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农历正月十二，我结婚了。霜前冷，雪后寒。虽是早春，但雪后的苏北原野，仍是冻得人伸不出手来。那些喜欢蹲墙跟晒太阳拉闲呱的老头们，待太阳升到一杆高了，还不肯钻出被窝，只有几条不甘寂寞的黑狗、花狗，满村满湖地乱窜，那厚厚的积雪上留下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蹄痕。因为门对子、门吊子年过后三天就得撕掉，信迷信的就撕了，不信的还留着好看。无论是留在门上的，还是撕扔在地下的，那星星点点随风散落的艳艳的春联红纸在白白的雪中显得格外醒目。柳芽儿、杏芽儿、梨芽儿真想鼓出鲜嫩鲜嫩的叶来，衬托这残缺的红，然而，冷酷的西北风过于刺骨，逼得叶芽儿仍深藏于枝的紫色闺阁中。小小的迎亲路上，有的只是黄泥雪浆，没有野花，没有野草，只有路畔的麦苗在皑皑的雪下偷偷地伸出绿来。如果没有暗暗的绿，也许早春的乡村原野，就失去了生机，失去了希望。
　　 这天太阳很冷，冷得很野蛮；很白，白得很恶劣。九点来钟了，还是那个样子，让人暖和不起来。
　　 按规矩，十二点前，接新娘的车必须赶到新郎家，以便开席，过了晌午就不吉利。可是，接亲车到十点多了还没来。此时的家里可就像热锅里的蚂蚁，坐卧不安。会不会有什么变卦，会不会出了别的什么问题，老父老母让四哥、小弟一遍又一遍地去门口看，到村头望。我呢，却像没事人一样，既没梳洗，也没打扮，仍在邻居家和女友们打牌，而且打得很认真，很热火，很不在乎。
　　 快到十一点时，外面总算响起了劈哩啪啦的鞭炮声，接亲车终于来了。家里人急急忙忙将我找到喊回我的闺房，不容置疑，让我褪下娘家旧衣，换上雷文国送来的那身红棉袄、红棉裤、红棉鞋。
　　 那时，乡里姑娘出嫁，已时兴化新娘妆，我却没有这样做。一来没有闲钱，二来也不讲究。虽然我在家乡算不上什么美女靓妞，但不打扮也超过雷文国百倍。倘若再描眉画鬓，修饰得貌如天仙，雷文国往哪儿放？在雷文国面前，我装扮得愈美，实际上愈是我的悲哀、我的无能、我的可怜。
　　 我草草地洗了把脸，搽了一点雪花膏。长到二十岁，种种润肤养颜的洗面奶之类化妆品都是与我无缘的。大嫂给我梳了一下头，头上扎的套皮筋还是旧的。要不是身上有红袄红裤包装，你根本无法看出我是新娘子。
　　 为了显示气派，雷文国派来两辆迎亲车。接我的是暗红色的“桑塔纳”轿车，拉嫁妆的则是蓝色跃进牌半挂货车。“桑塔纳”的车头前面挂着一个筛子，筛子里贴着一张大红喜字，当他习俗称筛子为“千里眼”。光洁锃亮的车身上扯了叉形花丝边，那丝边五颜六色，装点得轿车喜气十足，傲气十足。蓝跃进车上仅贴了个喜字，与骄傲的“桑塔纳”相比，它土得像只“灰老鸭”，虽然今天它最卖力，也出力最多，但是，却并没有人去欣赏它，只能靠在一边喘粗气。
　　 那些偎在我周围看热闹的妇女、姑娘、孩子们见车来后，纷纷涌出去围着轿车瞅。这个偏僻而又贫穷的沙塘村，自古以来娶亲嫁女，有钱的用花轿，温饱户用毛驴，穷人家则是让姑娘夹着一个小小的软包袱，步行来婆家或去男家，文革时期有点进步，时兴自行车迎送。当干部的自行车使用得多，在村里官愈大，自行车愈多，一溜十几辆自行车，驮新娘的驮新娘，背嫁妆的背嫁妆，也的确够威风够气派的。一般社员能找到三五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实在穷的就用平车，用一大趟平车拉嫁妆也够争脸的，虽然，有时一辆平车上只放一个方桌子。沙塘村最红火的一次娶媳妇，也不过是用了两辆手扶拖拉机。现在我第一个让人家——而且是街上人家，用这么漂亮豪华的轿车接走，的确够村人眼红一阵话说一阵子的。妇女们啧啧称赞，同时指着丈夫脑瓜抱怨：“你看人家，你呢？”年轻的姑娘们望着轿车，那羡慕之情让一双双美丽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焦躁不安，谁不想找个阔气富有的如意郎君。
