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很清晰地还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严家浜——童年经常去光顾的一个不大的村庄，极其普通，带有江南水乡特有的韵味，小桥、流水、人家。
　　 严家浜离市区大约5公里路程，在嘉兴城市的西南方，隶属南湖乡六号桥村。“严家浜”既是一个村子的地名，又是一河浜的名字，整个村就以河浜的名字为名的。这条河浜是南北走向的，摇船往南出去就可以去市区，往北则是通外面的一个河浜。村上的房子是沿河东西两边而建造，排列错落有序，民房后有小竹园环抱，村子的南侧东西走向有一座小桥，我的记忆当中是一座小木桥，后来改建成水泥桥。这座小桥连接严家浜东西两岸村民，整个村子居住着二三十户村民，村里以“孙”姓和“钟”姓人家为主，整个村子2007年拆迁时共30户人家，一百多人口，水田200亩左右，拆迁时都是砖木楼房。
　　 村民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整个村的村民都世代以种田为生，村民去外面都是摇船出行，旧时的严家浜船是村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生活过得很安逸，
　　 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代，全村人民也开始从事蛇皮袋加工和贩卖的行业，家家户户把一些旧的食品包装的蛇皮袋买回来洗干净晾干，裁剪后用缝纫机缝成一些袋子，就上街去卖，这些袋子市民拎着去菜场买菜。当时在80~90年代，这袋子加工行业已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我父亲的干爹孙贵荣家就在严家浜的村口，1932年南韩临时总统金九先生就是避难在他家里，前后共避难了两年左右，所以我也经常听到前辈说起那段故事
　　 严家浜自然村，2007年5月份被整体拆迁，老房子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今天我再踏上曾经熟悉的那块土地，似乎有点陌生，给我的感觉是一片凄凉。
　　 这时正好碰到一位严家浜村的“钟”姓大妈在割草。我向她说明来意，告诉她我就是孙贵荣的干孙子时，陌生的感觉一下子变得亲切。我们就聊起了严家浜的过去，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大妈就用手指着那已经没有痕迹的杂草丛生的河埠头，讲起了当时“孙”家原来的石头砌成的河埠头，这河埠头很大，都是用条石砌成，河埠头的前后都是石头砌成的石帮岸，讲起了南韩临时总统金九先生在这里避难的历史，以及从这里上岸的历史故事。
　　 今天的严家浜已经不再存在，到处杂草丛生，一片荒凉，留在我记忆中的是那个美丽安逸的小村庄。
　　 今天我就把金九研究会许懋汉老师的一篇《严家浜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严家浜的故事》
　　
　　 2001年夏天，浙江嘉兴南北湖风景区管委会举办“纪念金九先生诞生125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嘉兴辛亥革命元老褚辅成先生的孙女褚丽贞告诉我一件事，说我5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严家浜老人孙贵荣已于2000年谢世，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虽然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老人，可在1942年韩国金九在他家避难时却做出过牺牲。他为了保护韩国友人寄存的箱子，与母亲惨遭日伪“游击队”拷打、熏烧，而坚不吐实，以至于伤痕累累，成了严家浜有名的“花肚皮”。他对我讲的故事，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心里。
　　 大韩民国开国元勋金九（1876－1949）在自述《白凡逸志》中，叙述他极不平凡的一生；在国内3次入狱，受尽酷刑，度过近10年的铁窗生涯，在中国亡命26年，策划了阻击日本天皇和上海虹口公园的爆炸事件……为躲避日寇的追捕，金九在中国友人褚辅成等人的帮助下，到浙江嘉兴作短暂居住；后因日寇在铁路沿线紧急搜捕，而转移到褚辅成先生儿媳朱佳蕊叔父的避暑山庄“载青别墅”。在澉浦南北湖畔的“载青别墅”度过了最为危险的半年以后，又被驻澉浦的警察发现，被迫再度流亡浙江嘉兴，匿居在褚辅成的养子陈桐荪先生的寄子孙贵荣家，先后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逃亡生活。这段时间，金九在严家浜的避难之事，鲜为人知。
