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市劳改队坐落在琅琊市的西南方，这里是监狱、工厂和犯人的生活区、劳改管理人员办公和生活的一个综合的所在。周围是高高的坚固的墙壁，墙顶是用水泥箍起来的，光滑而呈拱圆形。其上架着令人生畏的高压电网。四角是高高地矗立着的固若金汤的岗楼，岗楼上架着重型机枪。忠于职守的武装看守们昼夜值班。
　　 这个大院是一个特殊的人类社会。犯人们可以在这里劳动、休息、学习。这里有普通居民区都有的小卖部、理发店、卫生室、阅览室……但是这里没有那种以两性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没有孩子，男女相互隔离。可以说，这是强迫地严格组织起来的失去政治自由的一群特殊国民。
　　 在正常的情况下，这里的“居民”是那些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分子。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更多的是因为说错一句话，或者政治观点上跟最高当权者不很贴弦的知识分子，或者因为派别的纷争而不幸失败者。在这种斗争中，我胜了就把你送进来，你胜了，就把我送进来。
　　 打倒四人帮以后，新的领袖为了自己的权力，也充分运用了这一机器。他并没有考虑到经过十年动乱，人民需要安定和谐，休养生息，应当迅速地结束文革式的纷争，而是像戏子一样，装扮成伟大领袖的样子，捡起“斗争哲学”作为武器，将大批他认为的帮派分子逮捕判刑，因此，这劳改队的人丁一时便兴旺起来。新来的人有文革中一派的头头，有“卖身投靠”的老干部，也不乏站错队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类知识分子多是文革初期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的黑帮分子和一打三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人。这就是一场动乱刚刚结束，另一场动乱接踵而来。
　　 王博判的是长期徒刑，已经被押解到东北农场劳动改造了。方云汉判刑时间短一些，所以留在琅琊劳改队改造。
　　 白天，他跟其他罪犯们在砖场劳动，晚上，精疲力竭的他，就跟几十个犯人一起住在一个大号的监房里。监房里空气污浊不堪，犯人的打呼噜声，叹息声，呻吟声，还有各种其它的声音，形成噪音的合奏。但是，对于十分疲乏的方云汉来说，这也无所谓，因为一会儿他就进入了酣睡状态。一觉天明，便又像机器人一样开始工作了。
　　 这里有阅览室，阅览室里有各种各样的进步图书，方云汉本来酷爱学习，也追求进步，但是现在他却好像厌食者一样，不愿意再阅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列宁的书。这些书曾经令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过。他上一次在监狱里阅读过《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通读过《毛泽东选集》。那时候，他是把自己的狱中生活当成一个锻炼的机会，认为自己不过是暂居笼中的鸟儿，相信有朝一日还会出来展翅飞翔的，因此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学习。但是这一次不行了。他开始怀疑那些理论的真伪。为什么，他一直信仰的主义，却一次次让他坐牢，让他受难，让他牺牲了自己的青春。而这又是无谓的，并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他们的受难和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革命家的头衔，死了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而他和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最终却成为反革命，要在劳改队消磨掉宝贵的时光。他第一次对毛泽东提出疑问。他的那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吗？运动初期，他多次接见红卫兵，鼓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可是当红卫兵发动起来，他又视为洪水猛兽，下达了《公安八条》，将好多造反派投入监狱。后来又发动清理阶级队伍，其效果是把造反派打成牛鬼蛇神的代理人。“一打三反”和清查“5.16”，其实是跟鼓动造反方向相反的一场残酷镇压群众和红卫兵的运动，大批红卫兵被逮捕入狱甚至处死。方云汉的确是无限崇拜毛泽东的，可是现在呢？他发现了毛泽东路线上的摇摆和不定型，行动上的出尔反尔，随心所欲。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毛泽东的一喜一怒，都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为之付出生命。不是嘛，多少老干部在文革中被整死，或者被逼自杀，多少好人因为一句话被投入监狱，判处徒刑。他亲手缔造的红卫兵，更是厄运连连。这位历史伟人自信能洞察一切，多年来致力于选拔接班人的工作，但是却一个个失败了。英明领袖虽然极力模仿他老人家的风范，但他的功绩至多不过是接过阶级斗争的口号，再一次掀起派别斗争的狂潮，将大批观点不同的干部群众投入监狱。蓝玉坤就是含冤而死的好干部。
