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那年，我还是个列兵，正在狼牙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里驻训。估计是怕影响我的工作，也可能是知道我请不下假来，家里没有通知我。直到第二年探家时，我才知道了这个变故。
　　 尽管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个古怪而倔犟的老头，可对于他的离去，我的悲伤依旧无法名状。这种血脉相连的悲痛曾一度使我偷偷哽咽——他是我明白生死以来，第一位离我而去的亲人。
　　 我是个纯粹的唯物论者，清楚人死就跟阿猫、阿狗的死一般模样，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我仍然不愿接受这个事实——甚至于在某个混沌的夜里，会看见爷爷的重生。
　　 他依旧会站在那里，长长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疤痕。这时，他会朝我笑，并告诉我自己过得很好，让我别为他担心。他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干，争取活出个人样来……他会说很多话，直到我睁开眼睛。
　　 每当我从这样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时，总会感觉心里怅然若失，久久无法从这种涩涩的情绪中彻底摆脱出来。
　　 爷爷的不辞而别，给我留下了一个深深的遗憾：对于他，我究竟了解多少呢？
　　 有机会与爷爷近距离接触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农村少年，除了每天的上学、放学，帮家里干些农活外，几乎没什么细腻的心理感受。如今，当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时，爷爷却再也没有给我这个机会！这一切使得他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模糊的身影。
　　 然而，爷爷后颈上那道长长的刀疤，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记忆仿佛陈年的老酒，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我的脑海里散发出愈来愈浓烈的味道，以至于不把它喝下去就会使我寝食难安！
　　 这刀疤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往事呢？爷爷活着的时候，我没机会、也不敢去询问——他很严厉，我曾经是那么惧怕接近于他。现在，军装穿了十年的我，决定解开心中这个谜团。
　　 揣着这个想法，我再次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按照家乡的习俗，在外归来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祭拜祖坟。从小卖店里买了一些烧纸和瓶装酸奶（我也很奇怪：不知从何时起，家乡人上坟时开始带酸奶了。这本来是给小孩子喝的玩意儿，如今却成了约定俗成的祭品——只要你去买冥币之类的东西，店家就会向你推销这种瓶装奶？或许，大家都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吧。毕竟，这种酸奶不容易变质，只要不开封，祭拜完毕带回家，完全可以再给小孩子们喝，而且可能带回来先人们的庇护！），我独自向山里走去。妻子本来是要陪我同去的，被我拒绝了——我怕她说我冷漠。因为我不愿在任何情形下表露出自己的悲伤，这容易使人误认为我是寡情的。
　　 只要不把情绪坦露在外，人们是无法感知你内心情感变化的，哪怕是最亲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爷爷的坟墓座落在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下，已经长满了野草。我想帮他清理一下，却忍住了。还是不要扰了他吧。
　　 “爷，我来看您了。”我心里默默地说。接着把那几瓶酸奶打开盖子，洒在了爷爷的坟前。当白色的汁液缓慢地渗入黄土之中后，我点燃了烧纸。
　　 烟雾顿时腾空而起，夹带出的大块灰烬，如黑色蝴蝶般飘落在我的身上。我正要躲闪拍打，却突然发现头顶的天空不知何时阴云密布——那浓重的黑云迅速地压降下来，在半空中翻滚着、咆哮着，露出一幅狰狞的面孔！
　　 天地间瞬间暗淡下来。
　　 要下急雨了。
　　 抬头望了望前面高耸的山峰，又回头看了看来时崎岖的小路，我知道这场雨是躲不过去了。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
　　 雨，在云中憋了许久，终于释放了自己，瓢泼般倾泻下来。瞬间，我就成了落汤鸡！
　　 当我湿漉漉地回到家中时，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被我唯心地解释成了爷爷对我的问候。
　　 天太热，老人家想让我凉快凉快！我笑着对妻子说。
