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分析韩嘉川的小说《嘎杂》之前，有必要先简略地谈谈他的散文诗，因为这样可以更有利于对这篇小说的解读。
　　 韩嘉川先生是位散文诗家。在散文诗这个领域里，他辛勤耕耘三十年，笔耕不辍，颇有建树。作为一位承上启下的散文诗家，他的散文诗兼收并蓄，既继承了上一代散文诗大家的优秀传统和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又与时俱进，大胆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散文诗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具有散文和诗歌的双重特点又自成一体。读韩嘉川的散文诗，我们明显地感到，作者善于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理，他的许多作品，常常是有人物、有叙事，以及对人物心理和生活场景的细腻的描写。作者特别善于猎取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细节片段，并由此生发开去，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像。这种内容上的篇章布局和整体结构形式接近于散文，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思考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但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我们看不到那种平铺直叙式的描写和空泛直白式的直抒胸臆，相反，我们看到作者娴熟地运用隐喻、象征等手法，透过物生象、象生情、情生境，以意象的构造使作品产生深邃的意境。这种表现形式使其作品更具诗歌特质，而各种现代诗歌流派的表现手法的借鉴和运用，又使其作品富有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
　　 而我们特别推崇的是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无论叙述还是描写，也无论是隐喻还是象征，都必须依靠语言来完成。艺术语言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作者散文诗的语言就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读他的散文诗作，那优美的语言就像阳光下山涧里欢快流淌着的小溪，清澈流畅，华润细腻。这与时下浮躁社会的浮夸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亦使作者的作品至纯至美。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不仅使作者的创作炉火纯情，也使散文诗这一年轻的文体趋于完善和完美。
　　 如果我们从上述对作者散文诗的简略论述这样一个视角，来分析作者的小说，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和准确地把握它的特点了。
　　 小说中的“嘎杂、嘎古、嘎古蛋儿”，在青岛方言里都是“小气”的意思，但他们在语气和词义的轻重上还略有不同。“嘎杂”不仅是小气的意思，还带有轻视甚至是鄙视的成分。因此，被称作“嘎杂”的人有被侮辱之感。正因为此，廖实秋“小时候最初还为这个外号与同学和一块玩儿的伙伴们恼火过”，感到自己受到了蔑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现实生活中被称作“嘎杂”的人，虽然“小气”得近于吝啬，但绝不贪婪，而是会“过日子”，精于算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从小拿着人和东西要紧”，为人处世都要权衡利弊。这种人在职场上，是会表现出谨小慎微的特点的。所以，当廖妻问其“嘎杂”是否是谨小慎微的意思时，廖实秋实际上予以了默认。
　　 当然，作者并不是要给我们塑造一个二十一世纪版的葛朗台。在小说中，就像作者在散文诗里常用的表现手法一样，“嘎杂”其实是一个意象，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象征着廖实秋的处世哲学。廖实秋将“嘎杂”人的处事方式植入他的官场生涯，演绎为处世哲学。这种处世哲学使其既不失应得之利益，又不冒风险，很是受益。譬如，一方面，他认为“嘎杂，嘎咕，嘎咕蛋儿，有什么不好？也就是小气一点有什么不好？用刘兰香的话说，拿着人与东西要紧，有什么错么？难道像有些有钱人或者不负责任的官员，整天花天酒地，出手阔绰大方，暴殄天物，就好么？我看未必”，另一方面，每到重大节日他也“常常为收到一二十张卡而犯愁”。当然，我们相信，他的这一二十张卡与吕局长的“每到重大节日收多少不知道”还是不一样的，按照他的处世哲学以及他的位置和权力，他既不会主动索取，也不会来者不拒，更不会仅仅是收个一、二十张这么点儿。这一二十张卡必定是推脱不掉、算计好了，在确保安全和不会犯事儿的前提下接受的。
　　 再看，“那晚他出席了老吕带队的总结答谢晚宴，主宾是更上级的领导。那个场合谁也不敢早退席，而且领导是从基层干起来的，不仅好酒量，而且喜欢热闹，那天晚上的酒令令每个人都喝得不少。廖实秋还因领导知道他不善于此道，而饶恕了他，那晚的一句话令廖实秋十分感动，领导说：这样不行，下一步的工作需要你像老吕这样周旋的话，你这个酒风怕要误事的”，“接下来便是更热闹的场面。廖实秋与那位领导很实在地干了一大杯波尔多葡萄酒，领导连连夸奖他说：这就对了，可见你平时虽然谨慎，但还是有酒量的”。这里作者没有写廖实秋敬酒时是怎么说的，但从领导的夸赞可以看出，他的“表现”是很令领导满意的。廖实秋的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事能够把握住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的能力，不就是得益于“嘎杂”人工于心计、精于算计的特点吗？他的处世哲学，使其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保持着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且左右逢源，长青不倒。虽不能大富大贵，却也富裕有余，仕途平坦，安安稳稳。通过这些描写，人物性格特征跃然纸上。