　　 方云汉，这位文革以来一直唯我独尊的红卫兵造反司令，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一个受利用后又被斩杀的莽汉，是一个中国式的于连。每每当夜不能寐的时候，在犯人的嘘唏声和梦魇声中，他往往辗转反侧地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这是那一次蹲监狱的时候他不曾做过的。那时候，无论他遭到多大的灾难，支持他活下去的还是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限信赖。虽然劫难让他一度惶惑过，但总起来说，他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这一次不行了，原来的信仰，也就是他所接受的那种闪光的信念，再也不能成为支持他战胜灾难的力量。这种信念给予他的是手铐脚镣，是监狱，是妻离子散。既然是这样一种信念，他还能将他坚持到底吗？十几年来，多少人口中吆喝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实际上却在干着政客的勾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政客们攫取个人权利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政客们用来对付不同观点的派别和个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成为镇压人民的武器；共产主义，成为诱导人们盲目赴死的幻境……这种虚幻的东西，不是叫人们实事求是地对待生活，而是为了它而相信武力的巨大作用。人们改造世界，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科技来进行，而是盲目地用武力来破坏生命，摧毁和谐的社会秩序。人们没有因此达到预期的结果，得到的只是贫穷、愚昧、死亡
　　 方云汉的人生理想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这次大清查将他那些五彩的肥皂泡最后吹灭了。因此判刑之后，他没有再上诉，后来也没有申诉。他的尚年轻的心好像已经衰老，昔日热情的火焰已经变成了一撮死灰。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统统是骗人的鬼话。这些只能引导你走向死地。方云汉已经被政治伤透了心，一听到政治问题就要做呕。是的，这些理论，别人可以用来获得高官厚禄而不挨整，像华主席，不就凭借这些玩弄权术爬到国家的最高位置上的吗？他有什么本事？但是对于方云汉，却是致他于死命的毒药。他的坎坷的命运，他的一次次的牢狱之灾，还不是因为相信了这一套理论？他现在唯一希望的是，好好劳动，等熬过了刑期，能够跟妻子儿女在一起，安于贫贱，在老家度过自己的剩余时光。不管多么贫穷，只要一家团团圆圆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不再奢望政治上有所作为，也不再幻想人家给他和他的妻子一个工作岗位，让他再一次吃上工资，他也不敢梦想将来孩子能够上大学出人头地，因为光他的反革命和刑满释放分子的身份就足以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了。
　　 但就在方云汉万念俱灭心如死灰的时候，新来的犯人告诉他一个消息：杜若已经正式安排老师了。这对于绝望中的他来说，简直是一声惊雷。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梦？不说别的，光反革命家属这一条，杜若的安排就绝对不可能，况且是当上了一名正式教师。但是杜若的来信进一步证明了这条消息。这不容他继续怀疑了。
　　 方云汉一下子放下了一个大包袱，那就是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有了着落。只要有工资，她们就不会挨饿。
　　 不久，外面又传来了新刑法下达的消息。新刑法规定没有思想罪，也没有反革命罪。这样的消息，简直让他难以置信。但是这消息终于得到证明，是一位劳教工作人员告诉他的。这对于苦难中的他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阳光——这只被关在樊笼里的鸟儿，也许不久就要出笼了。
　　 果然，1980年的初春，方云汉出狱了。
　　 不久，被判二十年徒刑的王博也从遥远的黑龙江归来了。尽管他们的处理决定上都留了一个“免予刑事处分”的尾巴，但他们总算被脱去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们终于跟自己的妻子儿女团圆了。比之那些在大清查中死去的人，像蓝玉坤这样的好干部，他们还算是幸运的。
　　 但是，当方云汉在庆幸自己命运的无常转换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前途也生出些淡淡的哀愁。眼见他们的同学，个个从大学毕业回来，进了学校，当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教师，而他却失去了考学的机会，他们不能不为之不平。
　　 但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大诗人李白流传千古的名句，时刻激励着他。他不相信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看看报纸，多少冤假错案得到解决，多少九死一生的人得到解放，当教师的当教师，当作家的当作家，当科学家的当科学家……难道他会就此下去，平庸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吗？不能！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国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他便也跃跃欲试了。
　　 顺便交代一下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李晓军因为在大清查中被判免予刑事处分，所以被剥夺了参加高考的权利。文海波、郑子兰、由于受方云汉的牵连，吕清潭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尽管于第一次高考中都以优异的成绩被大学录取，但都被吉月武和李俊臣挡住了。于是第二年他们又参加了高考，这一次成绩还是排在全市的前几名。他们到市委找到了高捷。高捷通过那位副书记薛江枫帮他们几个把问题解决了。他们总算进了大学的门。
　　 王博回家没有要求恢复代课教师，自己筹集资金，办了个雕刻厂，利用当地出产的一种白石头做起了石雕生意。
　　 由于高捷的热心帮忙，方云汉、李晓军于1981年又一次当上了代课教师。虽然地位卑微，他们却又一次焕发了精神。没有学历，他们就参加电大学习。他们终于获得了专科文凭。方云汉还参加了本科段的自学考试。在教学上，他们都是佼佼者，因而都被评为优秀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