　　 心中却想：莫非爷爷不想让我知道他那刀疤的来历？我认为爷爷应该不会这么想，他是在催促我，让我尽快去解开这个谜团。
　　 父亲是不能问的，我怕扰了他的心绪。思来想去，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前街的三爷。三爷并非我的本家，但因同姓，加之排行老三，所以我称其为三爷。三爷跟爷爷是发小，他应该是爷爷历史的权威发言人。
　　
　　 走近三爷的家门时，老人正在清扫门前拴牛地方的垃圾。牛嚼剩下的玉米秸杆已经和牛粪搀杂在了一起，三爷很吃力地清理着。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的白了——却不是那种很健康的白，看上去有些杂乱，便愈发得显老。
　　 “忙哪？三爷。”我上前问。且掏出烟来递过去一颗。
　　 “啊，是平子回来啦！快到屋里坐，你二婶在家呢。”三爷颤抖着手接过了香烟。
　　 “我二叔没在家吗？”我伸出打火机点燃了他嘴里叼着的烟卷。
　　 “去北京了，过两天回来。”
　　 “去北京干吗？”
　　 “给人家打工呗。”老人吸了一口烟，睁着浑浊的双眼看着我说。
　　 “我三奶呢？”我又问。说实话，我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这人怎么说老就老了呢？便庆幸自己过来看看他们是对的。否则，或许真的如有些老人所说的那样：看一眼少一眼了。
　　 “在后院屋子里呢。”
　　 “那我去看看她。”
　　 没等三爷再说话，我就逃也似的向院子里窜去——我的心里感觉有些发堵。阳光下的三爷，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那个曾经倔强的健硕的三爷已经不见了……
　　 在我的印象中，三爷始终都是个很较劲、很要强的人物。一幅大嗓门，天天都在叫嚷，事事都好拔尖。本来生活水准在我们村西头也算属一属二的，可后来突然就发生了变故：先是大儿子外出打工时，出了车祸死了。大媳妇在煎熬了两年后改了嫁，却偏偏留下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二儿子呢，好不容易找个媳妇成了家，可谁料没过几年离了！女方还带走了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只留下了一间旧屋。从那以后，三爷的家境就与日俱下了。可祸事好像并没有就此打住，接下来三奶又在刚过六十的年纪上得了半身不遂！家里没有女人是不行的，二叔就找了现在的二婶——却并没有正式的结婚……
　　 我不清楚二叔他们为什么不去领张结婚证，成为合法的夫妻？这不是我今天关心的内容——即便是关心，我也左右不了他们的想法。
　　 院子里很凌乱，看得出好久没人认真收拾了。一棵粗大的香椿树孤零零地伫立在院子的东北角，树下摆着一口硕大的水缸，却是残缺的。准二婶正在树下扫着什么东西，见我进来了，忙直起了腰。
　　 “呀，是平子啊！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很热情，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才回来，忙哪二婶，我三奶呢？”我忙答应着。
　　 “在后院呢。”她的声音很清脆。听得出，她很满意我对她的称呼。
　　 相反，是我多虑了。
　　
　　 三奶和三爷住的房子就是他们大儿子的那间房，我记得当初是很高大的。可当我再次出现在它的面前时，却发现它已经低矮而又破旧了。窗楞上的红漆早就成了赭褐色，且剥落了许多，露出了快要朽掉的木头。堂屋门依旧是那种很旧式的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曾经看上去很漂亮，现在却只显示了主人的拮据。
　　 里屋挂着一条旧门帘，上面粘了很厚的灰尘。打开来，一股呛人的物件发霉的味道就扑鼻而来，引得我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是平子吗？快，快坐下来让三奶看看。”我才出现在三奶的面前，就被老人一把抓住了手。她的手很凉，似乎没有一点温度。
　　 “是我啊，您老还好吧？”我试图在炕沿边上坐下来，却发现上面同样满是灰尘，只好弓着腰站在了地上。
　　 “哎呀，快陪三奶呆会儿吧，三奶想看人都想疯了！”三奶缩回了干枯的手，捶打着自己的腿说。
　　 “电视还能看吗？”我指了指放在炕角的一台电视机问。
　　 “天天只能把它当伴，出不去了，去年还可以挪出去到街上坐坐，今年已经彻底动不了喽……电视老看也没意思，戏少，都是一些看不懂的东西，没劲。”三奶瘪着嘴又说。
　　 “眼睛没问题吧？”我又问。在这昏暗的屋子里，对着这么个瘦小而又苍老的老人，我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般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在同死去的人谈话的感觉——尽管我知道自己有这种想法很是大不敬。
　　 “耳不聋，眼不花，哎——就是这腿彻底完了。”三奶吐字有些不清楚了，听上去仿佛嘴里含了块糖。
　　 这时，三爷干完活走了进来。我急忙又递给他一颗烟，然后帮他点着了火。
　　 “三爷今年快八十了吧？”我回头问三奶。
　　 “八十四了。”三奶冲我伸出了四根手指。