　　 我们这一带作兴陪嫁。有钱人家在嫁姑娘时为了夸富，大陪特陪。过去大多陪的是大八件、小八件什么的。所为大八件，就是八仙桌、梳妆台、箱子之类大件家俱；小八件则是坐床子、椅子、书桌子等小件日常生活用品。现在可不得了，有的竟陪起彩电、冰箱、VCD、摩托车、高级组合家俱来。你想想，陪这些东西没个万把几万块钱能行吗？我家穷，当然陪不了这么多东西。父母亲省吃俭用，连攒加借，东凑西凑，凑了千把块钱，买了沙发、洗衣机、自行车和一套“外面光”的组合家俱。所谓“外面光”，就是表面看不错，像名贵家俱似的，实际内里质量很差，大多是一般木头和三合板、五合板拼打而成，只是漆得好看罢了。说实在的，父母亲也想给我争面子，也想给自己脸上贴点金，可是，没钱狠不起来，亮不起来。出嫁的姑娘一旦换上婆家送来的新嫁衣后，就不准下地，更不准自己从娘家走到迎亲车上，家乡人认为，那样会把娘家的财气带走，所以，我换过新人装后，必须由大哥背着上那辆红红的迎亲车。
　　 真的要走了，要离开这个生我养我的家，离开疼我爱我的老父老母，离开情同手足的兄嫂姐弟，离开耳鬓厮磨的村里小姐妹，离开故乡的山水草木亲戚邻里，不由得，一阵心酸化作汩汩的泪水挂上了我的粉面桃腮。我赶紧偷偷地擦去泪水，绝不能哭，，我不能把痛苦留给亲人，别的姑娘哭嫁，那是一种幸福的哭，虽然是恋恋不舍娘家，但她知道等待她的是一个情投意合的心上人，是一个新的幸福的家庭。而我，父母亲知道，我不爱那个人，却要嫁给那个人。将来到底会怎样，心中并没有数，此刻我若控制不往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将会不堪收拾。那样，父母及家人会更加伤心的。
　　 所以，我不能哭！不能！
　　 从院门到堂屋十八米。
　　 从堂屋到院门十八米，黄趟泥路，因为积雪的融化，一片泥浆，大哥稳稳地背起我，踏着这十八米长的泥浆路，慢慢地向迎亲车走去。他走得很慢，很慢。我知道，他舍不得让我快点离开。我又何曾想离开他那宽厚结实犹如父亲般的脊梁呢？
　　 大哥和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大娘死后，我母亲进门时，大哥才三岁，是我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所以他对我母亲极为尊重，对我更是疼爱。大哥如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女儿大学毕业，儿子还在中学读书。别看他其貌不扬，在村里可算得上是才子。他博古通今，满腹经纶。什么前三朝后五代大皇上小皇帝他都知晓，对春联、喜联、挽联，尤为精通，村里红白喜事都离不开他。每年春节替村里人写对联能忙好几天。——当然，那都是免费的。有时他还得贴上纸墨。
　　 大哥为人随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对他都有好感。他嗓门大，这一点很像父亲。和人说话，若是不认识，还以为他同人吵架。小时候，大哥常给我讲故事，像《白字先生》、《斗鬼故事》、《五谷的传说》等。他讲得绘声绘色，让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有身临其境感。我那时最喜欢听大哥讲故事，但最怕他讲鬼，一听讲鬼，黑夜不敢走路，天晚不敢进屋，还常做鬼梦，说鬼话。周围村人闲着没事也叫大哥说书给他们听。
