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夫，宋孝双，金华山煤矿一位普通的工人。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感恩他对二姐，我和小妹曾尽过父亲般的责任和义务；给过我们慈父般的关爱和温暖。他是我心中的姐夫。
　　 1961年初冬，我们家乡饥荒到了极致。公社食堂散了伙，家里却没有一粒可炊的粮食。散伙时，队里只给每人分了十几斤红薯。母亲和我们姐妹三人要靠这不到百斤的代食品度过寒冷的冬天和青黄不接的春季，直到麦收。这些红薯任凭母亲怎样计划着，怎样用秤称着将其擦成细丝煮成红薯稀水，也还是没有维持多少日子。家里能卖的东西都被变卖换成了食物。母亲将装在枕头里多年的稻壳豆皮倒出来炒焦磨碎吃得我们便秘干结痛苦不堪。八岁的小妹最不经饿，原本美丽白嫩的小脸饿的青黄二色，放学后无骨似得往床上一趴……有一天二姐和小妹实在难耐饥饿，吃了些炒熟的蓖麻子中毒上吐下泻险些送命。家里已经断炊，生活陷入了绝境。在这山穷水尽的危难关头，姐夫寄来了钱和信。姐夫在信中说：“听说家乡饥荒很重，请母亲收到钱速来陕西商议度荒之事。”
　　 母亲将姐夫寄来的钱除去路费其余的给我们买成吃的就去了陕西。不久，母亲就回来了，并扛回40斤白面，更主要的是带回了我们母女四人的户口准迁证。母亲带回的白面给乡下的外婆送去一部分，其余的全部卖掉作为我们迁徙的路费，背井离乡，搭上西去的列车进入八百里秦川，踏上黄土高原投靠姐夫大姐。从此，我们母女四人由农业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彻底改变了二姐，我和小妹的人生轨迹。
　　 然而，居家远徙谈何容易！
　　 姐夫是家乡人。17岁闯西北，和半路结识的河南老乡一起成为铜川市矿务局金华山煤矿的创业者。1957年姐夫由亲戚做媒仅凭互换照片和几封简短的信往和大姐结了婚。天赐良缘，姐夫和大姐婚后相敬如宾，生活得和谐幸福。我们去那年姐夫26岁，大姐24岁，有两个男孩，老大志国4岁，老二志敏2岁。大姐没工作，在家认真地操持美满的生活。姐夫高高的个子，微凹的眼窝中一双大眼透着慈祥的目光，挺直的鼻梁气质儒雅。姐夫虽年轻已是掘进队的带班长，六级工，每月连下井补贴能拿60多元工资，这对他们一个四口之家本是个富裕的数字。姐夫上班在井下8小时连续作业，中间休息自带一餐。大姐总是给姐夫准备足够的白面油饼。大姐说烙饼挡饿撑时候。我们的到来完全搅乱了大姐家的生活秩序，降低了大姐家的生活水平。人口陡增一倍，且不说吃饭，单说住就是大问题。八口人胀满了大姐家十几平米的小屋，打破了小屋整洁有序的格局。姐夫在小屋中间拉一布挡，他们四口挤在里边一张床上；我们母女四人睡在外边。姐夫面带愧色地对母亲说：“妈，委屈你们了。”
　　 对我们而言，灾难中有归宿，有饭吃，比起在家乡冻馁交叠生活无望的日子别若天渊，何谈委屈！而对于姐夫，一家八口，还有我和小妹两个学生，要全靠他一人在800米深处，在黑暗中头顶微弱的矿灯，用体力用汗水用心血来养活，承担起本不该属于他的责任和义务。比起现时下工作成家后尚在父母温暖的臂弯里倾吃坐穿的同龄人，姐夫年轻的臂膀是何等的负重，又是一种怎样的青春况味！
　　 那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因矿上没有高小班，生活安顿下来后，姐夫领着我到八里以外的红土镇小学联系上学问题。家乡放秋假。陕西放暑假。假期的时差和迁徙的耽误我拉下了三分之二的课程。学校教导处主任摇摇头建议我回矿上四年级明年再来考。姐夫边给主任敬烟边说：“我这妹妹学习刻苦，悟性也高，让她跟着试试吧。”主任捂住姐夫拿烟的手示意不会抽烟。我急忙向主任表示：“老师，让我试试吧，我一定努力把功课赶上。”教导处主任终于同意我跟着试试，等期末考试后根据成绩再说去留。
　　 当时五年级的课程有：语文、算术、珠算、地理、自然、历史、音乐、体育等。文科是我的强项，只需把拉下的课程背记理解就行。算术我学例题作作业；珠算则按口诀看图解。自己实在弄不懂的就请教老师和同学。他们对我的求教都给以诚挚的帮助和极大的热情。不久我就把拉下的课程赶上来，期末考试还取得总分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老师和同学都叫我“超家子娃”。寒假开学后，我把姐夫签了“感谢老师的辛勤教育，我一定好好供妹妹上学”的家长通知书交给班主任。班主任指着姐夫的名字问我：“他是你的？”“姐夫。”我望着老师询问的眼神急忙回答。第二天，学校的黑板报上就出现了《平凡的签字，伟大的姐夫》之评论文章，在学校引起轰动。原来所有学生的家长通知书唯我的家长签了字。我驻足板报前心潮澎湃，知道了“伟大”二字不仅仅用于伟人；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同样伟大。
