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哥：近来安好！
　　 好久不给你来信了。自从有了电话和手机以后，写信变成多余，也懒得提笔。一旦有事，在电话里说完就了事。其实有些时候有些事在电话里并不好沟通，还不如写信，更能表达我们之间的情谊。趁这次网易网在博客上征集“给至亲的亲人一封信”话题的机会，又恰逢2010年中秋佳节，我便想利用这个端口，将我们曾经的往事写在纸上，为记忆添点色彩。
　　 （一）
　　 曾听父母说起过，在生我们兄弟姐妹之前，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可在年幼的时候因无人看管，加上营养不良而夭折。因此哥哥也就成了家中的长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算上是家中最幸福的人了，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全部都齐了，一个也不少。只可惜在我高二的时候，弟弟又不知得了什么怪病过早地离开我们，给我留下了终身的缺憾。
　　 哥哥只比我大两岁。从小到大，我一直都受到来自兄长的照顾……。
　　 我从小依赖哥哥。记得哥哥刚上学的时候，看到他挎着大人用手工缝制的花布书包，装着学校发的、带着书香气的、崭新的新书，煞是羡慕。我一时兴起，硬要哥哥带着我一起上学。大人说：你年纪太小，不到上学年龄，学校不收。好说歹说，也没能说服我，我还是死皮赖脸地跟着哥哥后面磨蹭，偷偷跑去了。用小凳子坐在哥哥身旁，我就成了他们班上唯一的、特殊的“插班生”。
　　 我经常期负哥哥。小时候，家里很穷，吃根冰棍都是很奢侈的事。一次，父亲卖柴禾回来带回两根冰棍，原本打算兄弟俩一人一根，可我不肯，想一人独占。母亲骂我不懂事，说我吃独食。哥哥看见母亲生气了，急忙替我解围：“没什么，冰棍太冷，我牙齿受不了。给他吧！”现在回想起来，哥哥的谎言不值得往下推敲。
　　 不怕笑话，小时候，我们也干过不少偷鸡摸狗的事。下河摸鱼，我在岸上看衣服；上树偷人家的桃子，我在树荫下放风……而我总是跟在他的身后。运气好，我还可以饱饱口福，偷着乐；运气不好，有哥帮我顶着，大人怪罪下来，自然是做哥哥的错误引导。凡此种种，在哥哥的羽翼下，我少吃了不少来自父母的棍棒，觉得做弟弟真好！
　　 我的运气从来都比哥哥好，做事也顺利些，可能是一顺百顺，而哥哥却总是坎坎坷坷。出生在六十年代，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那段动荡的岁月。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运动”天天有，“大字报”满天飞。
　　 记得那是初中毕业，哥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管理区（过去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东荆中学。在政审时，有一位老师发现我家成份是“富农”（地、富、反、坏、右，是专政的重点对象），对录取提出异议，而怀有正义的一些老师觉得对成绩这样优秀的好学生，应当减少政治上的干扰，重点推荐，他们之间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但当时，谁也不敢顶着政治的压力，只好无奈地将哥哥拒之校门之外。那时，哥哥还只是一个12岁（小学五年制、初中2年制）的小少年。回生产队干活又嫌太小，哥哥只好辍学，以牛为伴，当起了放牛娃。一个小孩年纪轻轻，就这样，白天割牛草，晚上到山坡上放牛。从春天一直到秋天，天天下到棉花地里，一身汗、一身泥地割牛草。辛苦挑回一担100斤重的牛草才换回半个工分（生产队计工分）！爸爸不忍心看到他小小年纪挑这么重的担子，怕影响小孩的成长，便和当时的生产队长说情，看能否在生产队学开抽水机（柴油机，当时也算技术活），可同姓的队长一点不留情面，不屑地说：“富农子弟还想干轻松活，偷懒，挖社会主义墙脚！”不仅没有照顾，反倒扣上一顶政治帽子，给爸爸气得两眼冒烟，浑身发抖。
　　 前辈人的过错难到真要由下一辈人来承担？前面的生活看不到一丝希望……。
　　 左也盼，右也盼，何时“太阳”才能照到我们的头上？
　　 正当走途无路的时候，“四人帮”被打倒。“春雷一声震天响，来了救星共产党！”当时全家人的心情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终于迎来了一线生机，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中央来了文件，说是升学取消成份限制。我们成份一栏由“富农”变成了“社员”。全家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哥哥复读的事。爸爸带着极大的耐心，走东家串西家，找到当时学校的吴校长。提起当年因成份耽搁小孩学业，他深表同情，加之符合上级政策，也因此没费多少口舌，当即同意哥哥重新入学。哥哥重新步入学堂，再次拿起书本，有些欣喜若狂。他更加勤耕苦读，分明是想追回那些逝去的岁月。
