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闲暇时，轻轻地翻开相册，一边又一遍地凝视着父亲母亲的照片，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
　　 小时候，我们总是盼望父亲回家，因为，父亲不是每周都能够回家的，他是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回家，却能给我们带来糖果，点心之类的好吃。那时候，这些副食品不象今天是敞开供应，而是要凭粮票或是票证才能买到，父亲蹬着他的专车－－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不平的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在距村子还有好一段路的时候，父亲早早就下车，一直推着车子进村，为的是和一路上碰到的本家族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子们问好，村子里的孩子们，一直跟在父亲的车子后面到我家的门口，大人们进屋和父母亲说话，孩子们则好奇地触摸车子的各个部位，看时候不早了，大人叫上自家的孩子回家，而孩子们大都是不愿意离开，我们姊妹早就按捺不住了，盼望他们早点走，母亲知道她的小谗猫们等不急了，取过父亲的手提包，为我们分发食品，一人2块糖，一个点心，余下的留着是弟弟享用，我们双手捧着点心，一小口一小口地细嚼慢咽，不小心掉下去一小点，都要捡起来吃掉。在物品极为匮乏的年代，这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晚上，寂静的村子只能听到一两声“汪、汪、汪”的狗叫声。我们一家人则是很兴奋地围在一起，妈妈做针线活，我们让父亲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其实就是父亲的成长史。
　　 第一章离家出走
　　 我的父亲出生在西北农村一个并不算富裕，但很殷实的大家庭里，11岁才被爷爷送进村子上的一所私塾学校，接受启蒙教育，最初学的知识便是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3年的时间背完了”四书“、“五经”之后，和我的三叔一起，又被送去离家8里多地的镇子上读正规的小学。父亲很珍惜读书的机会，因为大伯在家种地，一大家子的人都在为生活奔波，只有他跟三叔读书。所以，他学习很勤奋，成绩也很好。可是，就在父亲快要完成完小学业的最后一学期，解放大西北的号角吹响。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大家庭中生活拮据，无力支付俩人的学费，爷爷决定让父亲放弃学业，三叔继续读书。
　　 爷爷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太爷很早就去世了，爷爷过早地担起了家庭的重任，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家的家长。爷爷做这个决定也是迫于无奈，那怕是宁可委屈了自己的儿子，也不能让同族的人说他不公平。可在当时父亲的那个年龄，是根本无法理解爷爷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辍学在家的父亲跟着爷爷和大伯去割豌豆，解放军的大部队从青海追击马步芳的残军出了扁都口，他们一边急行军追敌人，一路在做宣传工作。沿路村子的人们，胆子小的丢下成熟的庄稼躲在家里不敢出门，胆子大点的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热闹，我的父亲不顾爷爷的劝阻跟在队伍的后面，他想看看解放军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当亲眼目睹了一切，又听了他们的宣传后，父亲心里有了自己的打算。对未来还很迷茫的他，更无法谈理想。但是，他不愿意自己就这样呆在家里，他有自己的思想，他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更懂得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道理。那些天，解放军的宣传员走到哪儿，父亲就跟到哪儿，爷爷是又气又怕，怕父亲被抓了壮丁，气的是自从不让他上学后，性格倔犟的父亲不愿意和他多说一句话。
　　 县城解放了，解放大军乘胜追击，为解放新疆扩充部队，在本地招收一批新兵。一天下午，正在收割庄稼的父亲借机跑回家，趁家中没人，瞒着爷爷奶奶及全家人，离家出走了。
　　 第二章追逐梦想
　　 之前，父亲早就看了招收新兵的告示，招兵的地点就是现在的张掖市，那时候称张掖是甘州，在通往甘州的这条路上人烟稀少，道路经常被风沙掩埋，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偶尔有人走，也只是赶着大轱辘马车，朝着大概的方向前行。我的父亲披着黄昏的晚霞，从家中出发。走到县城已是掌灯时分，解放县城时，战争过后弥漫在天空的硝烟、火药味还未完全散尽。城郊外没有清理完的死尸横七竖八堆积，吃红了眼的野狗在尸体中闻来舔去，血腥味中夹杂着腐烂变臭的尸体味。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疮伤，目睹着颓壁残垣的村镇，父亲没有胆怯，更没有退缩。他在路边捡起了一根木棍，以防备野狗袭击。漆黑的夜晚，他忍着饥饿，深一脚浅一脚的、踏着车辙的痕迹前行，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星星，那颗硕大的北斗星，一直眨着眼睛，给他照亮，给他引路。我的父亲，沿着这条漫长而又荒凉的道路，在荒芜的沙漠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行走了一夜的父亲，饥饿难耐。但，看着东方微微发亮的天空，他的心豁然开朗。他要找的目的地-----甘州城，已经隐约可见了。