　　 青黄不接的春季对饥荒的人们是最难熬的。当时城镇居民成人每月供应粗细粮26斤，孩子按年龄段供应的更少。而正值发育成长期的孩子比大人还能吃。仅靠国家供应的口粮根本吃不饱。一次，九岁的小妹和志国争抢粘在锅底的锅巴。志国争不过小姨坐在地上哭起来。母亲吵小妹说：“你当姨的不知让着外甥！”姐夫急忙拉起志国对母亲说：“小妹也还是个孩子，还不懂事。”姐夫边说边把锅巴一分为二……从此，姐夫拒绝大姐为他准备的白面油饼而换成了粗细粮混合面黄馍。饥饿，饥饿，饥饿是那个年代最沉重的印记。民以食为天。饥饿能使人失去理智忘掉自尊；饥饿能使亲情尖薄疏远夫妻反目。而姐夫在穷困中却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姐夫利用休息时间在房后的山上垦荒种下土豆和玉米，怀揣饥饿哭闹的孩子学着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瓦西里，口中念念有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姐夫不善言语，可是哄起孩子来嘴里却是一套一套的。姐夫教我们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盖起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的世界变呀变了样……”至今每当我唱起这首歌就会想到：当年姐夫和他的矿工弟兄们像一队天外来客打破了荒山亘古的沉寂；用智慧用心血用汗水开掘沉睡的乌金。他们是光热的源泉，给千家万户送去辉煌；给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能量。煤矿工人是太阳的使者。“穷困尖薄饿死吵，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世俗俚语倾覆在姐夫的仁孝博爱和新中国工人阶级改造世界不惧困难的乐观和自信里。
　　 62年，二姐16岁，高高的个子象个大姑娘。这年矿上有个小伙子托人给二姐提亲。听说小伙子模样挺帅，人品也不错。为了减轻姐夫的负担，母亲心中倒有几分同意，想先订下。姐夫对此事却坚决反对。姐夫说：“二妹极聪慧，又有文化，如有机会参加工作会有出息的。过早定亲会耽误前途。再说，我能养活得起。”平时温顺的姐夫每逢大事却很有主见，这门亲事终于没成。
　　 63年国家经济状况好转，中原恢复得更快。眼看我们姐妹三人都长成大姑娘，大姐家的住房又那么紧张，母亲也非常牵挂家乡独居的外婆。就在63年夏天，母亲二姐和小妹又返回了河南老家。那年我因升初中继续随姐夫大姐生活。
　　 考初中时，因算术有点小差错，我对自己能否考上心中没底。发榜那天正是红土镇集日。我怕考不上在同学面前丢脸，迟迟不去看榜。姐夫说：“去吧，你一定能考上。万一考不上复习一年再考嘛。”听了姐夫的话，我才有勇气迈出了家门。不想，走到半路碰到赶集回来的邻居对我说：“三儿，你考第三名。”还给我开玩笑说：“你怎么不叫一不叫二呢？叫一叫二你准考第一第二！”我被市三中录取。三中在市内离家50多里，还要住宿就读。大姐高兴地忙着给我拆洗被褥。姐夫说开学送我报到。他还说：“好好学习吧，你出国留学哥都供应你。”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我开学之前的一个上午，听说姐夫在井下出了事故，正在矿上医院抢救。这是煤矿工人家属最怕听的信息。我和大姐闻讯如五雷轰顶拼命地往医院跑。跑到医院我被眼前的景况吓呆了：平时姐夫下班总是换洗的干干净净。而今天，姐夫浑身上下被煤灰染得乌黑；油黑污渍的工衣血迹斑斑；一只脚血肉和着煤灰模糊地裸露在外边，紧闭双眼痛苦地躺在担架上。我上前拉着姐夫的手叫了声：“哥……”已泣不成声。大姐也哭了。姐夫强睁双眼向我和大姐微微地摆了摆手示意没事，不哭，就昏迷过去。眼前这一切重重地叩击着我稚嫩的心扉。我幼小不经事的心灵第一次感到大人挣钱养活孩子是多么的不容易；煤矿工人冒着生命危险靠体力养家糊口更是艰难！为此，我恸哭。所幸，姐夫是局部受伤，在矿医院清创处理后被送往疗养院疗养。
　　 开学了，姐夫没能送我报到。去疗养时再三嘱咐大姐给足我生活费，别让我受屈。但是，想到姐夫受伤躺在担架上的情景，除了必交的学费，我按最低生活水平坚持只要10元钱。大姐非给13元，我又偷偷塞大姐枕头下3元，扛起大姐为我准备的被褥一步一回头地和大姐挥泪告别，直到转过一个小山包看不见大姐才匆匆赶往学校。
　　 岁月如逝水东流。如今姐夫已退休安度晚年。我离开姐夫大姐和铜川也已有多年。但那里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最温馨的驿站。姐夫的仁孝博爱和铜川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启悟了我幼年初始做人的理性和情感。受人恩惠，永世不会为恶。姐夫仁孝博爱解人于危难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我们姐妹三人立身处世的典范和教育子女后代的传世家风。树有根，水有源。我常想，若非当年困厄中姐夫的鼎力救助和铜川那人生驿站的恩泽，要想改变困厄的生存状态我们不知要付出怎样的拼搏与艰辛！又怎能有二姐是国家干部，我是医务工作者，小妹是教师的服务社会的美好前景和幸福生活。这样的大恩情，怎一声“姐父”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