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简介：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南昌市）人，北宋前期著名词人。十四岁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命为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左庶子，仁宗即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加给事中，进礼部侍郎，拜枢密使、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庆历中拜集贤殿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礼部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兵部尚书，封临淄公，谥号元献，世称晏元献。
　　 一、朱门早达
　　 晏殊出身小官吏家庭，父亲是抚州手力节级。按节级是唐宋时的低级武官，晏殊家境可谓一般。但晏殊敏而好学，想必家中也因此刻意培养，晏殊七岁时便已能写文章，这在当时是很稀奇的事情，所以被目为“神童”。许是惺惺相惜吧，没过几年他得到了文坛前辈、“西昆体”的巨擘杨亿的提携。杨亿出仕非常早，十一岁即任秘书省正字，对晏殊这样少年早慧之才自然倍加器重，晏殊幼年即大名远播杨亿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晏殊十四岁的时候，时任江南安抚使的张知白听说晏殊颇具才气，便以神童的名义向朝廷推荐了他。晏殊非常有机遇，正巧赶上了大比之年。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会试及殿试一般是三年一次，遇有重大事件会临时加试，称为恩科。而晏殊来到京城时，殿试正在举行，宋真宗便命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们同场竞技。宋真宗的本意是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神童到底有多神。不料晏殊胸有成竹，提笔立就，且态度从容，不见怯场。宋真宗大为叹服，正要准备赏赐，宰相寇准却站了出来：“皇上，这个晏殊是江外人哪！”江外指的是长江南部一带。纵观北宋立国一百六十七年，政治文化中心都在北方，朝廷中的大臣以北方为主，至于南方人则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些北方人对南方人多有排斥，认为南方人生性轻佻，不堪大任。直至王安石为相时（王安石也是江西人），名重一时的大儒邵雍还说：“皇上用南方人做宰相，天下从此没有安定的日子了。”可见一斑。寇准本人是陕西人，说的话颇具北方人的代表性。但宋真宗此时对晏殊颇为喜爱，直斥寇准道：“张九龄不也是江外人么？”张九龄贤名天下尽闻，寇准不敢反驳。于是晏殊被赐予同进士出身，有了基本做官的资格。
　　 几天后进行的复试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复试的内容是“赋”，类似于现代的命题作文。晏殊看到题后，立刻上奏说：“这道题目我以前做过，请另换一道题吧！”他的诚实和才华深受宋真宗赞赏，考试结束宋真宗几次说“好”。这样的良才美质要是被埋没了岂不可惜，于是宋真宗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并让他在秘阁读书，实际上是让他多充充电，免得荒废了学业。在这里他学习勤奋，交游持重，深得直使馆陈彭年的器重。景德三年（1006年），召试中书，任太常寺奉礼郎。太常寺为九寺之一，专司王朝之祭祀、礼乐诸事。奉礼郎品级很低，真宗此意不过在于对晏殊多加磨练。
　　 真宗在这时效仿前朝，搞了一个东封。所谓东封，就是到泰山上举行一个盛大的封禅仪式，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彰显自己圣明的统治。实际上此举并无实际意义，只是劳民伤财。真宗好大喜功，下面有些人便刻意迎合，制造万寿无疆，清平盛世的景象。需要说明的是，真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搞封禅的皇帝，此后的九百多年，在没有类似的活动出现。按照惯例，皇帝一般要对每个人都有升职的奖励。晏殊也因此被升为光禄寺丞。光禄寺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皇帝的饮食，光禄寺丞就相当于这个机构的办公室主任。晏殊年纪轻轻，对饮食想必没有太深的研究，所以第二年就又调任集贤校理。集贤校理为集贤院下属文职散官。第三年晏殊再迁著作佐郎。这个官职也是秘书省下属的，但比奉礼郎要高。以上这些职务都是京官，但因品级太低，还不能上朝。所以估计这时候晏殊是不常与真宗见面的。但从晏殊的提拔上来说，他的才学显然颇被上司赏识。