　　 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父亲被批准入伍。那一夜，父亲激动地无法合眼，第二天，他换上了崭新的军装，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整装待发，为进入新疆做准备。可在老家，就父亲出走的当天晚上，爷爷带领全家人在寻找他，奶奶哭天喊地埋怨爷爷，一家人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邻村的一位伯父，在甘州城看到了身着军装的父亲，他们给爷爷带来消息。爷爷跟大伯连夜启程，赶天亮到了甘州城，找到了父亲所在的部队。当父亲一身戎装站在爷爷面前时，爷爷死活不让他当兵。因为在此之前，爷爷的印象中，国民党马步芳的队伍就是军队的象征。他也亲眼看到在马步芳的部队中，当官的是怎样惩罚和对待士兵的，他找了好多理由给部队的领导，就是不让父亲走。万般无奈之下，经部队的介绍，父亲留在当地，进了地方政府的干部培训班。
　　 正是由于父亲的叛逆性格，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父亲在文工团工作不久，参加了围剿土匪的战斗，虽然没能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但也过了一把参战的瘾。紧接着举世瞩目的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肆意挑衅，飞机在我国东北上空盘旋，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家门口，一批批热血青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高唱战歌，奔赴前线。父亲再次要求到前线去。此时，他在地方政府的军管会担任保卫工作，上级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轻易不掉泪的父亲，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父亲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积极努力地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光荣地加入了他信仰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表彰大会上他遇到了让他一见倾心的人，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贫寒，兄妹9人，她排行第三，家中实在无力抚养，母亲8岁时被送到了远方亲戚家，在那儿她是人家使唤的丫头，母亲受尽了凌侮和磨难。解放了，由于母亲积极的表现，她很快成了一名出色的妇女干部，巧合的是表彰大会上，他们都是劳动模范，父亲还代表劳模发了言。第一次相识，爱，便在他们的心中悄悄燃起。
　　 他们的相爱，在那个年代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解放初期，尤其在农村，一个姑娘自己找婆家，那是怎样的行为啊！况且，母亲的养父母已经把她许配给了别人，但母亲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他们以断绝关系要挟母亲，可是，决心一定的母亲没有屈服，冲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毅然决然地和父亲结合了。
　　 第三章命运的转折
　　 正当父母亲满怀信心，在事业上大踏步前行时，那场置人于死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对党衷心耿耿的父亲，因对工作认真负责，没有夸大事实，没有向上级造假，更没有虚报亩产能突破千斤或万斤的谎言，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结果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很偏远的藏族地区接受改造……
　　 每当讲到这一段，父亲若有所思，转身下地说；“不早了，该休息了。”开始，我们不以为然，并没感觉到异常，可好几次都是这样，哥和姐都不解地看着父亲，我和弟弟也是硬缠着父亲让他讲完，“爸，你讲完吧，我们都不困，”弟弟求助旁边的母亲，可母亲默不作声，专心地纳着鞋底，使劲地抽着麻绳，像是把满腹的心事都纳在鞋底之中。
　　 后来，我们渐渐懂事了，问母亲到底怎么回事，讲给我们听好吗？我们用加倍干活的行动，让母亲给我们揭晓父亲不愿触摸的“伤痛”。
　　 原来，父亲“改造”的那个地方极为落后贫穷，天灾加人祸，使刚刚从苦海里脱离出来的老百姓，没有一点防御灾害的能力，别说粮食，就是能吃的野菜都让人挖光了。有的因饥饿而死，有的外出以乞讨谋生，“十室九户空，千家守一锅”的凄惨景象是当地的真实写照，剩下极少数的人，也由于饥饿倒下去的越来越多。一位母亲，她三天没有吃一口饭，饥饿中的孩子躺在炕上已经无力再起来，无奈她偷了队部的两个洋芋，塞进裤脚里面，可不料还是被人发现了，噩运也随之而来，可怜的她拖着虚弱的身子，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游行，她的孩子就在她被批斗时，永远离开了她，离开了人世，当接受完批斗的母亲回家发现儿子早就咽气，她也跳崖自尽了。耿直的父亲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他冒着坐牢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并想尽各种办法拯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上面给他的口粮，也是每天几两的标准，每顿饭，也只能喝点清汤，即使这样他也难以下咽，看着那些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们，父亲怎能忍心不拯救他们呢，他也因长期饥饿引起严重的脱水浮肿，不能下地了。
