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病危，齐桓公亲往问之，并和他商讨谁可为相之事。
　　 桓公首推鲍叔牙，他估计管仲肯定会同意。因为管、鲍乃莫逆之交，况管仲之相，乃鲍叔牙所荐。可是，管仲没有同意。他认为，“鲍叔牙，君子也”，但是，“其人善恶过于分明”，“见人之一恶，终身不忘，是其短也。”作为一国宰相，“恶恶己堪，人谁堪之？”
　　 桓公二推隰朋。因为“隰朋不耻下问，居其家不忘公门。”管仲认为，可以是可以，但是，人们认为隰朋是我管仲之舌，“身死，舌安得独存？”隰朋一旦称相，“不能久耳。”
　　 桓公三推易牙。他认为“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管仲认为，“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
　　 桓公四推竖刁。他认为“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自身。”管仲说：“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
　　 桓公最后推开方。他认为“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管仲则说：“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
　　 人都喜欢亲近自己的人，更相信效忠自己的人，管仲却不是这样。“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他任人量才量德。桓公就不行，他在用人方面，却以对自己如何为标准。易牙烹子，竖刁委身，开方舍千乘之封，不奔父母之丧，专心事君，看起来是忠臣，实际上，这后面藏有阴谋。管仲的看法是对的。人情莫爱于子，莫重于身，莫亲于父母，倘若连儿子、父母、自己都不要，还能有什么道德和良心事人呢？因此，再次奉劝那些当官的、当“总”的，用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兢进。”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即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当今社会，做官也罢，做企业也罢，处人也罢，都要防止易牙、竖刁、开方式人物，也不要学齐桓公，因为他后来毕竟没有听管仲的话。
　　 虽说这是老调子，还须像当年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那样，“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讲了，有些人都不听，何况不讲乎？
　　
　　 《资治通鉴》载：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这里告诉我们，再圣哲的皇帝，也“犹当虚己以受人”，不能“恃其俊才，骄矜自用”。何况一个人的思想毕竟是狭隘的，看问题眼光也不可能全全面面。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凡有作为的皇帝，无不虚己以待人。就拿唐太宗来说，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取得成功，有五事与其他帝王不同：一、“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而他“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二、“人之行能，不能兼备”，他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三、“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他能“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四、“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他能让“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五、“自古皆中华，贱夷狄”，他却“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他如父母”。
　　 唐太宗“虚已受人”之事，可谓后世当权者之师也。（198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