　　 这种象征性的描写还有棚户区拆迁时那场火灾留下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又像文字又像图案的痕迹”。这是作者营造的又一个“意象”，从小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直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它在作品中起着“暗示”的作用，又给故事情节带来了一种悬念。这个悬念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使读者急于想知道它的谜底，从而吊起了读者极大的阅读兴致。然而，直到最后作者也没有去解开这个谜底。其实，这个谜底是不需要解的，因为当读者把小说读完，就完全明了了这个“意象”的所指了。这种隐晦的描写比起正面描述更具有艺术震撼力。由此可见，作者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娴熟和老道。
　　 《嘎杂》本质上是一篇“官场小说”，作者从一明一暗两条线描写。明线是作者的叙述主线，主要介绍小说中的人物，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等。虽为叙述主线，实为暗线服务。暗线则是“选战”以及与“选战”有关联的“拆迁血案”。这条暗线才是作品所要揭示的主旨。但是，在对这条暗线的处理上，作者使用了障眼法，把“选战”的你争我夺和“拆迁”的腥风血雨隐到暗处，不作正面的情节演变和矛盾冲突，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来展现官场升迁的世态炎凉和城市拆迁所牵动的利益冲突的残酷。
　　 本来，廖实秋似乎已从“选战”中败下阵来，但从他认为的具有“安慰意义”的海南之行回来后，感觉情况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先是办公室主任姚锦辉神秘兮兮地告诉他拆迁案有了新的线索，接下来是“廖实秋到局长办公室要向老吕汇报海南会议的情况，没想到老吕却向他挥挥手说：汇报什么，有什么需要传达的精神，你直接安排姚锦辉召集会议传达，有什么需要办的，你安排就行了”，办公室主任姚锦辉还拿出大红袍茶给廖实秋，“廖实秋知道这是老吕专门用来招待上边来的重要领导的”，再联系到年底总结答谢宴会上“领导说：这样不行，下一步的工作需要你像老吕这样周旋的话，你这个酒风怕要误事的”，事情或明或暗，值得琢磨。导致“选战”形势发生演变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网上关于拆迁案的披露，作者虽然还是采用隐晦的表现手法，不动声色描叙着，却已将官场权力争夺的怪象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还有一处感人的细节描写值得评述，那就是廖实秋在赴同学聚会的饭店停车场碰到的看车人的细节描写。当“他将车子开进了停车场，刚将车子停好，一个穿雨衣的人走过来，向他伸出手：请交停车费，并挥动一下手上的发票，说要发票两块钱，不要一块钱。”“廖实秋的手已经伸进口袋里了，心想老城区的消费水平就是低，新城区停车费每小时四块钱，这里两块钱还不计时。尽管两块钱，他想起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即使再便宜，也要讲讲价，拦腰砍，商贩有几个不奸不滑的？于是，他脱口便说：便宜一点。“没想到对方却说：如果没有就算了。说着足踝一扭一扭地走开了。他始终没有看清那人的模样，雨衣的帽檐遮住了那人的脸，只听到说话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当他吃完酒，“出了酒店的门，发现下起雨来了，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路面上都湿了，车子上也落满了水珠儿。来到停车场的时候，他看到远处站着那个穿雨衣的人，手上的手电筒轻轻摇动了一下。他的心中稍微有一丝感动，心想现在看车的人能这么尽职尽责很少见了，大都是收了钱就不见人了，而这人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看车，真是很难得”,“车子开出了老市区的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跛脚的曲文君现在如何了？好久没去看他了……”。廖实秋到这时还不知道此人正是他的同学曲文君，他没有认出来，可曲文君却认出他来了。不过，曲文君并没有按廖实秋许诺的那样，在拆迁时去找他，相反，那“两个模模糊糊的既像文字又像图案的痕迹”已暗示读者在那场拆迁火灾中死去的俩人的答案了。这种细节的描写和隐晦的表现手法，把人物命运和那场拆迁惨案表现得更加具有震撼力，也展示出作者把握和描写细节的功力。
　　 我们不能不提到整篇小说的叙述风格。这篇小说没有一环扣一环的情节，没有展示扣人心弦的矛盾冲突，甚至将人物对白也做了叙述式的处理，就像一篇散文，看似不经意地随意道来，实则形散神不散；而其语言平实流畅和富有诗意。例如“他的眼睛虽然因为摔伤而有些点儿斜视，却很黑，黑得透亮……”，“蓝色的塑料围墙已经将那里围起来了，那棵树却还在。/这里怎么会有棵树呢？/是什么树？/跟在他身后的司机说：是无花果树。”如此简洁精练，诗一般的语言，亦与作者的散文和散文诗一脉相承，让我们再一次领路了作者的语言功力。同时，这也使我们想起了普希金的小说。作为诗人的普希金，写有优美的散文，而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同时也被人们作为散文来编读的，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这说明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艺术特征会在其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同样体现出来，由此而堪称大家。
　　 毫无疑问，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篇优秀的作品。它以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方法，对现实生活做了真实客观的描写。如果我们硬要把它归为某流某派，我们愿意将其称之为“现代现实主义”的力作。而作品中所塑造的廖实秋这个人物形象，会否像葛朗台、套中人、阿Q一样的典型形象，而“嘎杂”一词甚或如楼脆脆、范跑跑一样，成为某种官场人物的代名词呢？
　　 （作者的小说《嘎杂》刊于《时代文学》2010.9期）201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