　　 而我初中毕业，适逢当年恢复高考，与此同时中考也随之恢复。平时在班上调皮捣蛋、名不见经传的我，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挑着被子，提着大米，参与到中考大军。文革期间，盛行“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上学没上过几天课，没学到多少书本知识。
　　 那时还小，不知道中考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何等重要！在考场，我不小心碰到座位后面的同学，还给监考老师警告一次，考试应该没什么希望。
　　 谁也不会想到我会被录取！一个大队几十人参加考试，只录取六人，而其中居然还会有我一个！这是我们家好多年来没有的喜事。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不了什么，但也值得高兴。
　　 我读完两年初中，觉得上大学是太遥远的梦，便有了休学的念头。初中毕业，我便告之还乡，在家闲下来。
　　 无所事事终久不是好事。按当时的风气，有个一技之长，不管是瓦工、木匠、还是裁缝，能养家活口就行。爸爸提议要我去学一门谋生的手艺。想来想去，想到有一个堂兄是木匠师傅。可是由于家贫，一是别人嫌弃家庭无钱无势；二是连请客送礼的钱都无着落，拜师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学艺最终也成了泡影。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无形中听说有一个远房的亲戚在北口中学当校长。爸爸慕名前往。父亲道尽家中的为难之事，诉尽望子成龙迫切之情，经过一番好言相求，送了一点礼，亲戚才勉强答应下来，让我先过来试试。
　　 转学来到北口中学，我又从初一开始重新复读。
　　 北口中学在恢复高考后，成绩显赫，每年都有一批学生被高校录取。一所普通中学，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着实厉害。一时间在当地威名远扬、名声鹊起。哥哥听说北口中学是名校后，也要爸爸把他从老家转过来。而哥哥复读的东荆中学一直把他作重点苗子重点培养，每年都给他一定的奖学金，想在将来的考试中为学校争得名誉。提到转学，校方非常生气，转学的手续一卡再卡，迟迟批不下来。后来通过疏通关系才办到转学手续。
　　 （二）
　　 国家拨乱反正后，我家也随之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我们兄弟俩在北口中学开始了学习上的“比、学、赶、帮、超”（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哥哥读初二，我读初一。
　　 刚到新的学校，有些生疏，加上年纪不大，一下子适应不了新的环境。
　　 记得一次语文课，老师听说我是复读生，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结果我一问三不知，上台做道题也没做出正确答案，当场出尽洋相。我的自尊心受到莫大的伤害。我要努力！不为别人，也要为自己争口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着想。要想出人头地，学出点名堂来，我可不能就这样混几年，打发时光……
　　 说句心里话，哥哥比我用功许多，他经常在棉油灯（用破碗底翻过来，盛点棉油，放上棉线作灯芯，进行照明。而煤油要票才能买到）下，一学习就是大半夜。在哥哥的影响下，我暗下决心，要和哥哥比高低！
　　 来到北口中学，我们必须在校住读，每个星期，大人帮我们送米送柴，周末自己回家带菜。我们带的有豆腐、豆瓣酱、腌制的韭菜、罗卜干……这么多年来，从没在饭堂打过一份炒菜，但我们从未觉得苦。
　　 每个星期六（当时是六天工作制）下午，最后一节课还没结束，我的心早已飞出窗外，就开始想着回家了。准备好要带的换洗衣服、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急匆匆往家赶。学校离家有10多公里的路程。走在回家的的路上，感觉回家的路特沉、特长、特辛苦，而从家返回学校，又觉得心情要轻松、愉快许多。那是因为回家时，下午省一顿饭，一下课就直接回家，途中肌肠咕咕，而从家里出来一定是饱餐一顿。
　　 走在回家路上，望着长长的马路，有时饿得眩晕。回家途中要经过一片大大的田野，有时看到别人家菜地里种的萝卜，也顾不得干不干净，偷偷地拔一根带着泥土和着往下咽，聊以填填咕咕叫的肚子。快到家时，只要一眼能模模糊糊看到家的影子，浑身就来了劲头，回到家，再累再饿也没有了感觉。家里的大人这时常常会在家门口伸长脖子望着学校的方向等着儿女们回家。回到家，母亲总会把舍不得吃的、留着换盐的鸡蛋拿出来，放上厚厚的一层猪油，做出一大碗蛋花汤来，算是给我们加菜，美美地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饱饭。谁也不会想到，高高的、满满的一大钵子饭兄弟俩能一口气把它吃个底朝天。等到第二天下午又要返校了，家里再准会一些下饭的菜让我们再饱饱地吃上一顿，为下一星期的肚子垫底。