　　 在这个时候晏殊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晏殊需要回家守丧三年。封建时代丁忧制度极为严格，不为父母守孝很有可能遭到御史弹劾而丢官，但由于这三年不能出任官职，远离政坛，往往三年后再回到官场发现自己已错过了不少提拔的机会，更有甚者被完全边缘化，在原地无法翻身。所以对于守丧，官员们的心情其实很矛盾。我们看明朝时候张居正父亲去世，他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导演了一场“夺情”闹剧，就是设计让皇帝主动出面挽留，这样既不算破例又保留了权位。晏殊所处的时代夺情制度还不如后代之甚，加上晏殊又年轻，所以晏殊暂时离开了政坛回家服丧。但好在朝廷中有人惦记，三年未满便被宋真宗召回身边，跟随他祭祀亳州太清宫。
　　 从亳州太清宫回来宋真宗便对晏殊大加褒奖，赐给他绯衣银鱼，还让他修撰宝训，并且同判太常礼院。按《宋史·舆服》：“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绯褶，七品以上绿褶，九品以上碧褶。”可知绯衣为中高级官员的穿着。至于鱼袋，则是起源于唐朝，一开始是作为验证官员身份的凭据，分为两半，一半佩戴在官员身上，另一半存留宫中，以备进出查验。到宋时已无此作用，只是用金银做成鱼形，以示职位高低。因此赐给绯衣银鱼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宝训则是记录整理皇帝所下的诏谕等言论，非亲近人不能得此职位。由是可以看出，晏殊在此次随驾中，必有不俗表现。
　　 恰在这个时候，晏殊母亲也去世了。不过这次宋真宗没有放人，还是将晏殊留在身边。不久晏殊就又被提升为太常寺丞。在这一段时间晏殊职务变动较多，又任左正言、直史馆，担任升王府记室参军。后续又升迁尚书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
　　 晏殊之所以被派到太子身边，是因为这么一段缘故：宋真宗对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晏殊颇为器重，一直对他很关注。唐朝以前不允许三人以上无事宴饮，宋朝破除此例。当时天下太平无事，文馆官员们闲来无事，都喜欢聚会于市肆酒楼，歌舞宴乐通宵达旦。但晏殊却闭门不出，只是在家中和兄弟们讲读经史。宋真宗听说晏殊不喜游宴，认为他谨厚可任，便委任他此职。晏殊上朝谢恩时却说：“我不是不喜欢宴游，只是因为贫无财力，无钱故无法出门。”正所谓“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宋真宗见晏殊如此诚实，对其更加宠信。
　　 再之后，晏殊担任了知制诰、判集贤院。知制诰顾名思义，是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替皇帝起草麻制、批答及宫廷内所用之词的，称为“内制”。另外一种则是奉皇帝或宰相之命，分房起草官员升迁、磨勘、改换差遣的，称为“外制”。过了一段时间，晏殊成为翰林学士、左庶子。宋代的翰林学士清要而显贵，多有从翰林学士而升任宰辅者，所以被一般人视为升官的重要渠道。此年晏殊虚岁三十岁，就已成为朝廷重臣，可谓前程似锦。
　　 晏殊平素做事踏实，学识渊博，办事干练，宋真宗每逢遇到疑难问题，常常拿一张方寸小纸写上自己的问题向他咨询。而晏殊每每将自己的看法慎密封呈，多获真宗采纳，所以被倚为股肱也就不足为奇。但在两年之后，宋真宗去世了，晏殊的仕途开始出现波澜。
　　 二、从稳定政局到贬官外任
　　 乾道元年（1022年），宋仁宗即位，时年仅十岁，章献明肃太后奉真宗遗诏暂时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想继续大权独揽，便请求太后单独听他们的汇报。这样皇太后与普通大臣之间的信息传递必须经过这两位首辅，他们两人的权位便可日益巩固。当时慑于这两人的威势，没有人敢站出来对他们的提议做出决断的。晏殊就提议说：“凡是朝中有臣子向太后奏禀的，太后都垂帘听政，一概不要面见。”这个提议最终通过，丁谓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晏殊被迁为右谏议大夫、侍读学士。皇太后听说晏殊是仁宗为太子时东宫中的旧人，他现在的职务和该受的恩惠不相称，便再一次加封为给事中。由于他是文学之臣，真宗生前对其又多照拂，故此又参与编撰《真宗实录》。没过多久，他再一次得到晋升，为礼部侍郎、枢密副使。按照这样的职务已有权在朝堂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晏殊终于从一个文学之臣跨入到宰辅的行列中。
　　 在这一段时间中晏殊的职务升迁较快，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他是两代皇帝的旧人，为人忠直诚实，刘太后没理由不重用；第二，刘太后也想在朝廷之中培养自己的势力，晏殊巨大的声望和毫无威胁的性格、以及他从未有过仕宦地方的经历被刘太后相中，所以他在短时间内步入了一个仕途的快车道，若不是因为上书反对张耆任枢密使，他很有可能更进一步。
　　 原来刘太后出身落泊，未发迹时，偶遇时为皇子的宋真宗。宋真宗对她颇为喜爱，只是因为她出身微贱，不好往宫中带，便让她寄住在自己的亲信张耆家中，张耆明白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因此侍奉刘太后极为周到。后来真宗即位，因为这一层关系，他的职务一升再升。不过他才能平平，虽不能说是毫无建树但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刘太后即位后，为了报答他当年的恩情，除了赐给他宅邸以外还想让他担任枢密使。枢密使是宋朝的最高武官，权位极重，为所有武班朝官的领班。将国家的边防征讨事务交给了一个对此并不精通的人，而初衷仅仅是报恩，委实如同儿戏。所以晏殊上书坚决反对。刘太后幼年身世飘零，心胸狭窄，形成她恩怨分明的性格。晏殊的议论一出，刘太后立时大怒。晏殊这时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被贬官了，所以心情不好，在跟随仁宗去玉清宫时，有个随从拿着上朝用的笏很晚才来到，惹得晏殊立时发作，拿着朝笏便挥手打去，将这个侍从的门牙打折。事情发生后，刘太后即以此为借口，将晏殊免去枢密副使，外放到宣州（今安徽宣城）做太守去了。
