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早坐车上班，车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模糊了原本不太干净的车窗玻璃，外面的景物亦在水汽朦胧中渐行渐远。
　　 过眼云烟，写的是时间的流逝，时间的流逝是来源于人物和风景的流逝的，正是不断的逝去才构筑成时间的一去不返。所以车轮带走的不仅是景物还有时间，还有不断减少的生命。
　　 可能是过程太过漫长，所以我们总是很漠然地注视着过往的经历，也不会太过在意即将的未来，更不会算计我们走过的时间和要走的时间。整天在步履匆忙中前进，在行色匆匆中焦灼，在清晨鸟语间振作，在月朗星稀中感慨。偏偏不会留意额上的如鬼魅的皱纹，偷窥如偷袭般的白发。
　　 一杯酒，一壶茶，一支烟，一辈子。生命当真是由此组成的。粗大的双手有时会擦拭一下眼睛，眼里的混浊物会越来越多，偏偏是在擦拭之后才感觉到清爽，可是擦过了，时间不长，又变得浑浊，这双手只能不断地擦拭下去。
　　 车窗外，经过擦拭的双眼忽然看到一个人，或者是一幅风景，甚至是一个标本。
　　 天已经变冷了，我在车内还不时地裹着外套，突变的温差已经让身边的好多人不是感冒就是发烧，门口的诊所近两天生意特别火爆，医生一边忙碌，一边收钱，一边还感叹说，现在的人，娇惯得很啊！
　　 可，车窗外，站着一个人，站着一个男人，站着一个上身裸体、下面只穿着一条短裤赤着脚的男人。
　　 那个男人我熟悉，按照记忆应该有六十多岁了，此时的光景，他剃着平头，穿着短裤，蜷缩着腰站在路边的小店门口，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的骨骼，像一支鱼刺一样的两边肋骨清晰地把他的身体分成两半，单薄得让人恐惧，像一个活体标本一样呈现在所有人的眼前，还有两条细竹竿般的长腿尖尖地插在地上。在穿着严实的人群之中，他的装扮，他的身材都是特别惹眼的，可他好像浑然不知，脸上的表情是快乐的，乐呵呵地看着过往的车辆以及坐在车里的人。
　　 我知道，他的身边没有人在意他，车上的大多人也不会在意他，因为他是个痴呆。他没有名字，人们称谓他，都叫他二头。
　　 我认识二头应从将近二十五六年前算起，那是我有个十来岁，上小学。我的小学是划为两半的，一二年级在自己的村子上，称为分班，也是复式班，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主要是为了照顾本村的孩子。三年级以后就要到另外的地方上，称为本部，是一所完全小学。而我的三到五年级就是在本部上的，对于不到九岁的我来讲，一天四趟，每趟至少有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每天都要花两个多小时行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一天要花四分之一的时间丈量着坑坑洼洼的土路的距离。不过那时小，不觉得什么累，只是怕迟到，其他的都不怎么在乎。
　　 也有偶尔在路上害怕的，就是总有个放牛的小青年，小学刚毕业，整天骑在牛背上，特别的威风，一遇到我们，拿起鞭子，吹着口哨，非常潇洒地在天上划个圆圈，吓得我们一溜小跑，他在肆意地狂笑，不过他从来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没有和我们打过架，装腔作势而已。后来我们明白了，他的高大威猛的形象在我们心中轰然倒地，再后来看到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
　　 他不算厉害的角色，现在想来当时的他不过十四五岁，不厉害是正常的，可二头不一样，他可是个狠角色。
