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思绪斐然，看着蹦蹦跳跳去上学的孩子们，总是勾起我童年的记忆，那么遥远，随悠悠岁月渐渐淡去，又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仿佛触手可及。
　　 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可笑可悲的时代产物。不知道是愚昧，还是狂热，是可笑，还是辛酸，是无知，还是浪漫，但那毕竟是活生生的事实，历历浮现在每一个午夜时分。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如暴风骤雨瞬间降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自“超英赶美”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再一次陷入了一波红色浪潮，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拉帮结派，什么八派炮派，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到后来发展到武斗，真是群魔乱舞。
　　
　　 少年不知愁滋味，但那些好玩又心酸的事件，却始终刻在我的心中。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数万万知识青年奔赴边疆乡村，就连我们那偏僻的小山村里，也分来了一个上海知青，名字不知道叫什么，大概是姓段吧，人们都叫他小段，高高的个头，满脸的青春痘，理着刚直的小平头，穿着绿色的军装，左胸前戴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说着我们听不懂的阿拉普通话，神气十足。
　　 抓革命，促生产。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抓革命就是批斗人吧，那时候，小孩子心里就这样想，但感觉最好玩的就是去看批斗人了。
　　 小段是知识分子，又长得五大三粗，自然成了村子里的民兵队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同村里的民兵一道，在那个麻子队长的指挥下，天天抓人来批斗。白天到田里劳动，把红旗插在田间地头，然后就开批斗会，“斗”完了人才去干活。晚上用木柴烧着熊熊大火在村子里破旧的大庙里开批斗大会，直到人们哈欠连天，揭发被批斗的人的人大声揭发诉说累了，打被批斗的人的人手脚痛了，才散伙。
　　 有一天，在收割后堆满稻谷的打谷场开群众大会，已经天天斗人，今天该斗谁呢？坐在主席台上的麻子队长绞尽脑汁，想了半天，才说：“把反革命分子苏有贵押上来！”
　　 有个老实巴交的群众说：“队长，老苏一家人不是好好做活吗，怎么成反革命分子要批斗他了？”
　　 队长大声喝叱，说：“你知道个屁，他家不是姓苏吗，还不是和苏修（原苏联在那时就叫苏修）是亲戚，不是反革命是什么？不斗他斗你呀？”那人吓得哑口无言。
　　 小段立马和一个膀大腰圆的民兵，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把年过半百的苏有贵双手扭朝后面，像我们小朋友平时玩“开飞机”一样，咚咚咚的把苏押到土堆垒成的主席台上来，手臂被扭得老高，已经满头白发的老苏疼得呲牙咧嘴。
　　 “打倒反革命分子苏有贵！”，小段用麻绳把老苏捆成粽子一样，强迫他面向群众跪了下来，然后伸出有力的左手，高呼口号，场下的群众，包括刚才向队长说不要批斗老苏的那个，逼于无奈，也伸出左手，跟着小段齐声高呼。
　　 打谷场旁边，那棵大榕树上，刚才还叽叽喳喳吵闹的小麻雀，吓得扑棱棱飞走了。
　　 麻子队长上前一脚踢在老苏屁股上，说：“你给我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和苏修联系的？是不是他们派你来当特务，搜集情报的？”
　　 “老天爷，我不知道呀！”老苏哼哼的带着哭腔说，“苏修是谁呀，我不认识他，我家亲戚里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你还给老子装洋！”小段上去又是一脚，“还不老实交待，今天打死你。”
　　 最后又涌上去几个民兵拳打脚踢，直到把老苏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始终没有交待出来，他家人哭天抹地的抬回家医治去了。
　　
　　 地主富农等“九种人”就更遭殃了，没有一天的安宁。
