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新儒学简介
　　 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学为特征，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学的自我定位是儒学的第三期。儒学的三期分别是第一期：先秦至东汉末年；第二期：宋明理学，重点是“内圣”；第三期：现代新儒学，重点是从儒学的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内圣而开出新外王”。
　　 （二）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比较才能知道是不是落后，而不是关起门来说“我很伟大，我很先进，我很高超”。所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的落后难辞其咎。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分得开儒家思想与孔子思想是两码事，不能再让孔子背黑锅了。
　　 （三）新儒学对儒学的未来展望
　　 由于人们对于儒学的认识和评价的不同，因而对儒学未来也有不同的展望。儒学作为中国二千余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具有丰富和深邃的思想理论，而且对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甚至也是东亚一些国家，如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必将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振兴，而越来越被这一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所自觉与重视。同时，儒学作为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与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也正在越来越为世界有识之士所瞩目。所以，对于儒学的未来发展，高文化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要获得这种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求儒学有一种开放的精神，既要继续吸收和融会本国各学派的精华，更要积极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还要对儒学自身已有的基本精神和重要概念、命题等，“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荀子•王霸》），作出符合现代社会精神的新诠释。在这方面，高文化认为经过二十年代以来的各派新儒学，包括当前称之为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的一大批学者，以及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还有许多至今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等，都证明了儒学现代发展的可能和必要。
　　 对于当前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为推进儒学的现代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高文化一直是十分赞赏的。但是在儒学未来发展的取向上，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提出的“三统并建”说，却不敢苟同。所谓“三统并建”，最早是由牟宗三先生提出的。他在１９４８年《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以后，在１９５８年由牟宗三、张君励、唐君毅、徐复观四人联合署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也再次强调要发展儒家的“心性之学”，并“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更要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成为‘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也就是当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家的当前使命主要是要从‘内圣外王’之学中开出‘外王事功’这一面”的具体内容。牟宗三在１９７９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了这样的立场，他说：“儒家学术第三期的发展，所应负的责任即是要开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
　　 诚然，科学与民主是今天这个时代的要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是否能够，或者是否需要把它纳入儒家“继续政统”和“建立学统”的范围？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贺麟先生四十年代谈及“建设新儒家”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时，曾特别指出：“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科学化儒家思想。”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需要说明的是，贺麟先生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研究儒家思想，而是反对当时有些人简单比附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做法。如他说：“因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有其独立的领域。……一个科学家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许信仰基督教，也许皈依佛法，也许尊崇孔孟，但他所发明的科学，乃属于独立的公共的科学范围，无所谓基督教化的科学，或儒化、佛化的科学。反之，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的功能，无须求其科学化。换言之，即无须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儒学的发展取向，高文化认为在贺先生的话上再加上一句更合适，即“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政治，也无须政治化的儒学”。也就是说不必要把儒学与政治生拉硬扯在一起，而从历史的进化着眼，更不应当再用儒学一统天下的思惟模式去考虑问题，把儒学与“继续政统”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在儒学中是可能提取出许多启发和促进科学发展，以及改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的思想理论成分。相反，儒学中的许多思惟方法对克服西方实证科学思惟方法中的某些片面性是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的；同样，儒学中许多政治理想、治国原则，官僚人格等理论对改善目前的政治制度和环境等也是甚有裨益的。但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新的阐发，完全是凭借其学理上的深刻性和说服力去影响社会的，是与其他中西各家学说的一种自由、平等的竞争。当代新儒家第二代、第三代学者们汇通中西文化，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努力以现代精神诠释儒家思想理论，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其精神也实在令人钦佩。当代新儒家坚持“返本以开新，守常以应变”的传统原则，这是一条极富辩证思维的原则。然而，由于他们大多带有某种程度儒家一统的感情色彩和思维模式，因而在努力完成“光大道统”、“继续政统”、“建立学统”的文化使命中，留给一般人的印象却是“返本”、“守常”有余，而“开新”、“应变”不足。而“三统并建”之取向，也极容易引起一般人，特别是青年人的逆反心理而遭到排斥。
　　 所以，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的进步趋势，当代新儒家提出把开“新外王”（以“三统并建”为核心）作为当前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是很值得商榷的。就当今社会的现状和发展来看，把传统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儒学的发展的。因此，相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注重于开出“新外王”的取向，高文化认为，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儒学中那些有关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我们如果能密切结合时代的问题和精神，把儒家这些学说中所蕴含的现代意义充分阐发出来，则必将大有益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获得其相应的种种事功（这也可称之为“外王”）。而古老的儒学，也将由此萌生出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君不见，易中天、于丹等一大批国学精英，蜚声中外、名声鹊起，全球汉学热自2008年起已如火如荼，这是一个信号，更是一种趋势。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典型。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就是在西周时期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论语是孔子的言论集，是孔子看过易经后的思想总结，人们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所以受易经影响也最深，中国的民族其实就是易经的民族，何况儒、墨、道等百家思想均来自易经，所以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人格以儒家为主，兼取其它杂家，但归根结底是易经的思想，那么儒、墨、道是在什么地方产生分野的呢？易经产生时，不存在国，也不存在家，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伏羲氏是为人们服务的，遂总结、归纳出了阴阳八卦。也就是说易经起码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春秋战国时期，明显有了阶级化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易经的解释就有所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差别，这样就产生了百家。所以先秦百家思想虽同出于易经，因为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提出的主张就不同，所以结论就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治世。那么儒学走到这一步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其它学说就没有这样呢？我们还是看看其它学说与儒学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