　　 二头是个标准的成年男人，非常的高大，怎么说也有个一米八左右吧，身体很强壮，不怎么言语，整天跟在他妈妈后面，像个守护神。而他妈妈则是个慈祥的老人，他们住在学校隔壁，每天早上都拎着一篮子东西到学校叫卖，就坐在老师的办公室门口。他的篮子里是小孩们的最爱，其实也不丰富，文具类大概只有铅笔、橡皮、圆规、三角尺、文具盒，食品类就更加单调，不过是白糖饼子和辣椒糖，还有就是夏天的冰棍。白糖饼是一分钱一个，辣椒糖是二分钱一个，冰棍分奶油冰棍和豆沙冰棍两种，分别是三分钱和五分钱一支，这可能就把她的全部家当罗列殆尽了。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孩子因为囊中羞涩，还是围观的居多，真要掏出三分五分的孩子并不多，所以老人的生意并不是有多好。只是在下课的时候身边总是围满了垂涎欲滴的孩子，鼻涕和口水交织在一起，滴落在胸前让粗布衣裳结了一层粘稠状的东西，倒是阻碍了老人的视线，也影响了市容，这时老人家的二头出马了，一声大吼，我们顿时作鸟兽散。
　　 我们也奇怪，这么大个人，怎么老和孩子较劲，却又不敢袒露自己的好奇，只能从侧面了解，也慢慢对他有个了解，原来他小时候生过大脑炎，变成了痴呆，只能呆在家里帮父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好在还没有影响四肢，除了智力差点之外，其他倒好得很。不过是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结婚生子组建家庭了，只能做父母永远的孩子。
　　 他也很好地履行着孩子的职责，守护着自己的母亲，我们放学时，他会帮自己的母亲拎篮子，减轻母亲的负担，他的母亲也乐意着他的孝敬，于是每当夕阳西下，母子俩一道，儿子在前母亲在后，映着夕阳的余晖，拉着长长的影子，他们缓缓地走在放学的路上。
　　 他的母亲也很安然地承受着这样的片刻轻松，也自始至终把他当做孩子，尽管人高马大的儿子可以吓唬我们，但是令我们奇怪的是只要老人轻轻一声制止，他立马就乖巧了，耷拉着脑袋担心着进一步的惩处。当然没有进一步的惩处，老人的斥责只是为了制止罢了，况且他原本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伤害。
　　 我们只记得自己逐渐长大，却忽律了二头也在逐渐长大，不过和我们不同的是，我们的长大可以引发出各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变化，而他似乎什么都没有变化，时间在他的身上停止了前进。他还是继续偶尔吓唬一下身边的同学，还是继续接受他母亲的训斥，然后继续耷拉着脑袋，拎着母亲的篮子，映着夕阳的余晖引领者自己的母亲走在回家的路上，好像永远都是这样。
　　 那时的他应该很强壮，也穿着严严实实的衣服，从他铿锵有力的怒吼声中我们隐约可以判断出他是个精壮的男人，因为那样的声音实在是中气十足。
　　 还是远离了中气十足的声音，我们读完了小学，也就告别了二头和他的母亲。在短暂的小学时代，我们并没有因为对二头的恐惧而熄灭我们偶尔买东西的欲望，对于白糖饼子和辣椒糖，我们该买的都买了，一次都没有少，居然在我们掏钱的时候，二头的脸上也能露出憨憨的笑，甚至还有点腼腆。
　　 时间最会开玩笑，读完了三年初中和三年师范之后，我又回到了那所学校，不过角色有了转移，回来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老师。
　　 二头还在，他母亲的地摊也还在，五六年的光景，老人的头上已经花白，走路也不似以前那样矫健，话语也少了好多，遇到我的时候总是以极度尊敬的姿态向我问好，我反倒极不自然了，甚至有刻意回避的意思。老人竟没有觉察，还是坚定不移地问好，渐而我也习惯了，开始心安理得地接受这这份问候，不过作为回报，我不怎么制止孩子在她跟前买东西，断她的财路。
　　 靠我一个人断财路是不行的，后来的孩子出手已经相当大方了，卖东西的利润也高了一些，在学校里卖东西成了一个让人眼红的职业，终于老人有了竞争对手。
　　 还是一个老人，不过年纪要小一些，看起来也干净一些，他家人很好客，待人也很好，我在他家吃过几餐饭，当然是和其他老师一道去的，饭菜很丰盛，酒后沿着后面的山路赶往学校心情很好，后来这个老人也开始在学校里卖东西了。不大的校园，两个老人各摆各的摊，目标是乡里孩子那微薄的口袋，老师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该说的都说了，总不至于翻脸吧，至少在当时不会。
