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捷克作家基希始创的报告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三十年代由周立波引进介绍到中国，尔后在我国有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一批发韧之作，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和夏衍的《包身工》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的迅速成熟。半个多世纪来，报告文学一直在中国的革命核弹头建设中发挥其他文学样式所不能替代的积极宣传和战斗作用。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生命受到压抑，其创作也一直处于一种式微状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方面是精神得到解放，文学创作规律得到反正，思想空前活跃；另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生活产生爆炸般的信息和裂变的色彩，迫切需要集新闻与文学于一身的报告文学来聚现。因此报告文学如突起的异军，充分显示出其虎虎生气和巨大魅力。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其视网的焦点多凝结于单个人的命运，这是真实的人对概念的和群体的“人”的一种否定，是作家对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精髓，即有独特个性，又能反映社会本质的典型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后的“蓦然回首”。他们或是抚忆人性扭曲的伤痕，控诉浩劫，批判极“左”，如写遇罗克、张志新一类人物催人泪下的悲剧命运；或是挖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一挚求，振奋精神的脊梁颂歌，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
　　 改革大潮的澎湃掀起，开辟了全新的生活领域和充满诱惑的未来想象，作家似乎感受到个人作用的渺小，典型人物不足以把握和贴近时代，于是一大批全景式、宏观式的重大问题型的报告文学，如《百万大裁军》等具有高屋建瓴的恢宏气势与更多冷峻思辩与哲理性的报告文学纷纷问世，这种新题材的开拓也的确使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
　　 但生活不仅仅是粗线条，信息量大的负面往往是浮光掠影，时效性局限报告文学对大流进行长期、广泛、细致的追踪，真实性又将其轰动内核潜移至可有更多加工自由的纪实文学群落。
　　 “沉鱼落雁”与“金戈铁马”均属“明日黄花”，掌声后的冷寂使报告文学重陷尴尬的困境。
　　 笔者在八九十年代受世风鼓惑，弄过四五十篇报告文学，在一定范围内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弃笔从商后，虽搁笔十余年，但一直没有停止对文学走向的关注。看到报告文学创作的日渐低迷，也引发过一些深层次的思索。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钱风日上而文风日下，人心浮躁起来，一方面是能够静下心来读“闲书”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作家的辛勤劳动很难得到真正的价值体现，所以比起文风兴盛时代，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忍受寂寞一心耕耘的人已是不多。
　　 从历史上来看，社会的变革和动荡往往带来文学的兴盛，尤其是以真实性为生命的报告文学。如今海宴河清几十年，要想真正找到影响很大，特别感人肺腑的事件已不是那么容易。
　　 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新闻的传播更加具体，更加快捷，对报告文学的时效性，新闻性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由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而影响其阅读的寿命，坚持笔耕的作家宁愿将精力和时间花在能“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的小说和其他样式上，而不屑为一现的“昙花”辛勤耕耘。
　　 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作家不惜倚门卖笑，卖名求利，置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于不顾，为企业和个人写了不少用来换钱的文字，败坏了报告文学的名声。
　　 鉴于以上原因，报告文学的不景气就在所难免的了。
　　 报告文学就真的没有希望和出路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她的生命基础，而她的文学性则是她的魅力所在。把握这两个原则，我们就可以贴近时代，抓住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坚持真实的基础上，为老百姓，为时代鼓与呼。坚持真实性但又不能排斥文学性，而文学又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今天的报告文学应该在继承传统的继承上，兼收并蓄，将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好的表现方法很好地吸收进来，充分展示其新鲜的魅力。
　　 前段时间，有个在广东打工的网友，因为那著名的福建农妇自己用菜刀剖腹产子事件跟我辩论了一番之后，还跟我反映了许多不为外人知晓的打工妹(仔)的困境。像这种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以及像奥运健儿的奋斗经历，老百姓关心的腐败问题等等问题，都应该是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关心和表现的题材。所以，正如米开朗基罗所说：“世界不是缺少美（或丑），而是缺少发现美（或丑）的眼睛”。
　　 只要我们的作家坚持有心、责任、良心、勤奋和审美，就一定能重觅报告文学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