此景，性格上的懦弱，与生俱来的家庭包负早让我噤若寒蝉，但是，我又不能远离一隅使自己成为孤零零的“靶子”，只能随波逐流于“运动”。我常常忧虑地看着农场里昔日亲密无间的伙伴一下就分成观点绝然相反的二派，看着他们激烈地辩论、粗痞地呵斥、甚至大打出手，心里只是害怕，唯恐哪天大祸临头。家里来信告诉我，家里为给哥哥看病，己经搞得“家空业尽，只剩下二张空床了…”，家里己完全无能力为尿毒症晚期的哥哥看病了，妈妈继续伤心地写道：“你们兄妹恐怕只有等来生见面了……”本来终日处于动荡中的我，读着这封信，早己是泪流满面，怕被其他人看到，急忙躲到猪舍后面大哭了一场。
　　 没几天，哥哥去世了。事后我才知道，街道上那位“某干部”终究将我们全家，包括处于昏迷状况中的哥哥赶出了我们的家，让我们住到了一间简陋破烂，阴暗发霉得即便在当时也是难得一见的“房子”。这是一间四面透风，没有电灯，白天也必须点煤油灯的所在，我那可怜的哥哥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妈妈的电报：哥己病故，速归。让我从二派纷争的农场迅速脱身，星夜赶回长沙。到家的时候，看着家里凄惨的一幕，看着又多了很多皱纹、神情凄楚的父母，不禁悲从中来，抱着母亲大哭了一场。
　　 那个冬天很寒冷，我们全家五口人如同在冰窟中度过了一年一岁的春节。农场不时传来一些不好的消息，因为身在长沙，庆幸自己没有亲眼目睹平时熟悉的何季康、卢临陵等同学被残酷吊打的情景。在我清澈的眼眸里，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充满的友善和同情的，虽说文革时打人捆人的情形时有所闻，但真正发生在熟悉的亲友中如此惨烈的事情仍然让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郴县华圹农场位于湘中一隅，农场职工均为省内各大小城市的下放青年。据说该农场是当时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的“点”，我在农场劳动时，曾看见过王震和王延春来农场视察的情景。文革前的农场由国家向每人配有粮食和少量资金，再加上职工们组织耕耘和种植，物质生活上还是过得不错。文革开始后不久，王延春书记被打倒，农场即被株连成“资本主义走资派的黑试验点”而停发粮食资金。一下子，全农场几百职工成了“冒娘崽”，云散四方，各安天命。不久，农场建制取消，农场被彻底解散了。
　　
　　 （四）
　　
　　 我无法用言语来叙述在那段农场解散后等待的日子里，一位二十岁的姑娘，亲眼目睹着家庭的变故，经历着朝不保夕的动荡日子的那种心情。于今，看着有门路的伙伴一个个离我而去，己成形单影只。大路朝天，魂归何处？我感受着一种苦闷和茫然。好几次与母亲商量想找一个“转点”的地方，但一直杳无信息。
　　 在寂寞的等待中，邮递员给我送来了喜讯，“转点”的事办妥了。原来，母亲为我这事伤透了脑筋，千拜托万拜托一切可以帮忙的亲友，不知碰了多少壁，终于访到了一位靠近长沙农村的亲戚，为我找到了一个可以“重新插队”的所在：长沙县黄花公社龙井大队。但对方却提出一个甚为苛刻的条件：并不富裕的当地规定身为女性的我，不能在队上出工，不能“享受”一切可能分到的物质，包括赖以生存的口粮。也就是说，我只能是“影子”落户在龙井大队，至于我这实质性的人其生死则与对方无涉。即便是“影子”落户，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的，从遥远的湘中农场迁到靠近城市的“富庶”地方，在当时很多人来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而我却如今天买彩票那样中了“头彩”，这不是我的好运来了吗？我没有研究过中国的户口制度，在那样的年代里有种“户口即是一个人的生命”的说法流传甚广。时至今日，人们会认为这是一出荒诞剧，但在当时我收到龙井大队一纸“户口接受证”时，却让我喜极而泣。
　　 就在我为自己的“影子”找到落脚点，沉浸在一种喜悦与庆幸的时候，前面所讲到的那位“某干部”因图谋我家那二间房子未遂，利用当时社会上兴起的一种“遣送二十一种人回原籍”的风潮，上下串通，首先拿我家开刀—全家遣送原籍冷水江连溪桥。
　　 作为长女，十分明了家中的境况：垂垂老矣的父母、两个妹妹尚幼（小的还不足十二岁），且身体病弱，陡然送回人地二生的原籍，不说头戴“四类分子”帽子会否遭人冷漠欺凌，以他们从未搞过体力劳动的身子又如何养得活自己？锋刀霜剑，情何以堪！
　　 在彻夜难眠的转辗中，苦思着自己怎样做才能为父母稍为缓解压力。在苦思冥想中，我忽然想起父亲一位原单位的同事曾向父亲提过，他有一个外甥在长沙近郊跳马公社，那里单价高，生活相对富裕，让小莉嫁给他，让她去学油漆手艺，对你家庭会有帮助。如醍醐灌顶，我什么都顾不得了，一跳下床就将母亲摇醒，在母亲惊疑的眼光下，我不管不顾、像是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嘴里神经质地嚷嚷道：我要嫁到跳马去！
　　 很多年以后，有当年的高中同学对曾有才女之称、对生活有美好憧憬的我，竟然会“下嫁”一位近乎文盲的男人心存质疑。然而，我无言。
　　
　　 （五）
　　
　　 那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国在普天同庆一个伟人的生日；而我却在百感交集中迎来二件大事：一是我在跳马的“新婚大喜”之日，一是我的全家被遣送回乡之时。我每每在忆及这一天的时候，总止不住泪水长流，脑子里幻化出母亲当时那悲哀的场景：为了给自己的爱女送亲，苦苦哀求街道干部请求推迟一天回乡，但被横蛮的那“某干部”无情地拒绝了，说是“你们还有什么资格提什么要求？有汽车送就不错了。”在母亲转身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伤心的眼睛里渗满了泪花，我蓦地想起前一个夜晚母亲含泪说的一番话：“莉莉，你的牺牲太大了，妈妈对不住你，一辈子会内疚的。干脆，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