　　 就在这危难时刻，中央召开了西北局会议，彻底纠正错误路线，紧急抢救被下放的人员，组织上派人去接父亲，他是被人用担架抬回来的。当父亲被送回家时，一年没见过父亲面的母亲，完全不认得了，他脸因浮肿变得特别“胖”，躺在床上不能动，给他喂水，喂饭也不知道下咽，下意识的动作只是缓缓地摇头，或点头。看着父亲的模样，母亲认为他不可能康复，迟早会离开她、离开人世的，只是时间问题。想想一年来遭受的冷眼和歧视，再看看一直昏迷的父亲，母亲有点绝望。虽然父亲只能说断断续续的话语，但他一直还是在鼓励母亲，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为了他们的孩子，哪怕是他不在了……
　　 听到这儿，我们全家都泣不成声……
　　 在那样疯狂的年月，幸运的是我父亲保住了性命，还有更多的和父亲一样的前辈们，没有等到为他们昭雪的那一天，永远长眠在了带给他们痛苦和屈侮的地方。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康复，恢复工作，并再次担任领导职务。虽然，那场运动给父亲的身体带来了伤害，心灵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可他坚定的信仰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一如既往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们兄妹的相继出生，给父母亲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同时也给他们增添了更大的负担和意想不到的麻烦，哥哥还不到上学的年龄，我又很小，爷爷奶奶远在几百里之外，照顾不了我们。父亲的工作不容许他分心来照顾家庭，这样就难为了母亲，有时候，我们被反锁在家里，母亲回来后看到的情景是大的抱着小的一块哭，母亲上班一直放心不下我们。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为了我们，母亲忍痛离开了她挚爱的岗位，辞去了她热爱的工作，回家做了家庭主妇。
　　 六十年代初期，上级号召动员干部家属到农村去，父亲带头送我们回老家，当时母亲是有怨言的，因为很多领导都是持观望和等待的态度，可父亲毫无疑义，他说“上面这样做，自有这样做的道理，我是领导，是党员，我不带头，还有谁带头？”他耐心地说服母亲，把母亲、哥哥、姐姐和只有3个月大的我，义无反顾地送回了家乡。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两地分居，农村的条件是艰苦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的维持生计。刚到老家，我们四口人吃的是商品粮，可老家十多口人有时也是等米下锅，我们的口粮要养活一大家子人，自然我们有时也得饿肚子。六岁的哥哥，每天跟着婶子挖野菜，四岁的姐姐给伯母看孩子，嗷嗷待哺的我，饿得哇哇乱叫，每顿饭都是用菜汤充饥，母亲还要用奶水喂我，就在这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她没有再埋怨父亲，每次写信只是给父亲报平安。
　　 难熬的日子过了3年，父亲调动工作，回到了老家的县城，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母亲操持家务，我们的好日子刚刚开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是一个曾让一代人蒙受冤屈的运动，我的父亲也不例外，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关进牛棚长达三年之久。造反派们给他定的罪名是“一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四章患难真情
　　 在父亲被关进牛棚的三年里，我的母亲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经受了身心的的巨大折磨。
　　 母亲回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和许多人在饲养场干活，别人在一起唧唧楚楚说话，好像有意躲着她，从他们的眼神中母亲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发生，晚上收工，一位大伯有意落在后面叫住母亲，说明了真相。原来，去县城办事的人，亲眼目睹了红卫兵在父亲的单位夺权和批斗父亲的全过程。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母亲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运动刚开始，她就感觉到，父亲这次又是躲不过去的。回到家，母亲面对的是不懂事的孩子们，哥哥稍大一点，可母亲不愿让他分担大人的痛苦。一整夜焦虑难熬没有合眼的母亲，待天刚蒙蒙亮安顿好我们，向队长请假，迎着刺骨的寒风，步行去县城看望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