　　 既使这样，我们也乐在其中！
　　 那年期末联考，兄弟俩的成绩在全镇范围的中学当中大放光彩，各科成绩均在前10名之列，总成绩分别排在各年级的前三名，校长大人知道后还专程叫我们去他办公室，当面表扬了我们。我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总结大会上，兄弟俩轮换上阵，抱回一大堆奖状、奖品，父亲见状，兴奋得手舞足蹈，逢人便讲，见人就说。过年了，家里墙上四周挂满了兄弟俩的奖状，还省了买年画的钱。
　　 也是在那一年，同姓的伯父也希望儿子成长求父亲帮忙把堂弟也转到这里。也许是他没有读书的天赋，又不用心，等到了期末，考试就傻眼了，各科考试成绩均不及格，排在倒数第一，被学校强行退学处理。看我们带回的是奖状，而他带回的是退学通知，气得伯父暴跳如雷，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了事。
　　 那时节，按家庭条件，我们没有过多的要求，也没有过高的期望，只要能像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就心满意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那是令人十分羡慕的一件事。于是就有人想出奇招，送小孩当兵、找门路招工……而在我们家，一没有资格，二没有门路，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读书。
　　 每逢冬天，公社要兴修水利，父亲要去很远的地方开河做堤。一去常常是十几天，有时甚至是好几个月不回家。有一天，大家完成了任务，图一时高兴，在一起聚餐，喝了很多酒，话不投机，父亲和同村的大爷们吵了起来。提到小孩的事，有位大爷看我们这么穷，小孩穿得破破烂烂，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觉得我们成不了大器，就随口说出气话：“你儿子也想吃商品粮，做梦去吧！如果他能考上，我赠送路费！”旁人看不过眼，纷纷打抱不平，有一人当场就说：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说不定别人就考一个给你瞧瞧。
　　 还记得，农村还没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之前，生产队农闲时，常有很多人俩俩结对、三五成群挑着担子到处捡鸡粪、猪粪、牛粪，捡回来交到生产队换一些工分。有一天，一班人跑到了远远的网市镇，经过北口中学，刚好停在学校的宣传栏的旁边休息，无意之中瞟了一眼用红纸贴在宣传栏上的光荣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光荣榜上排在最前面全是熟悉的、我们兄弟俩的名字。回到家经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像长了翅膀，在整个大队传开了，而且还神乎其神地描述一番，传得我们要多厉害有多厉害。惹得那些轻视我们的人再不敢不相信：一切都有可能！
　　 初三，全县举办数学、英语竞赛，哥哥参加数学竞赛。正常情况参赛费用由自己出，如果获奖，学校给予奖励。第二年，我也经过初赛获得龚场镇的前六名，获得到县城参加全县的决赛。这可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县城。衣服是补丁加补丁，路费也没有着落。带队的老师急得团团转，问我：“批你两天假，回家换件像样的衣服，带多一点钱！”“这就是我最好的衣服，钱可能没有办法。”我无奈地告诉老师。实在没办法，老师只好一边打报告请示校长，请求学校资助；一边找人帮我借衣服。在老师千方百计的谋划下，我才踏上去县城竞赛的路途。星期天来不及回家，父亲以为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晚上，抽空专程连夜赶路送菜给我，刚好碰上我从县城回来。听了我的叙说，他才放下心来，转怒为喜。兄弟俩转学至今，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用钱方面，真没让大人费多少神。
　　 哥哥初三毕业面临一次痛苦的决择。按家庭现有的条件，供两人读初中都已相形见肘，更不用说将来要供一个去县城读一中，一个读初中了。那就是齐天大圣也无法解决的难题。父亲迷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办法：让大的读师范学校，学校包吃包住，减少了一笔相当大的开支，这样才能保证让小的继续上学。否则，就会成就一个而耽误另一个人的前途。可是哥哥压根不想当老师，不愿读师范，他任性地填报的是县一中。哥哥与父亲为此发生四天的冷战。经过母亲和姐姐的劝说，答应读完师范，如果还想读大学，可以再参加高考，哥哥听到这样的安排，才勉强答应了父亲的要求。而父亲还得通过校长亲戚的关系把“一中”的志愿，改成“中专”。就这样，哥哥才去读了洪湖市新堤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