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所农村中学给我颁发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红色塑料封面；翻开，手掌大；内芯纸树皮一样，黄得饱经风霜。纸上某某中学的大印，在缺乏知识的年代，颇能自我满足一番。两年后，我进了一家中央级国有特大型企业。这纸红色证书，此时对我只具象征意义。我搜索两年高中教育的成果，语文方面，仅有几首毛泽东的诗词，至于唐诗、宋词了无踪影，更无韩愈、苏东坡们的身影；数学方面，要展开简单的A加B括号平方，也面露难色，惭愧以对。从此，我再也不敢将这纸红色证书示人。小小的毕业证，成了冷咧咧的西北风，令我全身打冷噤。缺少知识滋润的脑袋，温热的脑汁，如岩浆般坚硬，一片铁灰色戈壁。
　　
　　 一种饥渴的力量在燥动。燥动源自社会，源自本人对知识的宗教般崇拜。我常常听到，年少的身体里，发出阵阵饥渴之声。一种精神饥饿。饥饿之声，如沙漠里的风鸣。一日三餐，有上顿没下顿，饥肠辘辘，那种物质饥饿，和我擦肩而过，像偶尔光临的远亲，印象模糊。精神饥渴，令我寝食难安。虽不像肉身的饥饿，危及生命，却时有面对深渊般的危险感、焦虑感。对生命的煎熬。
　　
　　 新华书店来了一批外国名著。托尔斯泰、泰戈尔、果戈里，都是泰斗级的文学巨匠。听到此消息，我一夜无眠。躺在床上，眼睛发胀，眼皮发干。早晨五点，我和万步行去新华书店。我说，我们肯定排一二名。万说，我排第一名。我说不可能。万说谁还会比我们早？我说，我排第一，你排第二。那时已过了霜降，一层雪一样的白霜，把路边的小草压得抬不起头，黑夜还没退去，公路两边各一条白白的直线。我们说话时，口里呼出缕缕气体，黑夜里虽看不见热呼呼的气体离我们远去，但能感受我们身上的那份热量。从厂里到市新华书店，十三公里，只走了一个半小时。
　　
　　 距离新华书店三百多米的街道上，开始走不动了，黑鸦鸦，人挨人，人挤人，全是听说新华书店来了外国名著，来买名著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号称全国四大图书市场的长沙黄泥街，做过图书批发生意，听老批发商说，八十年代，印刷厂印书，印钱一样，印刷机一开，一本本图书就如同装进了腰包里的钞票，一个个赚得以为这世界上只剩下钱了。那时布票、粮票渐渐地淡出我们的生活，一书难求，让我产生了到新华书店找个女朋友的幻想。新华书店的未婚女青年，图书一样难求，找遍所有柜台，就两个，都攀了高枝。我们多方打听，一个是宣传部领导的公子，一个是市委领导的公子。这些都是闲话，还是说那天早上的事。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手握铁皮话筒，朝人群高喊：名著全部售完，请大家散去。我们都不肯离去，仿佛在等待奇迹。没到半夜，新华书店从里到外全是人，一群精神饥饿者。四车道的街面，堵得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新华书店请示宣传部，临时决定，连夜售书，以防天亮后，更大的人潮涌来。没想到我和万成了倒数一二名，名著的影子都没见到。我和万像两个精神乞丐，在地上捡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呆呆地在新华书店门口，一坐两个小时。我们望着满地的纸屑，就像两个饥肠辘辘的人，面对一桌残汤剩水，懊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山西青年》杂志，成了我们无声的老师。当年，《山西青年》杂志，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开办函授教育，取名刊授大学。学生从十七八岁，到七八十岁；从工厂，到田头，进机关，号称没围墙的大学，全民大学。我收到刊授大学的学生手册时，我对自己说：全新的生活，全新的人生，从此开始了。我的心在笑，我的生命在笑，如是世界都在笑。车间有个副主任，平时看了就恶心，远远的发现他的影子就躲开，这时见到他，没躲，还破天荒叫了他一声主任。天空是蔚蓝的，地是宽敞平坦的，我的情绪、我的感觉，除了美好，再也找不到杂质了。
　　
　　 我和万商量，成立一个刊授大学自学小组。我们开始担心没人响应。消息一出，应者如云。响应者还有机关干部。当时，我和万是车间里的倒班工人。两个倒班工人成了自学小组的核心，那份自信，真让我们以为，世界就是我们的。
　　