　　 不几天，公社上的革委会派来了个工作队员，叫艾勇，他高高的个子，高鼻子凹眼睛，一张蜡黄的脸像从棺材里拉出来的死尸，群众私下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他“僵尸”。
　　 僵尸来了以后，麻子队长更是如鱼得水，同小段等几人狼狈为奸，想方设法也要找出理由来批斗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在他们的淫威下低眉顺眼战战兢兢的过日子，那家小孩子哭闹，只要说，僵尸来了，吓得立马不敢哭了。
　　 在村子旁边，有一个古老的水磨房，一天，可能是水里流下去的草枝缠上了那个木制的水车，就不会转了。麻子等几个坏人开了半天会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地主分子张家良破坏的。
　　 是夜，村子中央的大庙里篝火熊熊，地主儿子已经40多岁的张家良，已被打得满脸是血，麻子披着一件黝黑的棉花都露出来的烂棉袄，还在打身上被麻绳捆得像粽子般跪在大庙中间的张家良。
　　 “说！你是什么人！”，麻子一记大力的耳光搧过去。
　　 张凝固着血和灰尘抹黑了的脸，充满了刚毅，艰难的爬起来，回答，“中国人！”，
　　 麻子的意思是想让张承认是破坏水磨房的地主分子，张硬是不承认是他破坏的，麻子问一句，他回答一句中国人，麻子气得连连打他耳光，烂棉衣几次掉在地上。其实，群众都知道，不是他破坏的，他怎么会去破坏呢，他家也要碾米磨面呀。
　　 僵尸很绅士的走上前去，假惺惺的把张家良扶起来，说：“老张，你就交待了吧，你知道，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说了，我们会考虑酌情处理的。”
　　 张家良挺直了腰杆，怒目而视。
　　 小段走上来，一脚把张踢到，说：“你这个该死的老地主别不识好歹，还不说，打死你！”
　　 “我爹才是地主，我不是地主。”张倔强的说，“何况我爹早死了。”
　　 他老婆和年幼的两个孩子，眼泪汪汪的在下面悄悄哭泣。
　　 后来，张家良被抓去劳改了，罪名是“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村子里有一个裹着小脚，已经八十多岁的地主老奶奶，那个人真是地主婆。因为，村子里几间屋檐高耸的大瓦房解放前就是她家的，听说以前，小山村里有很多田地都是他家的呢，土改时候，他老公吓得跑到国外去了，大房子和田地被没收了，老奶奶就领着一个儿子，在一间破旧的厢房里度日，终年口里唧唧哝哝，就不知道她在念叨什么，村子里的人就都叫她老疯三奶。但她识字呢，听说嫁来我们村子以前，也是地主家的小姐，年轻时候上过私塾，记得那家亲戚有信来，总是找她去看，看信时，她一点不疯，一字一句的念给找她的人听，在村子里，口碑极好。
　　 因为天天要批斗人，凡是地主富农，都幸免不了。一天，在村子那间低矮的公房里，僵尸命令小段，如狼似虎的赴向老疯三奶家，用麻绳把她捆来，召集群众开会批斗。
　　 他们把她捆成一团，吊在房梁上，边大声批斗，边说，让她交待她老公已经逃跑的那个老地主，是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现而今跑到哪里了，只见老奶奶嘴角不断蠕动，就听不清说些什么，这下可遭殃了，几个坏人像荡秋千一样，一脚踢过去再踢过来，生生把老疯三奶打死了，他儿子在下面浑身哆嗦，就不敢哭出声来，喉咙里挤出一声“娘啊……”也昏死过去了，后来，村子里的几人老人看不下去，帮他把母亲草草埋在村子后面的荒坡上，每天傍晚，人们总看到他儿子一个人跪在母亲坟前，像一个木偶，久久不动。
　　 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就终身一人孤独度日，没能娶上媳妇。
　　 当晚，还批斗了在粮站工作，回家看父母的李顺禄，麻子他们也不知道是哪里调查来的，说他在工作时贪污了一斤粮票，革委会的人说了，他害怕了，才悄悄跑回家来躲难，说他贪污的一斤不是票面的一斤，是用秤称的一斤呢，批斗后也把他抓去劳改了。
　　
　　 意蕴悠扬的山歌，粗狂彪悍的舞蹈，是山里人传承下来的文化精髓，但当时，就不准老百姓瞎唱和乱跳，刚开始，一些人还悄悄跑到很远的山里，在放牛羊的时候，自己唱呀跳呀，僵尸来了以后，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以后谁敢再唱再跳，不仅要批斗，还要抓去劳改，于是，人们“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僵尸请来了公社上的文艺宣传队，教群众跳“忠字舞”，一群男女围成一个圆圈，双手紧握拳头，跳左脚起高举右手，跳右脚高举左手，边跳边唱语录歌，如疯似狂。
　　 小时候就跑出去，远在昆钢工作的那个名叫大宝元的老工人回来闹革命了，他穿着帆布做成的背带裤，脚踏翻毛皮鞋，手舞足蹈，头发甩得老高，口中铿锵有力的高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脚下黄灰乱飞，跳得汗流浃背。
