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应
　　
　　
　　
　　 楔子
　　
　　 高粱红被处以极刑。
　　 整个马陵市为之震惊。
　　 这是千禧年的第一个冬天。上午十时，当刑车从世纪广场驶出闹市区时，也许是警笛的尖厉惹恼了沉默的乌云，原本哀怨的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那雪成絮成团，铺天盖地，不一时，便将世间罩上一层厚厚的洁白。
　　 马陵市也顿时圣洁起来。
　　 站在刑车上的高粱红，头戴贝雷帽，身穿皮大衣，足蹬深筒高跟马靴。那帽、那衣、那靴，肃穆得漆黑漆黑，只有挂在脖子上的长长丝巾，潇洒地亮出洁白。被自己包装的高粱红，像一枝黑色的郁金香，在飞雪中怒放着，传达着幽幽的缕缕的丝丝清香。
　　 也许是同情，也许是惜美，也许是高粱红的倔强与高雅的气质所至，两名押解的武警战士自觉或不自觉地让她昂起不屈的头，那捆绑她的绳索也是松松的，显得无力和无奈。
　　 一路上，不管警笛呜哇呜哇叫得怎样让人心烦，高粱红还是努力地把马陵市尽收眼底、刻入脑海、印进心里。
　　 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毕竟，她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六七年。
　　 虽然，马陵市把她钉上了苦难的十字架，她还是爱它，谁叫是自己的故乡呢。不爱故乡就像不爱母亲，会被人唾弃的。
　　 今天，她要走了，要走向永远。在那个黑黑的世界里，她并不在乎。所有的人都要去的，毛泽东、邓小平、蒋介石、马克思那么大的人物都得去，何况一个区区的她？只是，她觉得去早了点。她放心不下年迈的养父能否走出这个寒冷的冬天；那个被她从破桥洞里领回的黑丫丫能否在希望的课堂里找到一张求知的课桌；她不是救世主，可是仍惦记着成千上万的下岗职工能否拉动激流中的生存纤绳；那些在某些当权者和企业老总肥猪般的身躯下晃动的红颜薄命们能否得到做人的一点尊严；民主与法制的阳光何时能穿透马陵市的铁幕……唉，不去想了，何必杞人忧天，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越下越大，越下越猛，半天历竟响起了一阵长长的闷雷。马陵的老人说，这雪下得如此之大已经反常了，冬天打雷更是让人惊奇。据说，近百年冬天打雷，马陵市只碰过三次：一次是小日本进中国，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去世那年，这是第三次。前两次还在夜间打雷，这次却是大白天，能不奇怪吗？
　　 不管人们如何愕然，雪还是下得目空一切，下得肆无忌惮，不一会，地面积雪堆有尺余后。尽管如此，马路上的群众仍没有散去，随着警笛声逼近，人们越聚越多，马陵市这天几乎是万人空巷争看押赴刑场的高粱红。
　　 刑车经过时，路旁的群众没人说话，大家只是默默地注视着高粱红，看着刑车把她押进密密匝匝的雪花丛中。
　　 当刑车驶出马陵市区开往天国的通道时，高粱红在远远的路口突然看到两片绿叶，朦朦胧胧的。随着刑车的驶近，绿叶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原来是芳草希望小学的百余名学生。
　　 孩子们一律穿着崭新的草绿色校服，胸前芳草两个黄字分外醒目。站在雪地里的孩子们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两行不断的泪水挂在冻得红扑扑的小脸上。白鸽老师也站在学生的队伍里，手里扶着一抽一泣的黑丫丫。
　　 看到白鸽和孩子们那伤心的样子，高粱红心头一酸，差点落下了泪。但，她忍住了，只微笑地对他们点点头。
　　 刑车离开孩子们时，高粱红又有点抱怨白鸽不该带孩子们来。芳草小学设在偏僻的山沟里，离马陵市有五十多里路，冻坏了孩子怎么办？耽误了功课怎么办？再说，她也不愿意让孩子们知道她的情况，更不想给孩子们那颗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丝一毫的丑陋，不想！
　　 警笛声消失了，人群也渐渐散去，空旷的马路上只有一个黑点在雪中移动，那是一个老头：蓬头垢面，浅浅的麻子毫不掩饰地点在脸上；单薄的衣裤，又破又旧；散落的稻草绳横勒腰间，上衣没扣，敞开着胸膛的酱紫色；一双没穿鞋的灰脚，给大雪覆盖的路面上平添着歪歪斜斜的黑花。可惜，那黑花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又被雪花藏匿了。
　　 麻老头疯疯癫癫地走在雪地里，语无伦次地唱着歌，与其说唱，不如说是喊、是嚎！那喊声、嚎声，很嘶哑，嘶哑得近乎声嘶力竭；很凄凉，凄凉得悲苍哀戚。
　　 雪还在一个劲地下！下！下！
　　 可恶的雪啊，你能把马陵市的一切肮脏、丑陋、毒瘤都掩盖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