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个曾邀我合作过大型古装戏曲剧本、且颇有成就的圈内朋友、优秀剧作家卫某某先生英年早逝，有好友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在追述了“他一直以农民剧作家身份著称于世的某某，其生活的艰辛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农民’与‘剧作家’绝不仅仅是两个含义不同的名词，而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我们一直惊叹他生存能力强，把‘种田’和‘笔耕’，把‘农民’和‘剧作家’那么浑然天成地统一到自己的身上。”文中曾感慨万端地提到，“我们的种种制度把相当数量的碌碌无为之辈放在不恰当的位置，浪费着国家的大量资源，却又把一些青年才俊死死地卡在大门之外，让他们终生抱负难展，老死牖下。某某比起许多更不幸的人要算幸运的。”几句满怀深情的话，击中了我心中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那一点，让我顿感欲哭无泪，无话可说。
　　 作为那些“更不幸的人”之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1984年，我即因创作了多部戏曲剧本，《夏完淳之死》、《北海之别》、《秋翁遇仙记》、《白玉杯》等，并陆续获奖，而被业界权威从教育战线调至某剧院，为合同工。期间，随团带文化课，创作，写材料，下乡演出打字幕，小心做人，未敢有一丝懈怠。殊未料两年后因直言参与鼓吹成立青年团，而被某些领导视为异端另类而轻易解雇，砸了饭碗。这样，两条进入体制的通道，教育界，戏剧界，统统被堵死。从此，怀揣两张大专毕业证，成了流浪于体制之外的闲人，种地，开小卖部，聊以糊口度日。多年来尽管创作成果累累，并不断获奖，但只能蹦达在文化戏剧战线边缘，打打擦边球，成为当地业界唯一身为农民的舞文弄墨者。
　　 如今垂垂老矣，时过境迁，当然也不会再天真地抱什么幻想，期待谁某人发善心施舍一碗饭吃；也不会愚蠢地巴望天上掉几个馅饼下来，以填充自己的辘辘饥肠。那岂不是朱买臣前妻崔氏盼风冠般痴人说梦？回顾平生，自忖也努力过，奋斗过，好歹也还有不少自认为还算可以的精神产品，未曾白吃了社会多少年的五谷杂粮。虽说清贫，却也吃得香，睡得稳，手摸胸膛，自觉除累及妻孥外，倒也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只是偶尔题及，闲发几句牢骚罢了。仅此而已。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世间事往往如此。身在其内，如手电筒，只能照别处，而照不到自身。即便有困惑，也常常不得要领。而致身其外，有时反倒容易看得分明些。
　　 按照当今二元结构体系，即城市与乡村，是其表面形状；而实际上，则可分外体制内、外。体制内的，即所谓“铁饭碗”之谓也：吃着皇粮，拿着工资，风雨无阻，旱涝保守，另外再享受着医疗、用车、烤火、书报、差旅、保险等种种优厚的补贴；更甭说那些权力加资本结成的春风得意的既得利益者群了；而在体制之外，则仍然免不了时时、处处“吃各人穿自己零花体身”，名义上有这样的“直补”，那样的“优待”，实则如杯水车薪，连人家吃罢肉丢下的汤的汤也嗅不到。当然如老朽这样一把岁数，且民政局长也是熟人，腆颜弄个低保指标也还估计不是太难，可惜如孔乙己般穷愁潦倒仍还想穿个破长衫充充斯文，诚如朋友们所斥，“死要面子活受罪”，又苦无权钱裙带可攀，更苦无“不打脸子甚戏也唱”的能耐，不善变通，又臭又硬，你不落魄谁落魄？你不清贫谁清贫？纵然时时遭遇那些时代宠儿或暴发户们的白眼，也是没法子的事。
　　 时候不早，与其在这儿自说自话，何如象民谚所说，“盖上八幅子被子梦梦”，或许能从梦中抱回个金元宝，也未可知呢。
　　 2010-10-11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