　　 大哥不仅书能说好多，而且识谱，能拉一手好京胡。村里搞文娱节目，哪一次也离不开他。农闲之余，月明风轻，大哥每天晚上总要拉一会京胡，奏几首曲子，那清脆悦耳的曲调在乡间的夜晚传遍村子的角角落落。拉到忘情处，大哥还会唱出声来。村里人都欢喜听大哥拉京胡，唱京剧，院里常常聚一大堆人。我也特别欢喜听大哥自拉自唱《借东风》、《打虎上山》等，大哥的老生戏唱得很棒，并不比谭元寿、童祥麟、浩亮差。——当然，这是我的看法。过去，大哥拉京胡，唱京戏，为我驱走不少烦恼。以后，我还能听到他拉的京胡吗？即使能，那也是很渺茫的事了，因为我不可能常住娘家，大哥也不会跑到高山镇为我唱戏拉胡。
　　 在嗡嗡的闹喜人丛中，我四处寻找即将别去的家人。今天的离开娘家，意味着明天新的一家开始。从此，我再也不能在这个家里生存，这里留下的将永远是我少女的梦。我那知我疼我的可怜的老母亲呢？我那生我养我的倔强的老父亲呢？他们是否因为小女儿的出嫁，正躲在无人知晓的屋拐墙角，偷偷地流着浑浊伤心的泪水。尤其是我那老母亲，这些天来，因为我的离开，她那慈祥的脸上，哪天不是以泪洗面。オジ盖资贾帐歉銮诶偷母盖祝母亲始终是个贤惠的母亲。在他们含辛茹苦的拼搏下，七个孩子娶妻的娶妻，出嫁的出嫁，都另起了锅灶另成了家，如今又摊到我出嫁，家里只剩下五哥和小弟没结婚，五哥在部队，小弟在家。
　　 父母亲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儿女受罪。记得一年冬天，大雪封门，滴水成冰。五哥上学时，因衣单冻得生病。母亲着急，遂跟父亲商量，想给五哥买件棉大衣。当时，家里没钱，母亲就把家中的山芋干装了几麻袋，放在平车上，和老父一起拉上马陵卖。那天寒风如刀子般直往人身上刺，漫天雪花在风中成块成团扑来，两位老人早饭都没吃，拉着车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到家。五哥的棉大衣买回来了，那是件绿色的军大衣，五哥穿后喜得直蹦。父母亲也给我买了一条绒裤，他们知道没衣服穿的我，天天躺在床上取暖也不是个滋味。
　　 父母亲从马陵回来，冷倒没冷什么，因为步行拉重车一二十里，又是在雪地行走，所以不觉得冷，可是累倒是真的，饿倒是真的。他们为了省钱买衣，一天在街上热辣汤都没舍得喝一碗。实际上母亲和父亲一样，自己身上也没件好衣服。母亲那件单薄的棉衣，也不知是哪年做的，上面补丁摞补丁，比父亲那件好不到哪里去。平时，有亲邻红白喜事来请，母亲总是借西院姨奶的衣服穿。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的老父老母呵，今天我走了，你们在家能过好吗？女儿是娘的小棉袄，小棉袄被人拿走了，老母亲你能不怕冬天的寒冷吗？冷了你又找谁呢？
　　 别看平时兄妹之间常常为一些繁琐小事吵得鸡犬不宁，为一句半句争得面红耳赤，为你多吃一口我少吃一口闹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关键时刻，无论平时“积怨”多深，都会烟消云散。你看四哥，平时就是我的死对头，可是今天，当我看到他推着自行车流着泪在前面压车时，我自然而然地也难过起来。我作妹的也常常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呀！
