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济是令人羡慕的。在1997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220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将近20万。在中国，这样的人就是富翁了。
　　 如此的成就发生在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得多的国家，不能不让我们赞叹。二战后，日本也是一片疮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赶超英法意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了其它因素，我想，这离不开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提倡忠君和尚武。忠君就是忠于天皇。天皇一直以来就是“神”的化身，代表着全体国民。可以说，忠于天皇就是忠于日本国，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指示物，而是日本全民拧成一股绳的动力象征。自“明治维新”以来，天皇自降身价，但依然是日本最为坚定的精神支柱。生为天皇生，死为天皇死。尚武的目标就是忠于日本。我不了解日本历史，但我知道崇尚武力是日本一贯的民风，前期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家园，后期的目的是为了光耀和扩充家园。
　　 我想，天皇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诞生是经过无数次的东奔西突两眼茫茫的必然。日本不是盛行宗教的国家，但他们知道要有一个像宗教一样权威的“人”来统一他们。这在一个资源贫乏而又不甘人后的岛国是极其重要的。他们的劳作和表演因这个“人”的存在会更加干劲十足和协调。到了近代，特别是二战之后，武士道精神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以日本的聪明智慧，他们一眼看穿了世界潮流。武力不再是第一位的，经济才是最能体现自我价值的。于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武士道精神开始了由标到本的转变，当最终他们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时，日本的又一个辉煌也就应运而生了。
　　 日本人长得跟中国人一样，文字也可以找到许多蛛丝马迹的汉字踪影。但我无法拿日本人和中国人相比。日本虽属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交通单一，信息来源不广，但他们的转型却是那么的干净利落痛快淋漓。没有封建顽固势力的阻隔，也没有传统观念的竭斯底里的抵牾，考虑到国家的危难，他们可以不计任何功利，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富民强的洪流。改革不需要更多的原因，只要有利于国家，上至天皇下及平民，立刻就会爆发一场改天换地的壮举。
　　 由是，我想到了“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比“明治维新”要晚，是一部分留日积极分子策划的。他们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向当权者提出了变法的种种好处，辅以在日本或西方因为变法所带来的无法估量的良好效果的事例。应该说，没有比实际结果更具有说服力的了。哪怕在还没有制定法规的远古时代，人们也会以事实胜于雄辩来衡量是非曲直。遗憾的是，慈禧太后没看到这一点，她虽然不漂亮，但绝对是人类进化几千年来的一个顶端。而光绪又缺少明治天皇纵观大局鸟瞰世界的眼光，更缺少敢做敢为雷厉风行的勇气。他知道中国现在有些不象样；也知道宫女大臣们把照相机当作西洋景有失泱泱大国之风。他知道他应该建立真正大国的天子威仪；也知道康有为梁启超的铿锵之语发自肺腑。但他得不到荣禄的支持，更不敢与慈禧相对而坐。只能像小偷一样作贼心虚地默默拟旨暗暗发诏。虽然他也曾试图说服大臣们，晓以利国大义。然而大臣们充耳不闻。在国家和自身面前，大臣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们都是含莘茹苦几十年爬升而来的八股士卒，在经历风雨的痛楚中早已对八股文由爱及恨，由陌生至捻熟。他们不想放弃自己的专长，轻车熟路而又纸醉金迷的官场永远比一衣带水的邻邦的富强有吸引力得多。他们聚在一起，常常对这起变法嘲弄一番，以大人的口吻不动声色地谴责小孩的胡来：光绪年轻，容易冲动，只要傻劲一过，又是一个太平年。
　　 这次变法注定是失败的。对很多的事情，中国人很容易陷入情感的藕断丝连，位高权重者更是如此。表面看来，这次变法的失败，与光绪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人甚至假想，如果光绪皇帝手握实权，这次变法就会成功。但我认为，即使光绪手握实权，这次变法也不会有太大的成功。原因在于他是情感上的普通人，对生他育他的环境存有依恋，对伴随他长大成人的传统教化割舍不下。余秋雨先生说，我们生来就不是孩子。在层层历史的压叠下，在数代繁衍的遗传里，一个呱呱落地的生命就无形中被贯入了中国式的情感和思维。光绪不可能实行内阁制，制定宪法，召开国会。他的变革只是表面的不关自身痛痒的随笔一挥，即便这一挥，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里也是廖若星辰。
　　 有无数的资料可以证明，中国是个循规蹈矩的国家。想向前跨越几步，要割断无数的束缚身心的传统丝线。可是，有这种勇气和体魄的人没有几个，光绪概莫能外。
　　
　　 作者附：对于一百多年前的“戊戌变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追求兴盛的一朵奇葩，虽然失败了，但我们依然会沿着历史的足迹，带着复杂的感情回访它。一个对历史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尽管在21世纪的今天，那段历史有些遥远，但在今天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的。中国现在繁荣的发展，并不代表传统观念的退缩，重提那段历史，似乎不是多余。但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联系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是不是更有思想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