　　 二头一如既往地陪着已经不怎么说话的老人，或许受到她的感染，二头也没有什么话，甚至老人对二头的态度也不似以前，经常看到老人用没有什么力气的拳头捶着二头的厚实的背，嘴里不时发出怨天尤人的话语，大抵是抱怨自己的命苦和二头的不争气，可这样的言语对二头是没有意义的，打得也不疼，二头也不可能成为她的知音，倒是雷同的反反复复的举动同样也能引起学生们反反复复的围观。
　　 两个老人还是发生了争吵，就在学校里吵的，声音很大，相互讥讽着，对骂着，所有难听的词汇如江河决堤般汹涌而来，孩子们大开眼界，听到了书本上从未出现过的词汇，领略着斯文扫地的快感，虽经过老师的训斥，坐在班上还是探讨了很长时间。
　　 终于没有动手，虽然另一个老人直指二头，你家不还有个呆儿子吗?你以为我怕他，你叫他来打我啊!很有挑衅的意味，我们连忙制止，叫她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劝道，你叫他打了就白打了。果不其然，二头居然咆哮起来，发作着，头不断地扭着，脚连续地跺着地，他老娘连忙在后面拽他的衣服，大声地哭着，制止着，他终于没有出手，对方的老人也可能被他的架势搞懵了，声音小了许多，可二头却没有安静起来，声音越来越大，又越来越小，最终越来越哑，沙哑的声音非常瘆人，我们分明听到了一种另类的哭声，至今回旋在我的耳际。
　　 我在那个学校里只呆了四年，作为土生土长的我并没有扎根家乡一辈子，来到了临近的中心小学，还配了个教导主任的帽子，当我在新的单位里颇为如意时，心安理得地听着别人应付性的赞扬时，我的脑海里还是时常想着那个狭小的学校和贫瘠的操场，站在风口相互斗智斗勇的老人，还有那个如同标本般站在其中一个老人身后的二头。
　　 我们时常在事后反反复复地讴歌自己的父母家乡，也经常在曲终人散之际才来回味各式的优美，可在我们处在当事的位置时，我们却经常选择着躲避与离开，选择着压抑与失落。
　　 《出走》曾经是一张多么出名的专辑，腾格尔一炮走红，可我们全部都走了，所有的地方都只剩下谁，难道都只有在外面折腾一圈回来的饱饮世事的老人和哲人。
　　 我当时的离开是多么兴奋与绝然，甚至在新的单位里还尝试过考公务员，好在那场喝酒了，下午考砸了，要么又要多一个四流的城市公务员，少一个二流的乡村小学教育工作者。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好坏，不过后来包括现在，对于这些念想我真是没有什么兴趣了，甚至有时还懊悔，当时干吗要离开？面对花白头发的两个老人，面对脏兮兮的村里的孩子，面对有时也会憨憨发笑的二头，面对清贫依然执著的我的那些民办教师的老师们。我的心里可能会纯净许多。
　　 道理很简单，就是那些东西我们放不下啊！
　　 后来的时间过得很快，十几年过去了，其间两个老人先后故去了，学校也被撤并了，老师们也转正了，属于那所学校的记忆只是两幢东倒西歪的旧房子，我经常从那儿过，但一直没有进去看。
　　 据说二头还经常到学校里去，二头的父亲也死了十来年了，成了完全的孤家寡人，好在还有一个妹妹嫁的不远，可以到她那儿吃一点，我也听说，好像他自己会弄着吃，不过我没考证，我唯一清楚的是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而且没死，这不，此刻他就站在我的车窗外。
　　 我不能不惊讶于他的体质，怎么就不冷，如不是看到他极度瘦弱的躯干，我简直认为这是个奇迹。车子开得很快，迅速地告别了二头，我竟又回头看了一下那在冷风中站立的标杆——二头，不、准确地说，那是一个标本，活体标本。
　　 晚上回家，在饭店吃饭，饭店门口那个老相识又来了，他是隔壁村子的，也是一个无父无母的痴呆老人，无论冬夏都是一身棉衣，也没有钮扣，用一根草绳拦腰系住。他的伙食主要是饭店里别人吃剩下的，面对老板的施舍，他有个经典动作，双手合拢，举得很高，再狠狠地向下作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然后聚精会神地享用他所认为的美食了。
　　 我刚出门，他微微地抬了一下头，露出了还算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也一声苦笑：今个是怎么啦，一天遇俩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