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时事述评】报道：为了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反贪办案工作的重点和主攻方向，今后要从犯罪主体、犯罪性质、犯罪行为手段、犯罪危害后果和发案领域5个方面作出调整(8月2日法制日报)。现在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典型的职务犯罪,总是与权力伴生、消长，只有明确新形势下预防重点，实行必要的反贪调整，才能遏制腐败上升的趋势。
　　 加强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关系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大局，也关系到政权巩固。职务犯罪的本质是权力腐败，根本原因是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和监督。从当前现实情况来看，职务犯罪案件虽然有所下降，但犯罪人员数量仍居高不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说：“去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件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3.3%，但人数增加了0.9%。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对3194名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129人，追缴赃款赃物计71.2亿元”。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国家管理社会事务、配置经济资源、调控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相应，贪污贿赂犯罪的发案规律也在逐渐演变，腐败现象正在向一些关键领域渗透，向一些社会领域扩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犯罪问题更加突出，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型贪污贿赂犯罪形式和手段不断出现，窝案串案案中案明显增多。
　　 现在多起重大事故发生后，所查处的失职、渎职案件，都与官商勾结有关。多数企业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象紫金矿业就被曝多名领导曾供职当地政府，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其内核错综复杂。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紫金矿业管理团队，有深厚的官员背景。其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些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股份，采取先投资后获利。官商勾结在中国已经进入了“期权腐败”的新阶段。
　　 先投资后获利与先裁树后乘凉，这是同一方式中的两个变种，手段都很高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县原副县长易善玲先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培养造就出一个当地富翁，之后再把富翁当成“取款机”捞钱，她实施“养肥富翁再割肉”的方法，这种腐败没有有形证据,而且时间跨度长，证据毁损，往往难以举证。更为严重的是信息腐败，据广东省纪委今年5月证实，时任中山市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李启红透露信息给家族，从上市企业中山公用的股价14个涨停板的飙升中获取巨大收益，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反腐败斗争与时俱进，而腐败分子也在不断变换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查处腐败案件的难度。
　　 一个工程项目就让4位高管倒下，据合肥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汪某某、陈某龙、陈某光、杜某某分别为国路公司原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办公室副主任。4人利用职务之便，未经公司董事会的同意，以虚假列支的方式从国路公司套取国有资金182万余元归个人支配。4人各分得98295元、91806元、91806元、39261.8元。其中汪某某、陈某龙将市场价格仅为每吨28元的石屑，虚增至52.9元一吨供给国路公司，用这种方式共骗取国有资金934万余元。正是这个导火索的引爆才使窝案现形。
　　 现在贪污腐败很少“单兵作战”，武汉大学腐败窝案显示，不同级别的相关官员共同参与、也是集体犯罪。从调查武大基建工程腐败开始，最先拘捕一名后勤部门的官员，随后又有几名学校中层官员接受调查，最后，武大副校长陈昭方、龙小乐被供出。建筑商为承揽大学的基建工程，紧盯校级主管官员，不惜花重金行贿；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在教材等集中采购、招生、后勤服务等众多环节，轻而易举地就可找到中饱私囊的机会。该案牵涉多人，震惊了教育界。这些都是权力集中不受制约，给集体合伙贪污提供了条件。
　　 针对当前贪污贿赂犯罪发生的演变，中央才决定对反贪重点和主攻方向作出了调整的策略。在犯罪主体上，将加大力度查办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在犯罪性质上，将加大力度查办权钱交易的贿赂犯罪；在犯罪行为手段上，将加大力度查办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等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贪污贿赂犯罪；在犯罪危害后果上，将加大力度查办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犯罪；在发案领域上，将加大力度查办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经营、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明确表示，随着腐败行为的日益隐蔽化，目前反腐败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赤裸裸的权钱交易的查处，中国反腐工作的查处，要向隐性腐败的“深水区”迈进。
　　 调整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改革创新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也是我们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努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更有效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针对目前反贪办案阻力大、干扰多的实际，反贪部门要改革，要进一步强化侦查工作一体化机制，健全完善侦查指挥体系，有效整合资源，切实做到案件线索统一管理、侦查活动统一组织指挥，侦查力量统一调配使用，形成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运转高效有序的办案工作格局。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勤政廉政方面是否能做好表率，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承担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一旦出现问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将大大被削弱，政令贯彻、制度执行将出现梗阻。因此，调整加大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力度，是当前权力架构、政治体制和腐败态势所决定的。严查当前重点人群腐败，必将有助于防范腐败的滋生和扩散。
　　 反腐败专家、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犯罪嫌疑人需要打点横向、纵向的关系，要寻求上级领导当保护伞，也要下面的办事员负责具体实施。贪贿官员间的排列梯队，无论是始于上还是始于下，拉着别人坠落，无非是为了“加强腐败的隐蔽性，从而互相帮助，为腐败行为创造环境”。结果，参与人越来越多，涉案金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关键的因素，就是我国的违法成本太低。没有查出来的贪官不要说，就是查证出来的贪官，在牢房中要不了几年，出来还是个大款，照样吃香喝辣，多么舒坦爽的很，这样根本不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所以才造成一些重要单位和关键部门前腐后继的局面。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拒不认罪悔罪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凡因贪污受贿触犯刑律的，一律开除公职(是中共党员的开除党籍)，并存档备案，永不续用。在经济上，除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外，还要处以高额罚金，让其正常的合法收入承担风险。在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标准处罚。只有让腐败成本足够大，让腐败者倾家荡产，这样才使有效遏制官员的腐败。
　　 大量事实表明，腐败势必引发社会矛盾，而许多大规模信访和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隐藏着严重腐败。只有通过依法惩治腐败，才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次调整向“深水区”迈进，就是在观念上有新转变、思路上有新突破。加大反腐力度是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保证的需要。我们的政府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社会各界的关切。紧紧抓住制约和监督主要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通过合理分解、科学配置和公开运行、程序制约等多种手段，堵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漏洞。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切实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2010-08-0317:1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