　　 几个月之后，晏殊又被调到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知府。晏殊是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的人，后来名闻天下的富弼、范仲淹、孔道辅等人都出自他门下。他早就听说过范仲淹的名声，便请还在为母亲服丧的范仲淹来到应天府书院讲学。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学校大部分被废。晏殊在任上大力整顿教育，开大办教育之先河。应天府书院也因此成为北方教育的中心之一，名列四大书院之中。
　　 可能是因为晏殊在地方上很有成绩，也可能是刘太后觉得他还是可用之才，不久他又被调回中央，任御史大夫，不久改为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学士前面加了侍读两个字，表明是为皇帝讲解儒经的。没过多久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为三司使，而后再次成为枢密副使，但还没有举行履新仪式就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但没料到又和刘太后起了冲突。
　　 原来刘太后要去拜谒太庙，有人上书说要穿戴衮冕前往。刘太后拿不准主意，便来问晏殊。晏殊便用《周官》规定太后应穿的服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儒家盛行的年代，虽然晏殊的回答无可挑剔，却明显违逆了刘太后的意愿。刘太后不久去世后，在新一轮的政治洗牌中，晏殊因此被贬出朝廷，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去主管亳州（今安徽亳县），后来又调到陈州（今河南淮阳）。
　　 三、重历中枢
　　 晏殊这次在外地总共呆了五年。五年后他被调回中央，以刑部尚书兼御史中丞，复为三司使。三司是北宋前期最高财政机构，号称“计省”。唐朝末年税法混乱，仅仅依靠田赋和丁税无法维持庞大王朝的日常开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盐铁和度支。五代后唐明宗时，为了方便管理国家财政，始设盐铁、度支和户部三司，宋初沿用。三司最高长官为三司使，权位的重要性与执政无异，故又称为“计相”。宋真宗时，盐铁之下设七案，掌管全国矿冶、茶、盐、商税、河渠和兵器。度支之下设八案，掌管全国财赋之数。户部之下设五案，掌管户口、两税、酒税等。可见三司职权之广泛，事务之殷繁。晏殊此次上调与西北边境局势紧张有直接关系。元昊建国以后，屡屡袭扰北宋，北宋屡战屡败，仁宗迫切需要扭转败局，于是广开言路，晏殊也因此重新掌握了国家财政。晏殊一向是个有心人，对前线形势甚为关注。于是他经过细致分析后，总结了四条建议：
　　 第一条，撤消太监监军的旧例，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北宋皇帝的皇位乃是武官利用带兵职权抢自孤儿寡母，颇不光彩，历代皇帝唯恐皇权再受威胁，对带兵的武官一向防范的很严，监军便是皇帝在武官身边安插的耳目。在实际战争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前线的将领虽然统兵作战，却无法按照实际情况制定方略，只能将基本战争态势报告皇帝，然后皇帝根据状况制定作战图纸，再命令前线大将根据图纸指挥战斗。北宋时交通并不发达，前线的战报一来一回往往耽搁数天，等皇帝的英明圣断到来的时候，战场情况往往已发生了变化，但将领没有决策权，明知错误还得照办。如此统率军队安能不败？北宋初年宋辽高梁河一战宋军损失三十万人便是宋太宗限制前线将领所酿成的恶果。只是大家虽然都心中了然，却罕有人敢指出来。晏殊此举，正是切中问题的关键。
　　 第二条，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宋朝承平已久，军备松弛，早已没有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连防守边境都是十分勉强。其实宋军的人数并不少，但之所以在与辽、西夏等国的交战中屡屡失利，一方面是因为军事制度不合理，将领束手束脚，士兵畏葸不前；另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民族战马众多，军队有很大比重是骑兵，而宋恰恰相反，军队以步兵为主。北宋与西夏、辽的边界都在北方，期间没有大河阻隔，适合军队长途奔袭，骑兵的优势显露无遗。而且在交战中，骑兵往来呼啸，对平地的步兵占据高度优势，所以步兵遇到骑兵的集团冲锋时往往吃亏。弓箭作为长距离攻击武器，应该说能以长补短，遏制骑兵的快速突进。宋真宗时澶渊之盟之所以能迅速达成，与辽国统兵大将萧达览中了宋军的床子弩而亡有绝大关系。所以晏殊才要大力发展弓箭射手，以期迅速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