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正当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考入县立中学。上年，全县还有公办中学五所。这年，除县中和另一所中学外，其余均改为民办。仅留下的两所公办中学，也每所只招两个初中班，每班限定55人，招生数是历年来最低的。所以，我们无疑是幸运的。
　　 然而，在校门里等待我们这些幸运儿的，有个和校门外社会上相同的问题——饥饿。每月33斤的口粮，在共和国的供应史上，也许并不算低，但在副食只有一点清水煮萝卜的情况下，对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十四五岁大孩子来说，又显得多么不足啊！家境富裕点的同学还好，每星期回家改膳改膳外，还可带点“高质量”的干粮补贴不足。像我这样家境差的同学就惨了，即使能从家里带点干粮，也多为康皮、蒲根面一类缺乏营养的代食品，吃后也只能扩充肚子的容量和增加排泄的负担。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几乎整日都处在少精没神的饥饿之中。尤其是上到临吃饭的最后一节课和自习，很难学习到心上，总在度分如年期待下课铃声，好尽快吃到那份可怜饭。我曾挨南窗而坐，窗户下面的玻璃上为防学生受外面干扰刷了白灰。我根据开饭时日影在玻璃上的位置用指甲轻轻刮掉一点白灰，作为标记。日影离标记远时，尽量克制自己用心学习。日影将到标记的前几分钟，便收拾起课本、作业本、文具，做好下课准备，铃声一响，就尽快离开教室。如轮到自己值日，便更迫不及待，恨不得箭一般射出教室去排队打饭。
　　 说那时的饭可怜不仅表现在量上，也体现在质上。好长一段时间，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粗粮只供高粱面。大概是炊事员人手不够吧，粗粮从不细做，四五两高粱面捏成上小下大近乎半个椭圆一块，蒸熟了事。这东西既顽又硬，同学们名之曰“红石头”。由于个头大，时常蒸不熟，吃起来就更加逆口。大概是过于饥饿的原因吧，不少同学难以下咽的“红石头”，我却吃得津津有味。回忆起来，其味道绝不亚于现在席宴上的大鱼大肉，即使火候不到蒸得半生不熟，吃时胶口粘牙生面气，也从未舍得扔过一口。稍微嘴细点的同学就不同了，经常抱怨“红石头”难吃，半块半块扔掉的事也时有发生。意见由班生活委员而学生会直达校领导，源源不断地反映上去。终于，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主持工作的邢副校长狠狠批评同学们抛扔可贵食粮的同时，宣布向“红石头”开刀。记得邢校长情绪颇为激动，说：“红面捏成那么大一块，又顽又硬，还经常夹生，能怪同学们吃不下去吗？人手不够来不及细做，捏成两个小的总可以吧……”
　　 邢校长的讲话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同学们将这次改革称之为“打烂‘红石头’”。
　　 校领导的意图很快得到贯彻，一块大“红石头”变成了两块小“红石头”。这一变，蒸不熟的情况少了，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但不知是心理原因作怪还是咋的，一些食量大经常饿肚的同学总觉得两块小“红石头”合起来不及原来的一块大，感到吃了亏。一次，同学们闲谈中提及此事，我一本正经地说：“大石头往开打时是要溅掉些渣子的，少掉的那些肯定是打烂时溅走了。”同学们听了忍不住发笑。现在想来，说不清这究竟是幽默还是悲哀。
　　 说实话，我还真想再尝尝当年那“红石头”的味道。但估计现在高粱经过品种改良，产量固然成倍翻番，品质却大不如前，即使再蒸成那种个头的“红石头”，恐怕也远远赶不上那时的“风味”了。再说，一旦像传说中朱元璋坐上龙椅后重喝“翡翠白玉汤”，虽是原汤原汁，却找不回当年那种感觉，岂不是得不偿失？思虑再三，只好作罢，还是让它深深藏在心底的记忆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