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四岁的弟弟，叫燕青。有一次，因为小孩子嘴馋，为了买两根冰棍，偷偷从抽屉里拿了两只鸡蛋，母亲当天就发现鸡蛋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审问。她拿着一根竹条，让我们老老实实交待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吱声。父亲在一旁见我们都不承认，说两个人一起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条，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父亲手里的竹条无情地落在弟弟稚嫩的背上、肩上，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严厉地骂到：“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东西，将来长大了还了得，小时摸针，长大偷金！”我在一旁吓得浑身发抖，既不敢吭声，也不敢承认。白白让弟弟替我受罚，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事隔多年，弟弟为我挡竹条的情景仍让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一年，我6岁，弟弟才4岁。
　　
　　 为了给家里人争口气，也为了走出穷山沟，在1982年那一年，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
　　
　　 中学的学习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学杂费是父亲满村子借的，米是母亲四处东凑西挪的，每月10元钱的生活费不足以满足正在长身体我的菜钱，有时为了节省开支，我不得不用零钱买一点路边小摊小贩腌制的咸罗卜干，寥以充饥；有时买上两块豆腐；有时也用酱油泡泡饭，应付了事。
　　
　　 好几次，我端着饭碗，迎面碰上刚下课下楼的班主任沈璞生老师，他惊讶地发现我的碗里只有几片干巴巴的罗卜片，心酸地对我说“以后星期天你去我家吃饭，好吗？你在长身体，天天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眼泪在老师的眼眶里打转。我内心感激不已，但我明白，谁家都为难，我不能增加老师的负担！
　　
　　 几个星期之后，老师看我没有听从他的召唤，为了能让我实在地改变一下生活的条件，专门从学校教务处为我申请了最高的奖学金（15月/学期），还在教务处为我挣来一份勤工俭学的杂活。每天晚饭后，用小推车清理食堂的垃圾，每车学校支付2元钱的工钱，算是帮我缓解我高中生活窘迫的经济压力。
　　
　　 一个月下来，我也挣来20多元，加上我舍不得花掉的10元钱的奖学金，我手头算是宽松许多，这时候我就想到我弟弟。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花了12元钱买了一套运动杉，想给弟弟一个惊喜。
　　
　　 正当我憧憬回家时弟弟高兴的神态时，突然传来从家里发来的加急电报“弟弟病危！速归！”我两眼发黑，祸从天降！等我回到家中，弟弟已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过早地离我而去。手捧我为弟弟购买的运动杉，我欲哭无泪！那一年弟弟才13岁。
　　
　　 时至今日，我常常会想起我和弟弟在一起的往事，恍如昨日。
　　
　　 这篇文字聊以悼念我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