　　 《山西青年》杂志刊授大学，只辅导，不考试，不发国家承认的文凭。我们参加了成人自学考试。三年自学，第一次接受检验。胜券在握的兴奋，让我们把自学之路，想得十分宽敞，命运之神有意施恩于我。我们是骑自行车去考点的。街道两旁的树枝，手牵手，搭起一片荫凉，一直把我们送进考场；沿途的车鸣，每一声鸣唱，都是在给我们祝贺。我们看重这次考试。考试是目的，也不是目的。有一张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弥补了少年未进大学校园的遗憾，圆了大学的梦想。这梦想，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三年学得如何，学了多少知识？这次考试是对我们三年自学的检验，也是评价。考试结果，影响我们的自学路，用什么态度，什么姿势走下去。
　　
　　 结果出来了。我的成绩单是：哲学59分，逻辑学55分。60分算合格。我们自学小组十一人，只有一人哲学62分，一人逻辑学65分，其余全部在50分至60分之间。唐和我一样，两门都失之交臂。唐哭了。万走运，哲学62分，但万也呆了，他估计至少八十分。那一刻，是我们自学三年，甚至是我们经历的生命历程中最黑暗的一刻。所有光明，都从我们眼前消失。我们顿感失去了方向。那晚，我们虽然还是按计划集中学习，却没一人翻开书本，薄薄的书页，似有千斤之重；没有一人拧开笔筒，小小的笔筒，沉重得无法托起。我们无声地坐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比我们风雨无阻的三年还漫长。心中失去了梦想的三个小时。
　　
　　 我们的课堂没有老师。我们既是学生，又是老师。那天，轮到唐讲《史记●留候世家》。课文中，有一句：“父去里所，复还。”唐说：父亲到一里路的地方后，返回。我说不对，“所”在这里是概数，不是地方，应是：父亲走了近一里路后，返回。唐说我错，我说唐错。唐好辩论，一辩脸就红，音量高，要和人打架似的。那时，找份辅导资料，像粮票、布票一样金贵。我们手中，一本《山西青年》刊授大学发的《古代汉语》课本和一本《古代汉语讲授纲要》，翻遍这两本书，找不到答案，因此，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我们争论了一个星期。一个“所”字，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一个小小的“所”字，仿佛遇到胜过自己数倍的敌人，不把它攻克，将威胁生命、威胁生存，有一种战胜它的悲壮感；又如陈景润攻克歌德巴赫猜想，登上世界科学高峰般的崇高感。
　　
　　 一个“所”字，把我们自学小组分裂为两个自学小组。唐带着赞成“地方”说的六人另立炉灶，另外五人赞成我的“概数”说。唐一个自学小组，我和万一个自学小组。我们并没有因分裂而停止争论，我们的争论，从明转暗。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长沙五一路新华书店，来了一本《古汉语词典》。听到这消息，有如心仪已久的女生答应和自己约会似的，那兴奋，那激动，像一匹野马在我心里燥动。当时，我正在上晚班。我担心去晚了被别人买走，我要连夜赶往长沙。一分钟都不能耽搁。仿佛耽搁一分钟，就是耽搁一生。车间值夜班的领导，不准假，我坐在他的值班室不动，不停地说好话，不停地哀求，我还从眼眶里挤出了眼泪。没想到，说着说着，真的流眼泪了。
　　
　　 晨雾湿湿的，带着露水。街道上，急匆匆的行人，三三两两。路灯浑黄浑黄的，懒懒地，无奈地坚守在街道两则。昏睡的路灯，把二米以远的行人，照出一个轮廓。远处沙沙沙的扫把声，从街面上划过。耳朵听到沙沙沙声来自何方，眼睛看时，只见一个女性的轮廓，手握一棒，一下下在路面敲打。沙沙沙的响声跟随我在长沙的街面上行走。沙沙沙的扫帚，扫出了一遍晨曦，东方渐渐地发亮了。
　　
　　 我还在教室门外，就感受到里面欢声、笑声，一把火一样，热腾腾地往外烘。自从唐分裂出去后，我们的教室里第一次有了笑声。唐翻开他新买的《古汉语词典》，憨笑着说，“父去里所”，“所”是概数，你是对的，我错了。我不想用语言再在对错上纠缠，就说，大家鼓掌，庆祝自学小组团圆。唐立即响应，鼓掌。掌声还没响起来，哗啦一声，唐手中的《古汉语词典》掉到我脚旁。我弯腰捡起，看到菲页上一行钢笔草书，“购于长沙”，下面是年月日。比我早一天。
　　
　　 第二次自学考试报名，我们是在截止日报的。第一次自学考试失败的经验，像《愚公移山》的太行、王屋二山，沉重地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那挖山不止的愚公，一种遥遥无期的希望。临近考试半个月，我们都把手中的换休条，兑换成假期。我只有十天换休条，最后，把回家看父母的探亲假，透支了五天。我们像现在的高三考生，进行关乎命运的一搏。
　　
　　 考试一天一天地临近，我脑子里徘徊一个阴影。这次不会考砸吧？假如考砸，怎么办？还自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