　　 僵尸他们欣喜若狂，大宝元从此成了社会主义文化先进带头人，经常憨憨的笑着，去其他村子教群众跳“忠字舞”，像现在的电影明星，在大山里红极一时。
　　 当时除了批斗会，没有其它文化生活，音乐课老师教我们唱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当时不理解意思，但唱得很起劲。
　　
　　 有一天晚上，村子前那棵大榕树上的钟声再次响起，令人们心惊肉跳，因为几年来，每次开批斗会，都是用这敲钟通知的，那个钟还记得，是用马车轮子中间那个钢辊，用一根粗粗的八号铁线，挂在榕树的枝桠上，早已锈迹斑斑，只有经常敲的地方，铮亮耀眼。
　　 人们乖乖的到了经常斗人的大庙里，心中忐忑不安，想，今天又该谁倒霉了。出乎意料的是，今天晚上不斗人，是麻子去公社革委会开会回来，说，传达中央的秘密文件精神。
　　 麻子先大声喝叱人们，不准讲话，包括孩子，不准哭，其实，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谁家孩子还敢哭。然后一改平日耀武扬威的架势，低声说：“广大革命群众们，革委会的领导说了，中央出大事了，伟大领袖那个接班人，就是林副主席，哦，不！是林贼，那个狗杂种！”麻子义愤填膺，咽了口吐沫，继续说，“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是吃了瘟猪肉了，听说坐着三架（三叉戟）飞机，领着一群（叶群）婆娘，就死在瘟猪巷（温都尔汗）了。”
　　 传达的这“精神”，真是啼笑皆非，但群众没笑，还都认为是真的，很多人第二天做活的时候，还说，那么大的官，怎么就吃了瘟猪肉呢？
　　 离村子很远的小镇上也经常开批斗的群众大会，我和小伙伴们高兴极了，我们小学的老师会用硬纸板切成小块，用一根小木棍插进纸板里，纸板上裱上一张红纸，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班长抬的是贴毛主席像的，我们的就是一句口号，一群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大人们涌到镇里开大会，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就像去旅游，一路高高兴兴的去，高高兴兴的回来。
　　
　　 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露天电影了，比过大年还高兴，一年之中难得看上几次。麻子队长批斗人后，在生产队秋收后的日子，总会在铺满稻草的晒场上放几场露天电影。我们早早的去“认窝”（就是找看的好位置），最好的“窝”当然是在晒场后面高高的谷堆上。然后等放电影的人来，看他们在晒场的前面栽上两棵碗口粗的木桩，放映队那个瘦猴一样的小子，刷刷几下就爬到木桩顶上，拴好电影幕布，摆好放映器材。
　　 天色渐渐暗下来后，村民们老老小小都来了，坐在铺着稻草飘着稻香的晒场上，于是，大人笑，小孩闹，热闹喧嚣，给天天开批斗会的人们带来了无限快乐，虽然放电影之前，麻子队长总要讲上一通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之类的屁话，但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情绪。
　　 当时也没有太多的电影，记得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之类的革命现代京剧，看了几次后，连我们都会唱剧中的唱词了，什么“工农兵儿子赵永刚”，什么“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什么“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等等，记得的情节只是江水英的鸡汤，小铁梅的红灯，杨子荣的脸红什么等等……到后来，终于有了《卖花姑娘》、《大浪淘沙》以及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游击队方面的故事片。
　　 还记得，看革命样板戏，很多人都睡眼朦胧，一阵急促的鼓点声从电影里传来，把他们惊醒，一会儿又瞌睡了，只有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的高兴到电影放完。
　　 星移斗转，转眼30多年过去，那些鲜活的人物，那些真实的故事，早已远去，只有小山村，依旧静静的躺在大山深处，人们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