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并不老，比我大两岁，今年三十八。
　　 可他看起来却不年轻，稀疏而发黄的头发散乱地堆在头上，下面是一张黄黄的脸，表情经常性的凝固，反应迟缓，所以虽然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却更像是一对摆设，浑浊而没有什么精神。个儿不高，衣服穿得也不整齐，且都是黑灰色的旧衣服，走路时腰习惯性地向前倾斜，给人造成驼背的错觉。而按照我的了解，他并不是驼背。
　　 他的老态让我经常想起八十年代初期，那个四川画家画的那幅著名的《父亲》。也许只要再过个十来年，他就可以做画家的模特，当然，如果画同样的内容。
　　 也闹过笑话，十几年前，我还没有结婚，他也没有。他到我的学校里找我，我们在一起喝酒,一个更年轻的同事进来打招呼,一声大伯喊得我们都挺不自然，这不能怪那个年轻人，换作我,也只能这样认为。
　　 没想到，今天早上，他又来到了我家，我挺高兴，泡茶递烟，准备午饭，虽然离得并不远，但是竟有十来年未坐在一起。今天刚好是星期日，有个儿时的玩伴在一起侃侃大山原本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玩伴应该是我俩关系的最准确的写照，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离得很近，小时整天混在一起。虽说我比他小两岁，但我们在一个班读书也有四五年，因为我上学早，那时经常留级，到后来我还是他的学长。不过，这不影响他是我的邻居兼同学，或者说他是我真正的发小。
　　 我的这个发小除了读书不咋的之外，小时候是个强人。况且那时读书不行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全村乃至全乡都没有几个能象样地读书的学生，我能稍微读的多一点（也只读了个师范，现在居然经常受到孩子的调侃，我那捣蛋的孩子经常反击我，你考得是什么大学，我只能说，我没有，我不可能欺骗他说，我还通过什么自学考了本科学历之类，那只是学历，而不是大学教育，不过我家孩子并非因此而瞧不起我，反而稍微有点替我可惜，这倒是我所欣慰的）完全是因为出手本来就不错，另外我有比较开明的父母，两个因素相加者就是我能按照成绩继续读下去，不过如果当时成绩再差一点，上不了师范的话，没准还就能上个大学，不过我很少提及类似的话题，因为我不愿意父母自责。所以，小时候，在玩伴面前，书读得再好不算优点，我只是一班比我大的孩子们的跟屁虫。
　　 老曾不然，上学的第一天就开始挣钱了。村里每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门口都要贴个关羽、钟馗之类的画像，我们统称为财神菩萨，一张一角钱，自然太贵了，但因为是过年，大家也不计较，只要贴上，紧接着就要给钱的。老曾家的大伯就是专业户。一到农历二十八九，他的大伯就带着他，挨家挨户地贴财神菩萨，我们村子帖完之后还要到别的村子贴，三两天下来总有个几百块钱的收入。大伯在自己的口袋装满之后也会把小部分的钱给他，他也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富翁。
　　 贴财神菩萨好像还有个固定的程序，就是一边贴一边唱，唱什么内容，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到我家门口时，一边认真地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看得我很惊讶，这小子真有本事，怎么那么熟练，上课时，老师提问他可是一句不答的。
　　 记忆中，过年前还有个程序是唱门歌，也是两个人，往门口一站，用一把简易的二胡，一人伴奏，一人唱戏，然后主人拿钱，唱戏的人唱完就走，唱门歌的人收入高许多，应该是贴财神菩萨的几十倍，遗憾的是这笔钱还是被陌生的人挣去了。
　　 有钱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增强自信心，孩子也是这样，春节时当我们捂着口袋里快要发皱的三块、五块时，老曾可以轻易地掏出三四十块钱了。而且，还有个根本区别是我们的钱过了年之后是要还给父母的，做做样子而已，他的钱则完全属于自己。所以春节前后，他是整个村子里最风光的。于是，当我们小心翼翼地拿出一角二角出来打牌时，他却可以肆无忌惮地玩牌，当我们为自己不小心或运气不好而输掉三毛五毛而担心不好交待时，他的脸上总是很放肆地流露出鄙夷的神情，甚至就有两三个玩伴当时就想扁他，他看架势不对，也就乖巧了许多。
　　 也许是小时做过生意，领略过生意来钱的简易便捷，所以长大之后，别的伙伴大都学手艺，渠道是拜他的一个伯伯为师学泥水瓦匠，他的伯伯是村里唯一的老瓦匠，他却轻易地跳过了，伙同外村里的人跑起了小百货生意。也就是集中批发一些小东小西，然后走南闯北地零售，理论上是可以挣到钱的，据说进价很低，有些货物进的时候是按照重量称过来的，而卖的时候则是按件数算的，可想而知其中的利润。也确实有人因此发财的，每次回来的时候，他也总说某某做这样的事情盖起了楼房怎样，却很少说自己，一再追问，只说只能保个人工工资，生意也不好做，经常躲这个税、那个税在街上乱窜，一天都不安生，兴趣越来越小，可不做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做，反过来学手艺的话又要耽误几年，实在不划算。