　　 1996年是金九先生诞生12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友人，也为了为南北湖金九避难处——载青别墅收集一些关于金九先生的故事，我们请褚辅成先生的小孙女褚丽贞陪同，驱车前往离嘉兴市区约5公里的严家浜，拜望了陈桐荪先生的寄子孙贵荣老人。
　　 金九先生在《白凡逸志》中这样记载：“嘉兴南门外，沿运河而下，走十余里，有个村子叫严家浜，陈桐荪在那里有田产，跟村里的农民孙用宝相交甚厚，我在那儿，就住在孙用宝家，那时我完全成了一个乡下老头儿，他们全家都下地干活时，家里只留下个吃奶的婴儿。孩子一哭，我就抱着他去地里找他的妈妈，那时他妈就十分惶恐不安，感到难以为情。”孙用宝既是陈桐荪佃户，又将儿子孙贵荣过寄于他，此次又将金九先生寄居孙家，相交确实甚厚。
　　 在严家浜村民委传达室内，我们见到孙用宝的儿子孙贵荣。孙已年愈古稀，戴着老花眼镜，穿着中式对襟蓝布服，瘦小的身躯，但看上去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有神，身体还十分硬朗。老人见我们来到，显得十分高兴，忙着给我们沏茶。当褚丽贞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来意时，老人禁锢了几十年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积压在他心中50多年的记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一件件地掏了出来——
　　 “褚辅成的养子陈桐荪是我的寄父，张先生到嘉兴避难时（注：因当时金九先生寄住他家时，化名张震球，广东人，做生意的，因而至今老人习惯称金九为张先生），我正在嘉兴南湖小学读书，吃住就在我寄父陈桐荪日晖弄的家中，有一天寄父家来了一位客人，高高的个子，穿着中国长衫，黑黝黝的脸，戴着黑边眼镜。寄父告诉我，这位先生是寄父的朋友，叫张震球，广东人，到嘉兴做生意，于是寄父家中上下都叫他张先生，那时，我才十四五岁，是个小孩子，因此他们做什么事并不避我。张先生与我很亲近，过了一段时间，张先生突然不见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到褚辅成儿媳海盐家乡去了，这一去约半年多时间，不见张先生来陈家。
　　 “第二年初，寄父陪同张先生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张先生要在我家住一段时间，要我父亲照顾好张先生。父亲在家里腾出一间厢房给张先生住，为了张先生的安全，不让外人进入他的房间，只有我小孩子家可以自由进出他的房间，每天我们吃住在一起，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照我寄父关照的，叫他张先生，附近乡邻也跟着我们叫他张先生。张先生为人十分随和，平时穿着灰颜色长衫，质地并不好，吸的是市面买得到的‘大英牌’香烟，嘴上常叨着一只弯而向上的小烟斗，简直和其他乡下老头没有什么区别。张先生也经常到农民家串门，打麻将、钓鱼，在村子里小茶馆里与农人一起喝茶……夏天，袒露着胸，摇着巴蕉扇，躺在我家房后的竹园内桌椅子上乘凉、睡觉。”
　　 金九先生是这样回忆严家浜的：五六月是蚕桑季节，家家都养蚕，我参观了那里的妇女缫丝，60多岁的老太婆也不闲着，在纺车边上安上一口锅，左手烧火煮茧，右手缫丝纺线。纺车下部有悬有一踏板，右脚一蹬踏板，纺车就转动起来。我幼小时曾看到过我国妇女纺纱织布，和这里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问一位老太：“老太今年高寿?”“过了60了。”“什么时候起开始纺纱的？”“从7岁起。”“60年前用的就是这种纺车吗？”“是啊，就是这种纺车。”我也亲眼见到七八岁的孩童抽丝纺纱，所以对她的话并不感到奇怪。
　　 从上面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到金九先生平易近人，与当地居民的亲密关系。孙贵荣说：“在农村空闲时，张先生有时也喜欢与附近农民搓搓麻将，不过这仅仅是娱乐性的，输赢进出不大，有时打牌，乡亲们故意偷看他的牌，他也不在意，每次打牌输了钱，张先生感到很高兴；有几次赢了钱，他反而不高兴，我觉得很想不通。有一次我问张先生：‘你输了钱为什么还高兴？’张先生感慨地叹了口气说：‘农人很辛苦，几角钿来之不易……’久而久之，张先生因待人和气，处事马虎，乡亲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约约和’（意思是马马虎虎、很随和的意思），后来大家见了他，干脆连张先生也不叫了，都叫他‘约约和’，张先生听了非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地答应着。张先生刚到我家，因为没有报纸看，在家里走来走去显得很烦躁，叫我想办法去买报纸。他说：‘他天天要看报纸，没有报纸过不了日子。’平时总用两头能写字的一支钢笔，在报纸上勾勾画画，好像很用脑筋。