　　 “是吗？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我由衷地赞叹道。
　　 “那有什么用？还不是穷命一条噢，哎——看不出，平子你倒是出息喽！”三奶的思维竟然一点不糊涂，又伸出了一个大拇哥。
　　 我便不好意思地笑了，“什么呀，没您想像的那么好，也就是当个兵罢了。”
　　 “毕竟是留在外面了嘛，总比在庄稼地里好噢——”三奶用力说道。我发现她的嘴角开始流出了涎水——她真的是老了。
　　 和二位老人又闲聊了一会，我说明了来历。
　　 听我问起爷爷脖子上的刀疤，三爷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注视着老人混浊而又沧桑的眼睛，我有些担心：三爷是嗜酒的，他的记忆还会那么清晰吗？会不会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呢？
　　 即便是零星的、不完整的，有信息总比没有的好。我安慰着自己。
　　 于是，一部虚幻与现实交错、聊斋与演义结合的影片断断续续地在我的眼前放映开来。
　　
　　 那时，这还是一座在贫穷中安于现状的小村庄。虽说北靠山峦、南临平川，却因这山的童秃、地的硗确，便无法过多吸引世人的关注。在这张由土坯、土墙和土黄面孔组合而成的旧照片里，人们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直到这种宁静被强行撕裂。
　　 村子名叫杨元帅营。据说这里头还有一个小典故：相传古代曾有一杨姓的元帅带兵路过此地，本想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却不料染了重症，一病不起——结果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这并不起眼的地方。元帅死后，葬于山脚之下，且留杨、李、王几姓家丁守墓。岁月荏苒，那元帅的墓，早已成为平地，寻不出踪迹了——墓没守住，三姓家仆却人丁兴旺，渐渐繁衍出一个村庄来。估计是对元帅的愧疚，怕主子在天之灵怪罪下来，三姓先人便把村子定名为杨元帅营，以作纪念。村名听上去很神气，然而说白了，就是杨元帅的墓地而已。
　　 爷爷和三爷就出生在这本是墓地的村子里。
　　 故事发生的那一年，爷爷二十岁，三爷十八，都是正好的年龄。
　　 “当年，鬼子真的来过咱村吗？”我有些怀疑地问。
　　 三爷掐了手中燃尽的烟头，看了看我说：“已经来五六年了吧，不过当时他们都驻扎在据点里。”
　　 坐在炕上的三奶便插话道：“我小时就在街上碰到过鬼子，有一次还给我糖吃呢……”她说着，呵呵地笑了，露出了仅存的几颗牙齿。
　　 我无法判断三奶的话准确与否，毕竟她是瘫痪在床多年的垂暮之人，思维出现混乱也是正常的。然而她说的话却使我有些迷惑——鬼子给还是孩子的三奶糖吃，与米国大兵在伊拉克给小孩子巧克力吃有何不同呢？你能说那是一种仁慈吗？
　　 “鬼子不曾拿老百姓开刀吗？”我又问。
　　 “怎么不哇？！有一次，鬼子在西山里吃了败仗，垂头丧气地往据点里返，正巧有个放羊的老头给他们碰见，可能当时老头说了句‘瞧这样，又打败仗了吧？’就被一刀给砍了脑袋，那血喷了一地！几头羊也被鬼子给抓走了……”三爷说到这里，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忽然发觉自己问的跑题了，忙为他捶了捶背。
　　 “您还是讲一讲我爷爷身上的刀疤吧。”事实上这才是我想要了解的问题。
　　 “你爷爷啊，你爷爷过世几年了？”老人突然反问。
　　 “十年了，没错，是十年！”我肯定的说。“爷爷是在我新兵那年去世的，而如今我入伍也整整十年了。”
　　 “你爷爷身上一共有两处刀疤，一处在后脖颈，是东洋刀砍的；还有一处是在胸前，三八大盖的刺刀扎的——要说你爷爷命够大，愣是没死！”三爷说着又咳嗽起来，我忙起身为他倒了杯水。
　　 “我就是不明白两处都是致命伤，爷爷怎么会活了过来呢？我记得脖子上的刀疤很长很深啊？”我又问。
　　 “你爷爷当年要是死了，还会有你小子啊？呵呵。”老人喝了一口水，感觉好多了，停止了咳嗽。我也发觉自己问的似乎有点幼稚，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时，您和爷爷是不是八路？”我接着问。
　　 “八路？不是，你以为八路军那么容易就当的？”三爷摇头否认。
　　 “那么，游击队？”我继续问。因为我实在不明白，既不是八路军也不是游击队，爷爷干吗跟刀枪扯上关系？
　　 “你还别说，当年我和你爷爷特想参加游击队，可参加游击队是要自带武器的，我们没家伙啊！别说正经八本的枪了，就连鸟铳都没有，早让狗日的治安军给搜了个干净……”
　　 “那游击队收你们了吗？”我插话问。
　　 “收了，能不收吗？正缺人咧……最后，我俩是一人带了一把铡刀片子过去的。”三爷说到这里，得意地笑了，昏黄的眼球里闪过一丝亮光。看得出，他对过去的自己很陶醉。
　　 “你们跟鬼子交过火吗？”我开始被老人带入了故事之中。
　　 “当然！不过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尽量不跟鬼子正面交锋，鬼子的火力猛啊！我们就二三十人，除了队长有一把盒子炮外，就剩下土枪了，土炮更别提！怎么跟鬼子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