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Democracy一词的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demos，意思是人民；kratein，意思是统治。在古希腊时期，民主制——人民通过定期、自由、公正、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的政府体制，是相对于君主制和寡头制而言的一种体制。显然，对于汉文化来说，是典型的“泊来品”。在经历过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淘染之后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适合统治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政治模式，那么，它的普遍推行的企图是否广泛适合当今处于发展进化过程中的“非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各个国家？包括信仰、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第三世界各国？当然包括中国。答案是否定的。
　　 关于西方民主制度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可持续收益确实有目共睹，在西方社会向“非西方民主制国家”大肆推销“西方民主制”的“普遍价值”的时候，我们是否仍然要重犯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盲目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导致的“过度消化不良”而付出昂贵甚至惨重代价的覆辙？“全民民主”、“普遍民主”、“永恒民主”等等包含西方民主文化的民主概念背后，与我们历经几千年文化孕育的政治文化理念间的文化冲突，对民生、民计、未来治国方略的推行会产生怎样的动荡、扰乱、甚至对历史文化链条的覆灭性的阻断是怎样一种灾难？我们是否可以不负责任的不加思考？抑或不管不顾？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它的“性能优劣”，同时，任何一种政治文化理念的产生都是一种赋有特定文化历史的产物，任何一种政治文化模式存在、发展、不断完善过程的动力一方面源于它所附属的文化所具有的“吐故纳新”、“自我修正”的”进化系统“；另一方面也受制于文化土壤滋养下的观念、信仰、接纳方式的包容与助推。我们几千年下来的政治文化理念抑制的恰恰是我们文化中赋予个人行为的散漫、波动、从众、固化，起到了高度凝聚、唤醒大众意识的领导作用。西方民主的政治效益更多的是通过政治技巧的精致和完备使国家治理的概念进行精确安装，而我们的“一党制”则是政治理念以行政方式的传达，激活社会各个阶层的吸吮细胞，使之在民间自由消化、生根发芽。如果说中国人需要民主，那么这种民主一定是要符合民意的民主。
　　 民意得到普遍尊重、民计民生得到广泛关注落实、一个相对公平、符合大众利益的制度的落实，这个就是中国百姓做需要的。中国民众他们更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路不平众人踩、理不平众人抬”、“政府不公全民呐喊”、“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政治文化特征。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国家的关怀、每一个百姓都关注国家的完整、稳定、繁荣、强大并且都愿意为此献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西方民主理念下不可能出现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所体现的“政治凝聚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根生蒂固，这不仅仅是我们文化背景中的基本属性，更是政治文化理念深入普通民众的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无坚不摧的强大是西方所谓“民主制度”无法体会、更无法获得的文化母体所赋予的“天时地利”。
　　 中国大众所“计较”的“个人权利”与西方民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西方民主政治的渐进熏染锻造过程中，西方社会的社会细胞表面上依旧以家庭意义为计量单位，实质上更突出的是个人的权利的绝对主张的社会认同与张扬，通过制度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牢固”的相对位置和位置的“不可替换性”，个人权利的“绝对化”推崇在制度的运转过程中为制度人为地制造了强大的博弈对手、使“为国效力”与“国家为民”等一些义务与责任行为成为了“必须以物质或金钱出价”的“国家建设成本”，亦即“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在是养育和反哺的关系，而是“掠夺与抗争”、“标价与购买”的商品实质关系。我个人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唯一出路或必然出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了的，那就是，正是西方建立在“以资本激励为社会发展动力”的民主制度使人的自然属性逐渐退化而成熟的物质金钱社会中“物化”，人为的推动为完成“制度的完善”而过速攫取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从而导致地球与人类自然意义上的“衰化”、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为急速掠夺业以枯竭的资源、疆土甚至种族生存竞争而发动的连绵不断的全球性、局部性扩张战争”，直接导致的世界物质财富的高度聚敛后的“贫富两极分化”。由于资源掠夺带来的“资源枯竭”给民主制度本身造成的“生存恐慌”不得不推动“民主制度高度发达国家为制度的生存前景进行更为广阔、更为精细、尖端的以获取新资源为目标的技术开发”，为适应和维护这种全新的“资源掠夺”而日益更新、完备、精良的“民主制度”试图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手段“改良甚至颠覆、毁灭”其他非民主制国家传承下来的“文明”，归顺西方民主制度的“衣钵”而成为“西方民主制度政治图谋下的物质利益扩张的牺牲”，我想，这才是西方民主制“造福全人类”的真正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