　　 长大之后的我们过年时依然在一起打牌，不过因为都能挣钱了，改成了斗地主、打麻将。开始玩真的，大家一面口上说以玩为主，实际上都比较慎重。他更是如此，一支牌在手里能折腾好一会儿，直到我们奚落他，说他是不是又在考虑这把又输了三个塑料盆、五个塑料水舀时，他才不情愿地抽出某张牌，嘴里还不停地絮叨什么。
　　 好在他还是盖起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平顶，兄弟二人共四间，应该是每人两间，用来结婚用的——他的哥哥和他一般大，他家的负担不轻，他的父母也没有什么其他收入，主要靠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
　　 他结婚前到我这儿来过一回，就是我同事喊他大伯的那一次。那时的他早已不再倒腾小百货了，他当时的工作是骑着加重自行车（聪明的他还为自行车加了个马达，不费力气），走村串巷为别人补盆、补桶、修理电饭锅、煤气灶、抽油烟机等等，也就是，只要你家的家用物品出了问题，他都可以解决的，听起来很好，实质上这样的生意并不多。不过他和我说，有一样好处，能拿到现钱，怕赊账是他始终坚持小生意的主要原因。
　　 那一天，他酒可能喝多了，我上班时，他睡着未醒，据说他一觉睡到了四点多。
　　 我们喝酒时主要的节目也就是他说我听，我的教书事例自然对他没什么兴趣，在农村做小学教师拿那么一点钱，在内心深处他们是不屑的，这点我能感觉到，一是他们觉着没意思，哪个血气方刚的小青年整天和孩子打交道，二是也确实挣不到钱。而即便如他，修一个油烟机，就可以值我一个礼拜的收入的。反过来，他的话题倒是偶尔能引起我的兴趣，比如为什么不继续做小百货,比如现在的行当是不是比先前的效果更好一点，比如那一班和我年龄相仿的哥们弟兄现在混得怎样，倒是可以打开他的话匣子，让场面不至太过冷清。
　　 他当时究竟说了什么我现在也记得不太清楚了，看来当时我听得并不认真，倒是清晰的碰杯声至今都很响亮。
　　 后来我连家都不怎么回。和他接触的机会就更少了，只是听母亲说，他找了一个离过婚的女人，而且没过多久又险些离婚，因为那个离婚的女人是一个教办主任家的女儿，和他过日子不适应，嫌他脏，不讲究，也挣不到多少钱，长得也不好等等，大有越看越烦的架势，不过还是没离掉，因为老曾运气还不错，时间不长，女人就生了个男孩，有个孩子牵绊着，女人的心也就软了下来，不过在家地位还是挺高，基本上是全天候的打麻将，事情做得很少。
　　 女人的抉择是正确的，又过了几年，整个村子被征掉了，家家户户都分了相当多的一笔钱，村子的弱智都讨上了老婆，男人在家里的声音大了许多，老曾也盖起了漂亮的两层楼房,相对现代化的装备了一下,怎么说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日子安稳了许多。
　　 他的工作又变了，他现在主要是换煤气，今天他就开着三轮车来的，车厢里堆满了煤气罐，口袋的手机也响个不停，显示着他业务的繁忙。中年男人在一起，三句话一讲,不知不觉地就绕到了钱上,他问我的工资,我直说我现在是靠老婆在养活，因为我一人的工资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以及交讨厌的按揭贷款，剩下的只能靠妻子的，他也说家里也就靠他一人,现在每天大概也只有个一百来块钱。我不信，怎么说都折腾了二十多年了，不至于吧!他就开始和我算帐了，一罐子气只能赚个五块钱，一天正常的只能送个十几罐，很好算的，我只能相信。
　　 不过，他话锋一转，也有特别的，比如送单位要好一点，一罐子只要充个大半就行了，这样的话利润就高许多，有时能达到三十块钱，和私人不敢这样胡，现在的人鬼精，他回家称，哪有充一罐煤气回家还称的，生意真是越来越难做。“那你就找单位。”我说，可找单位也难，刚找个单位没送几罐子，都请人吃了一顿，一人还发一包香烟，半年的利润滚蛋了，还不算，有个领导的老婆还直接告诉他，以后领导家的煤气就不能要钱了，在别的罐子里每罐扣一点就行了，问题是他已经扣了一点，再扣的话就讲不过去啊!可没法子，人家是领导，要吃他的饭。必须坚守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他家的不能扣，二是他家的不能收钱。
　　 坦率地讲，我不太喜欢他的观点。做生意我不懂,我只觉得货真价实就行了，阳光操作才是应该的。可我又不能直接表达我的观点，所以只能勉强地听着。他好像看出我的不自然，淡淡地苦笑，他现在的状况还不如先前修修桶、补补盆，别人又不知道底细，说多少就多少,经常能逮到肥鱼，那个钱来得真叫爽，煤气外面有市价，不好糊弄。估计也做不长了。
