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秦腔》自2005年出版后，就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说《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的终结。这部作品，非常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历史在这样一个后改革时代的终结”。他说贾平凹不仅是中国纯文学“最后的大师”，而且也是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中年批评家李敬泽说：“这部小说极端地瓦解了我们目前为止的关于乡土写作的所有成规、想象方向，它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是一部使我们非常吃惊的作品。”女作家范小青说：“也许《废都》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更特殊些，甚至更重要些，但《秦腔》是经典。”
　　 看罢《废都》，人们就在等待一部“废乡”。现在“废乡”终于以《秦腔》的名字出现了。这一说法引出一些笑意。
　　 《秦腔》并非是写戏台上的秦腔，而是要描绘一曲“秦人之腔”。在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下，新一代农村正不可避免地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的秦腔，它在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即使清风街上有那么多的人曾像热爱生命般地热爱它，但它仍然宿命般地走向衰败。《秦腔》表现了这种冲突，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嬗变，而人有被裹挟到浪潮中的身不由己。
　　 贾平凹曾以《我是农民》给自己作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乡土是他诞生的摇篮。所以，他常常依托乡土风情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想境界，以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艺术目标，注重艺术性与审美性，追求民族化特色。在这方面，他与汪曾祺先生同出一辙。
　　 贾平凹说，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在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土地养育了我们。当国家实行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就是从农村开始，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你到农村去，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腊月•正月》和《浮躁》等，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写成的。但许多年过去了，农村停滞不前，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农村又成了一块社会压力的泄洪地。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来，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踉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在一步步从土地出走。我去过很多农村，对故乡的事更清楚，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在心头。我矛盾，忧患，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
　　 他说，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会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呢？
　　 秦腔唱腔，分欢音、苦音两种。贾平凹说，他在小说中所录的秦腔曲牌，多为悲凉之慢板。
　　 许多人在解读《秦腔》时，读出了“挽歌”的味道。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也许是千年以来的巨大变化，原来的乡村生活及其文化形态正在分崩离析，如秦腔一般，成为绝唱。《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说，读完《秦腔》，他感觉心堵。《秦腔》所表现的，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联。
　　 评论家郜元宝说，贾平凹是“中国一等伤心人”，《秦腔》满含辛酸之情。
　　 从陕西东南，沿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是贾平凹的出生和成长的故乡，他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岁。他在祠堂改的教室里认了字，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写对联、铭锦。棣花街虽小，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父亲去世之后，贾平凹把母亲接到西安同住。想起故乡的老街，想起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贾平凹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一本书。因为故乡将出现另一种面貌，而那将不再属于他。
　　 《秦腔》透过疯子引生的视角展现了清风街上近二十年来人们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小说中的大家族夏家就是贾家的剪影，其中很多角色都是以贾平凹家乡的各色人物为原型。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贾平凹始终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他在《秦腔》的后记中这样写道：当我雄心勃勃地在二零零三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来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根线端端冲上屋顶……
　　 小说中的清风街就是贾平凹的故乡，陕西省丹凤县棣花村里的棣花街，棣花村自古崇文尚墨,贾家是一个大家族,在当地颇有威望,贾平凹的父亲在县上教书,贾平凹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是威严而可敬的。
　　 但对一般阅读者来说，再没有这部新出版的《秦腔》来得那么复杂与困惑，甚至阅读本身也成为障碍：一个近200多万字的乡村故事，几乎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全是各家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邻里纠纷与乡村闲话，就那么细箩筛面般地一点点往下漏。以至于有评论说，这已经不是一部乡村编年史，而是一部编时史。小说的各章之间甚至没有小标题提示，语言也是不经过任何转化的陕西方言，一些语词的生猛鲜活之处，大概只有陕西人才能领略。文字之间，不时穿插一些秦腔曲谱。而就小说叙述而言，虽然借用一个名叫引生的傻子的视角在讲述，但常常不自觉间又变成了全知视角。而这个一直对漂亮的秦腔演员白雪一往情深的傻子，在小说写不到30页时，就做了自我阉割，让后来的叙事变成一种欲望消弭之后的表达。
　　 在评论家看来一个纯熟的写作者所能消除的阅读障碍，贾平凹在他的新作中似乎都那么任性恣肆地横亘着，而从另一方面，他又从自身角度感受着写作的艰难———一种近乡情更怯的写作矛盾。面对故乡写作，对贾平凹不是第一次，他是携着商州踏入文坛的，那商州就像沈从文的湘西，成为一个作家的文学故乡，可以写得无比轻灵美好,寄托无限想象。而这次面对清风街，贾平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贾平凹的笔触却明显变得滞重混沌：“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在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不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与感情写下它。”
　　 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一些看似美好却又无法挽回的记忆以及近20年所面临的转型与迷茫,都融在张家长李家短的琐碎事中。到底吃饱了饭的农民应该往哪走，好好的土地为什么留不住年轻人,古老的秦腔何以比不上流行歌曲的吸引力?乡民与乡政府的冲突根源又在何处？这种当下乡村所面临的焦虑与迷茫，弥漫于小说之中，又都沉潜在文字下面，表面碰触的，则绝对只是一些乡村里的寻常事，还有引生对秦腔女演员白雪无以复加的爱恋。在引生眼中如仙女般完美的白雪，最后也从辉煌的戏曲舞台走向乡村红白喜事的应景之地，连城里的作家也与她签下一纸离婚书，乡村命运与秦腔这一古老戏种的命运就这么互相叠合着，引出一声混沌苍茫的慨叹，而能传达这种慨叹的，大概只有那些秦腔曲牌与曲谱了。
　　 可以说,有了这些随时穿插的秦腔曲谱，小说《秦腔》细密的文字之下，便有了另一种声音。喜欢的人都自然会在小说日常的叙事中玩味沉醉。
　　 在《秦腔》这本书里，贾平凹对陕西方言的喜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全陕西方言造成了阅读上的秦腔韵味，得到的是某种乡土的体验，从而形成小说最基本的语言美感。贾平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早从《废都》《浮躁》中就表现出来，当时人们说他的语言特点一是空灵，二是动词名用，虚词实用，受古代散文影响较明显，贾平凹无疑是当今中国作家中对汉语言文学最具贡献的一个，就连对他的创作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语言天才”。从《废都》以来，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已进入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并且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他把从庄子散文到中国古代文人才子的笔记小说、白话小说的白描、对话，甚至肖像描写融汇于当代生活的口语之中，洒脱、简练，而又古朴、传神，给人一种朴素自然的美感。
　　 语言之所以被称之为民族生活和文化的活化石，就在于它丰厚的文化传承，贾平凹、余光中们对古代语言传统的重视，以及更多作家向民间的学习，不仅是文学之需要，而且是正本清源，尽自己改造并规范民族语言传统之责任，平凹式的简古倒装句，已成为当代中国散文语言的一大范式。
　　 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贾平凹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趣味,进行语言的冶炼,使他的小说语言闪现出艺术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