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看往昔（原创）
　　
　　 之六
　　
　　 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开始，至一九六八年向纵深发展，由文化领域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向决策层、执行层渗透，并迅速波及到全社会的每个部门每个角落，到处是革命与反革命、造反与反造反、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角逐和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红旗四处飘，革命的口号震天响，全社会全民族人民群情激昂亢奋异常。父亲是参加县常委的公安局长，同时也是县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每天忙于开会、批斗、破案等等工作，几乎24小时不回家。母亲虽然也是公职人员，在单位并没有担任主要的领导职务，所以相对于父亲要轻松许多。但那个时候全国都进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亢奋之中，母亲所在单位也不例外，每天早上的六点半至七点半是早请示时间，所有公职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了指定地点，面对毛主席威严慈祥的雕像，集体学习或者朗诵毛主席语录，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上午的八点到十二点，下午的二点到六点，是正常的业务工作时间。晚上七点到九点，由各单位自行组织政治学习，或读报、或学毛选、或进行从灵魂到肉体的革命，名曰晚汇报。
　　 在这个期间，我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跟着父亲去单位了，但还是有机会跟着母亲去参加那些政治活动的，当然每次也都是我再三地软磨硬泡撒泼哭闹后，母亲才得以勉强答应的。所以，我比同龄的其他孩子更早地触及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活动，亲眼目睹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惨烈的斗争场面。
　　 母亲所在的单位是本县商业系统开展政治活动的集中地，几乎是每个晚上，商业系统的党员和干部都要集中在这里进行政治学习或者进行政治斗争。这样的活动并非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普通群众、普通职工、或者历史有疑点未能排除的人员，一律不得参加。而我却在母亲的带领下参加过许多次，大概活动组织者认为我仅有五六岁，历史应该是绝对清白，现实也不会有什么重大问题吧，故而每次去了并没有人阻拦过我，这就让我有幸亲临了这段历史并在大脑中储存至今。
　　 记得当时商业系统一共有两个被批斗的对象，一位李姓的人，身材矮胖、皮肤黝黑、很像是一柄重镑的锤头；另外一位姓符，与李姓的正好相反，个头在一米八以上，白白净净，对人一团和气，仿佛是寺庙中被人供奉的笑佛。据说李姓之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被日本鬼子俘虏过，组织上怀疑他是当了叛徒后才被放回来的。而姓符之人则出身资本家，曾在日本留过学，是被日本特务机关派遣回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狗特务。我不太理解叛徒和特务的性质有多严重，更不清楚当时的组织到底掌握了他们多少反革命的罪证，我只看到他俩隔三差五总要被捆绑着提到会场上批斗上一番的。小时候看过好多战争类型的电影，电影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敌人严刑拷打的镜头，而我当时所看到的与这些镜头相比，大概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随母亲去参加单位的批斗大会。被批斗对象依旧是李姓和符姓二人。正是寒冬腊月时节，偌大的会议室炉火熊熊，却比不了参会者高涨的热情。被批斗的李姓和符姓二人被剥光了全身的衣物，只留下遮羞的一块单薄的内裤，因寒冷和惧怕而变得僵硬了的肌体呈褐红色，在惊惧中颤栗着。他俩被强迫挂上了重约七八十斤的大木牌，承载着木牌的铁丝深深嵌入他们的脖颈中，然后登上高约一米多的窄小的木凳上，罪恶的头颅低垂着，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向全国的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做由体罚而及灵魂的深刻忏悔。在这个恐怖的夜晚里,我目睹了他们因认罪不够深刻而被几位壮汉用沾了水的麻绳鞭策的整个过程,那全身上下渗着鲜血的条条鞭痕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妈妈紧紧抱着我，将我的头搂在妈妈胸前，不让我看到这惨烈的一幕，然而，那凄厉的惨叫声还是冲破了参会人员的口号声，象一波无可阻挡的声浪撞击着我的耳膜,同时也冲击着一个五六岁稚童的天真无邪的心灵……
　　 就在这天的后半夜,矮胖的李姓叛徒终于不堪肉体的折磨，磨断了捆绑的绳索，破窗而出，越过高高的围墙,藏匿在隔边汽车站内，趁着夜幕的遮掩顺利逃出了这座让他惊悸慌惶的小县城。直到第二天看管他们的人员发现后，矮胖的李姓叛徒早己逃之夭夭。然而就在看管人员准备将这件事儿上报领导的时候，符姓特务趁其慌乱不备之际，竟然猛不防地冲出牢房，如一阵风般地冲向院内的一口水井，等到看押人员回过神来去追的时候，符姓特务早己沉入井底。
　　 我是在这天早晨跟随妈妈上班刚刚踏入单位大院的时候，看到人们手忙脚乱地从井里往上拖着符姓特务绵软的身体，并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晚上所发生的一切。
　　 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然而对于我，却是百思不得其解人类何以会如此的疯狂，以及这种疯狂的深层次原因。在漫漫的人生长河中游历至今，我才逐渐感悟到，人，这种所谓高级动物的深植骨子里原始的动物性是永远难以彻底清除的。现代的文明和儒道的传统文化可以让这种原始的动物性暂时隐匿，而一旦有了合适的时机依然会蠢蠢欲动的。就像深埋在土壤中的一粒种子，待到来年春光乍现春雨飘淼的时刻,便会顽强地破土而出,长成一株或有用或有害的植物。而文革的那个年代对于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时机而已。当然,缔造这一时机的原因是否也与人的原始的动物性有关?似乎不是本篇的探讨内容。倘若我将来有足够的学识可以更完整地剖析人的所有属性,我一定写一篇此类题材的专著以飨读者。
　　 隐约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夏天，我偶然在这个小城中并不繁华的大街上，看到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老太太蹒跚着脚步推着坐在轮椅上满脸慈祥的老爷爷，一路说笑着慢慢地向前走着，那种恩爱祥和的情形让人感到人至垂暮时的平和与宁静。一种与世无争的清心寡欲，一份安享晚年的悠悠闲淡，其情融融，其乐陶陶。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突然感觉到那位老爷爷似曾相识，细细端详之下，猛然想起他就是那位在文革期间受尽折磨不堪忍受的李姓叛徒，据说他那天逃出后就乘车赶往首都北京，找到他曾为之做过警卫员的老首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上司，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后，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愤慨激书，在一张白白的素笺上写道“我证明，李某是个好同志！”，然后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也正因了这张只有十个大字的证明信，李姓叛徒才摘掉了那顶强加在头上的帽子，平反昭雪，保全了一条性命。老年之后，虽然他因脑溢血留下了半瘫的后遗症，但与其一生的坎坷磨难相比较，他已经感到了生存的珍贵和安宁的满足。
　　 看到李姓老人之后，又触到了我儿时的那恶梦般的记忆。遂有了探寻符姓老人的动念，经多方打听才知道符姓老人己离世多年，因他是文革后才彻底平反的，所以在文革中比李姓老人受过更多的折磨，留下一身的疾病，最终死于高血压综合症，享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