　　 我还是忍不住了，一面违心地吹捧他的精明（他接话更有趣，精、屁精，精得狗屁不值）一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把利润看低一点，信誉好一点，做的量大了，效果是一样的。他笑了笑，意味深长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都一样。你以为某某发财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全是卖假烟的，香烟要是卖真的，还有什么赚头，做生意全是糊弄，规规矩矩做小生意，只能喝西北风。
　　 我只能装做相信他的话，不过我自己却没话了，沉默。
　　 话题还是转移了，他问我的近况，我也诉起了苦，按揭贷款的苦，房屋装修的苦，捉襟见肘的苦。我说的也是实话，工薪阶层的幸福指数的确不高，至少我很少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轻松惬意，当然并非完全是经济上的缘故。读书人头脑喜欢胡思乱想，自寻烦恼。
　　 按说他们要好一点，虽说生意不太好，但足以自保，家里还有一点闲钱，老婆也安分了，只要要求不高的话，他还算可以的，他一个孩子，现在上学也不要钱，孩子也小，房子盖得漂亮，日子就这么回事。没想到他又叹气，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啊，房子盖完后，老大生了癌症，找了人跑到南京，竟然看好了，亲兄弟还讲什么钱呢，花了五六万，自己也掏了不少。前两天，七十多岁的老父亲，骑着小自行车鬼使神差地钻到了别人的车肚里，半个脑壳都打开了，又是两万多，只能自己掏，你说人家车子原地不动，他怎么就往车肚里钻呢？
　　 老人往车肚里钻指定不对，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根本承受不了什么，何况突然而来的变故，而且即便钻的话,也该找个有户头的吧，要知道如果有个人分享这份灾难的话，他的苦难就打折了，偏偏没有,连他自己都意外。
　　 他的父亲是我们村里的老剃头匠，已经不剃头很多年了，但余威尚在，提到剃头匠，还是首先想到他。据说剃头匠是最大的，因为只有剃头匠才可以摸皇帝的头，这是我很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的经验，遗憾的是我没有成为剃头匠，所以我永远没有机会摸皇帝的头。
　　 但是剃头匠的确挣不到多少钱，也没有为孩子们储备什么，所以只能被动，他的幸福只在于他曾经摸过全村所有男女老少的头。然后是让与他年龄差距不到三十岁的人记得老曾是个剃头匠，也不对，他的儿子才是老曾，所以充其量只能称他为老老曾。
　　 老老曾逃过了一劫，小老曾也还是在继续奋斗，生活就像村后的溪水，总是流个不停，没有人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始流出，又将要流到哪儿。
　　 但是小老曾显然已经有点累了，就善待父母的问题我原本想指责一下他，这方面，我应该会说得很通透，但是我终于没有说什么，作为发小，我刹那间，感到身上莫名的一股股寒气上涌，甚至突然地谴责自己原本也不是有多么高尚。
　　 生活其实不是一团麻，生活只是最简单的选择与判断，偏偏做题目的人都觉得自己总是都处在十字路口，所以都没有坚持，也没有轻易选择，在模糊中，我们都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
　　 老曾做得很好。在他的反反复复的叙述过程中，我终于开始全身心地听他反反复复的讲述，作为同龄人，他的确也应该比我老。这份感觉也终于淡化了我一开始对他很多观点包括很多做法的轻蔑。
　　 虽然，生活不该是这样。
　　 老老曾还在坚强地活着，小老曾还在一面厌烦一面焦灼地等待着电话——那是让他送煤气的电话。
　　 我必须留他吃饭。我对自己说，虽然我一开始就在这样安排，可突然之间，我的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了。他执意不肯，又是这家要煤气，那家要煤气，总是有太多回绝我的理由与实情。
　　 临了，他告诉我另一个玩伴的消息，三呆子去了阿尔及利亚，待遇实在不错，一年十二万，只要交五千押金，回来就还，去了之后一月一万，三年三十六万，很好的。这个老学长已经准备好了，三年下来，前脚下飞机，后脚就要买辆小轿车，怎么着也要风光一回。他准备也要去，可机会有限，这趟他是赶不上了，不过也打听好了，下一批是去越南，那是他的目标。
　　 我刚想制止，准备说诸如老婆孩子怎么办的问题，他来劲了，很严肃地告诉我，什么我都打听好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比如工伤啊、死亡啊、一次性地能赔偿四十八万，大使馆的公章盖着，还能有假？
　　 当然不会有假，为四十八万，怎么可能有假，这点我也信。
　　 我没有留住他，我也希望他只拿三十六万，而不是其他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