　　 有一年，麦收时节，村里大多数人家使用收割机割麦，老父却不同意，目的很明确：省钱。家里十多亩麦子全是一刀一刀割的。因为人多，麦也不愁割，愁的是拉麦子。地干还好拉车，车不打辙；碰到雨天，空车都拉得费力，别说重车了。那天，正遇地烂，车不能进，父亲让我们一捆一捆扛到路边装满车再把车拉到场上。那么多麦个子一个个扛走，的确是个苦得不能再苦的差事。老父年纪大，只能指挥兼做杂碎活，母亲做家务，扛麦子只有四哥、五哥、我和弟弟。弟弟虽然只有十四五岁，但干活很卖力，不像五哥偷懒。麦子扛到地头，拉车也只能是我们。地到场一里多路，因刚下过雨，路烂，拉时很费力，一上午仅拉三四趟，快到十一点时，几个人又累又饿。我早上起得早，没吃饭，头天晚上又看了一会书，觉也没睡足，再加上一上午的累，所以，五哥、我和小弟商议回家吃饭，休息一下，午后再拉。四哥偏不同意，硬要拉。我们几个不睬他，自顾自休息。サ笔保我倚在麦垛上，两腿伸直，努力想放松一下。四哥一贯欺软怕硬，三哥没成家前，他怕三哥，三哥能揍他。但三哥能吃苦，又有力气，能干的活叫我们干，不能干的活绝不叫我们动手。四哥不行，三哥走后，他便称王称霸，命令我们三个年龄小的，干这干那，干不动他也不帮。有时，他还唆使五哥和小弟打架，他在一旁看热闹。五哥那时很瘦，别看弟弟小，力气不小，抱起五哥腰，用力一甩，五哥就被掼倒了，这时四哥在一旁就大叫：“好！好！”
　　 我们兄妹三人都不欢喜四哥，经常合起伙来跟他干架。三个人围他一个人打，也很有意思，真像“三英战吕布”——那架式。这一回，四哥又拿出当哥的臭架子，勒令我们去拉麦。无论他怎么喊，我们理也不理。五哥和小弟竟呼噜呼噜装睡。四哥见状非常恼火，伸手拎起一根拉车用的皮带，那皮带头上有两个铁钩，留挂在车上拉车的。他边走边摇着手里皮带，径直来到我跟前，抡起皮带就往我身上抽。一阵钻心的疼痛让我跳了起来，我只穿件薄褂子，哪经得起皮带打。何况他那时二十四五岁，打我这十七八岁无缚鸡之力的妹妹，还不像吹灯草灰那样容易。
　　 我愤怒地爬起来一边哭喊他的外号“老妈妈嘴你打谁”，一边扑上去抓住他的胳膊就咬，四哥要不是挣得快，肯定能给我咬下一块肉来。五哥小弟也都来帮我，五哥提着鞋底，小弟拿着树棍，一齐打四哥。二哥、三哥正在自家拉麦，看我们这边打得鸡哭鸭喊，赶紧跑来劝架。三哥夺掉四哥手中皮带，二哥喝斥四哥住手，五哥和小弟乘机猛撞哥前胸，四哥“咚咚咚”倒退几步后，仰面朝天跌了个仰巴叉。我心里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嘴里仍不住声地喊：“老妈妈嘴，一辈子也找不到媳妇，到庙里去当和尚！”
　　 后来，听说四哥被我咬的那块地方，差点发了炎，牙痕很长时间才消失。
　　 四哥，我知道你不会计较你妹妹的，打掉牙住肚里咽，胳膊肘往里拐，不管怎样，我是你妹妹，你会原谅我吗？头年，我跟他还打了一架。弟弟打牌输我五块钱，我向弟弟要，弟弟耍赖不给。后来我们又继续打，结果我又输给弟弟五元，弟弟反过来又向我要，我也没给，由此发生争吵。我喊来母亲，母亲平时就帮我，现在我马上出嫁，当然更疼我，更帮我，当即训弟弟不懂事。弟弟不买帐，说母亲偏向我，蹦蹦跳跳直奔我来，大有想和我一决雌雄之势。我这个当姐姐的当然也不甘示弱，小小的“老弯腿”，还敢跟姐姐较量，那还不反了天，趁还没到人家去，我得教训教训他！サ艿艹媚盖籽倒他出门时，突然照我身上就是一拳。我非常恼怒，顺手将门前的塑料脸盆拎起来，朝着他就狠狠地砸了过去。砰的一声，脸盆重重地砸到了弟弟的脸上，他鼻子被砸淌血了，这还了得，弟弟连哭加喊发疯似的找我拼命。我吓得撒腿就跑，什么姐姐面子也顾不上要了。母亲又赶紧拦住弟弟，数劝他说，你姐姐马上就出嫁了，你再和她打能像话吗？以后，我看她不让你上她家去玩你咋办？弟弟噘着嘴气乎乎地说，她请我都不去，我永远也不上“菜花蝴蝶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