　　 “开始我给他买报，但不能天天给他买，后来想法办叫村里在嘉兴做清卫员的小毛毛代买，每天夜上从嘉兴回来带给他。当时报纸每份只要二分钱，可张先生每天给二角钱。小毛毛把多余的钱还给他，张先生不肯要。我怕张先生吃亏，不肯给小毛毛占便宜，以后小毛毛每次给张先生买报付钱，由我去给小毛毛结账，这样小毛毛就占不了多少便宜。
　　 有时我给张先生取报回来，报上发现有好的消息，张先生很高兴，吃饭的时候，他高兴地说：‘贵荣，今天辛苦了。’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鸡肉给我吃。张先生每次去嘉兴，陈桐荪家佣人阿二阿婆总给张先生买些鱼肉之类吃的东西带回来，由我妈给他烧，他总是分给大家一起吃，对我总留点好菜给我吃。有一次，他高兴了，竟带我到嘉兴‘叶绿园’吃大菜，结果给我父亲知道了，让我吃了两记耳光，说我花了张先生的钱，没规矩。以后我也不敢跟张先生吃大菜，张先生还偷偷请我吃过几次嘉兴汤圆之类的点心。
　　 “张先生在生活上十分随意，一切按中国人‘入乡随俗’的习惯。农家人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客人，除了地里自家种的蔬菜外，就是新蚕豆、豌豆等，有时我家也杀只鸡给他吃，他都十分高兴，有时他进城里（嘉兴）方便就带来许多荤蔬菜给我家。有一次他去城里，从船上带来一箩筐小鸡，我们很奇怪，他笑着说：‘我吃你家大鸡，我还一群小鸡给你们养。’但张先生有一嗜好，今天回忆起来想想真有趣。那时我年纪还小，他像逗小孩子一样逗我，叫我去守候母鸡生蛋。母鸡刚生下蛋，我去告诉他，他趁鸡蛋还热，就打一小洞，用嘴巴吸着吃，一口气吸光，这是他最爱吃的‘营养品’。于是我经常守着母鸡生蛋，每当我捧着刚生下还热着的鸡蛋给张先生时，张先生显得很是高兴……”
　　 金九先生住在严家浜期间，几乎每天要驾船出去，在《白凡逸志》中曾这样写道：“来嘉兴后，几乎每天都驾一叶扁舟出去，游览南湖，还从村里买来活鸡，在船上烹煮，边赏景边吃鸡，真是其味无穷。”看来金九先生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孙贵荣回忆道：“天气好的时候，有时张先生要我陪他到村子附近的地方去玩儿，经常到姚家坟、西河浜竹林里或附近田野上散步……那时张先生叼着烟斗，对大自然充满了深情。那年新竹抽叶的时候，张先生用烟蒂在嫩竹上烫了4个字‘外直中通’，因多次熏烫，老竹上就结了疤，这4个字就留在竹子上了。但由于我只有小学文化，至今不解其意，这次你们来才知道，‘外直中通’原出于《爱莲说》：‘予独爱莲出于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溢清……’张先生以竹子的特性，摇而不倒，枯而不死，外直中通，豁达坚韧，一袭淡绿，表达自己的个性和革命意志。寄寓君子情操的人格力量。张先生住在我家期间，嘉兴的严先生、赵先生几乎每天驾一小舟来严家浜来接张先生出去（严先生即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员严恒燮）。张先生在我家门前石堤上船，然后把船开到幽静的河面停下来，几个人一起商谈事情，一谈就是半天，谈毕后，再把张先生送回我家里……有时候船开到陈桐荪家西厢房朱家门口停下，在陈家聚会。后来张先生住在朱爱宝船上，船从嘉兴到严家浜有6里水路，一来一往约两个时辰，但还是隔三隔四到我家来，陆陆续续前后约两年时间。那时，我真以为张先生与严先生等人是在谈生意，后来才知道张先生虽然住在我家，但仍然每天与住在嘉兴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要人商量国家大事，指挥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又有一次，张先生要我父亲等人帮忙，说是到嘉兴去装一箱洋书。箱子很大，很重，要4个人才能搬上岸。张先生叮嘱我和我父亲，说这一箱子书一定要保管好，不能受潮。我家一直很小心地保管这箱书，哪知道后来为了这箱书，遭了一场大祸，差点丢了小命。
　　 “张先生离开我家前，给我家一张‘张震球’3个字的纸片撕为一半，并告诫我父母，今后有人来取这箱书，必须把这张纸片对接上，方可给他，否则谁来取也不能给。张先生去了不久，有一天村里来了日伪军‘游击队’，他们知道我家曾经接待一个广东商人，广东商人又把一箱东西寄放在我家，以为这箱东西必定是金银财宝，或是很值钱的东西，一伙兵匪闯入我家翻箱倒柜，逼着我家交出这只箱子。我和父母亲心里想，这是寄父的朋友寄存的东西，说什么也不能丢失，否则怎么向寄父和张先生交代呢?于是我们一家人咬紧牙关，任凭兵匪打骂，一口咬定‘箱子已经装回嘉兴去了’。兵匪不信，开始打骂我母亲和我，见不奏效，于是就拿来一桶洋油（即煤油），把棉花浸透了油，点上火烧我母亲和我，肚皮上的肉烧得吱吱响，烧得我们母子俩死去活来，把我母子俩从胸口到肚皮的皮肤全烧焦了，我们就是不说，兵匪到处搜查不到，也只好走了。我的伤后来慢慢好了，但留下了永久性疤痕，我和母亲终身成了‘花肚皮’，附近乡邻也常叫我‘花肚皮’把我的名字反而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