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朋友传话，说施晗已经改弦易辙，将即将创刊的《期》定名为《旗》，并以追求“自由、博爱、求是、进步”为宗旨。闻之，最初颇感振奋，稍加思索，不禁莞尔而笑。
　　 旗，《说文解字》训义为：熊旗五六游，以象罚星，士卒以为期。足见旗之一词，无论如何引申，都离不了“明确的指向”，与“惩罚旗下”两层基本含义。
　　 很明显，有明确的指向，必然排斥其它方向，即谈不上自由；而以惩罚为手段，驱策士卒去厮杀，则难以言博爱；至于求是与进步嘛，的确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但是，既然事先已经预设了明确的指向，便难免固守陈规，使事实求是成为空洞的口号，而非实际的行为准则，而与之相应的所谓进步呢？
　　 毋庸置疑，我们在物质文明方面确实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人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吗？
　　 在8月11日题名为“回到老家祁东”的日记里，施晗写道：我们一行五人在祁东一家看起来很体面的酒店住下，外围整齐的家具和装饰，让我们轻易相信了他的安乐的事实，但是久未擦洗的地毯，已经残缺的桌椅，甚至泛着霉味的被套，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曾经充满期待的酒店。
　　 毋须置疑这段描述的真实性，包括那家糟糕的酒店，和作者当时的感受，因此不难看出作者对安乐的期待，与对那家酒店的失望。
　　 期待安乐，当然是人最正常、最自然的情感。但是，假如完全让物质左右我们对安乐的感受，那么，我们的精神是否可能因此而萎缩，以致化为一种类似于物质的东西呢？
　　 《说文解字》在训释旗之一词时，还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周礼》曰：率都建旗。率者，帅也；都者，都主。二者都是拥有相当实力的人。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疑问：施晗真的拥有做旗手的实力吗？
　　 在上面那段日记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不止一个病句，与错别字。无独有偶，传闻施晗主编的某套丛书，其中某部十二万字的书中就有近六千个病句，与错别字，换言之，错误率高达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其实并不是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假如所涉及的，是稻谷中的稗子之类的杂粮的话。此外，中国男人们有一种共识，那就是：堂客，是别人的，就乖；儿子，是自己的，就好。所以，如果把80后的施晗看作一个后起之秀的话，我们当然不必苛求，甚至应该象某些著名作家和教授所做过的那样，抓住某种值得肯定的特质，放肆鼓吹，只要不把薄薄的橡皮球吹破就没事。
　　 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初学者，而是一个被推许为“新时代的鲁迅”的旗手，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施晗真的具有鲁迅先生的那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吗？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不是以动物的血统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存续与发展就是最根本的标志。而语言文字的存续与发展呢？
　　 在个别场合，施晗解释说，之所以允许存在甚至刻意保留某些病句与错别字，是因为现在的年轻读者们就喜欢这种错别字连篇的东西。这确实可能是不诤的事实，因为有一直受着众多年轻人追捧的韩寒、郭敬明之类的明星在那儿摆着，可以作为佐证。
　　 但是，这是否意识着，中国的语言文字应该以错别字连篇累牍作为发展方向呢？前面说过，百分之五的稗子并无妨害。但是，假如是百分之五的盐酸呢？
　　 以个人所见，中国80后与80前现在普遍缺乏的，并无二致，只是觉悟。
　　 中国的贪官污吏有星期天扫烟筒打零工挣钱的德国市长之类的觉悟吗？中国的富士康们有美国的比尔盖茨和其他四十位富豪捐弃一半乃至全部财产之类的觉悟吗？已经在给自己唱挽歌的以虚情假义为能事的中国老文阀们，又何曾有过《新青年》的觉悟呢？作为独唱者的韩寒，所歌唱的其实也并不是以觉悟为基础的自由，而是让老家伙们给娇宠出来的所谓个性；那么，施晗呢？
　　 莞尔而笑之后，接下来的，但愿不是无可奈何地苦笑。
　　
　　 2010年8月25日于罗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