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过了半个月后。二憨来到我家，对我说他要到蚌埠去收破烂，尼龙袋,废纸箱,旧报纸,啤酒瓶之类，见啥收啥。二憨，为什么你要去收破烂，不摆摊子了?我问。二憨摇摇头，说，再摆下去，我恐怕连秤杆、秤砣都要舍出去了，连那张尼龙袋也会给舍掉。他给我算了一笔帐，每天卖掉20斤花生，可以赚10多块钱。如果会耍秤杆子，也可能多赚到16或者17块钱，甚至20来块，但他耍不来。二憨说，我是做不来奸商的。这话令我的妻子杨影笑了起来。影说，二憨你这还是商呵？我瞪了妻子一眼，说，你说二憨不是商是什么？二憨红红脸，说我真不是商哩！我做不来商人，我到哪里都是农民。这话我相信，对于一个50岁左右的农民来说，要想不做农民，恐怕是无法实现的。二憨在这里每天赚10多块钱，一个月能赚将近300多块钱。工商税务，卫生防疫，城建这些部门最大的特长就是嗅觉灵敏。瓜子和花生的香味很快便把他们招了过去，他们并不在意这些香味，而是在意这些香味的价值得以实现后所换得的钱币。二憨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应付这些人，他也想让他们都满意而归，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于是，他很难为情地部分满足了他们，这令他们很不高兴。
　　 二憨自己也无法高兴起来，他不知道最后有什么结果来等着自己。在这之后，又去了一个他不想见却必须见的人：城西“一霸”胡三。“一霸”胡三，其目的只有一个，收取保护费。二憨怕官，但更怕不是官的人，给予的自然更丰厚些，但他的丰厚对于“一霸”来说简直太微不足道了。“一霸”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说自己出道以来从未有过得不到满足的事，而二憨打破了他的从未有过的惯例。“一霸”说他希望下个月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出现。我说，没有事，我找个人给“一霸”打声招呼吧！二憨说，别了，我决心到蚌埠收破烂去。为什么，我说。二憨说，如果仅仅是因这些事还可陪着笑脸往后推，但老家来了人，却是无法推的。二憨说他们在清水河租的那间小屋里，每天平均来两位客人。本村或邻村的乡亲上市里来办事，到晌午了便想起去唠唠家常，随便再吃顿便饭。这种淳朴的民风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二憨说我每天得三斤面条和一锅大馍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一个月不到，从家里带来的一百多斤面粉就已吃尽了。我说，二憨你都50多岁的人了，在家过安稳日子好了，还往外跑干啥？二憨把头垂下去，半天没抬起头来。我也想在家过安稳日子，二憨说，可我安稳得了吗？我抱着土坷垃亲了半辈子，现在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趁现在还能跑得动，跑出去挣点钱。不然，到时想动也动不了。他说，老婆也跟了我一辈子，不能让她老了绝了指望。大寨、小寨，那两个小畜牲我是不指望了。我不出去咋办？我死前不挣几个活钱，到时候死了可能连出殡都找不到人抬哩！
　　 二憨到蚌埠去收破烂，是一种无奈的生活选择。二憨和他老婆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到达蚌埠的当天便宿在蚌埠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候车室的管理不算严格，即使这样，二憨和老婆在一夜之间也被赶出来三次。二憨在到达的第二天便忙碌起来，在城内转了大半天，问了几十家住户，终于找到了一间临近一条大河的房子。二憨对于河水似乎有些偏爱，离开大清村之后，两次租房子他都是住在河边。二憨说那条大河虽然比大清河宽阔，但大清河的水要比它清澈的多。那条二憨至死也说不出它名字的大河平缓地由西向东流着，黄绿色的水面不时吐出一串串无奈的泡沫，诉说着它痛苦的污染历史。河水把一阵阵腥臭吹向两岸，吹进岸边的千家万户。二憨和他老婆如今也成了它两岸的千家万户中的一户。每天早上5点多，二憨便起了床，找出两个蒸馍，放在煤炉上烤烤，几口吃完，然后便左手持秤，右手拎一只或两只尼龙袋子，在那灰色的毫无诗意的城市里独行。二憨的吆喝声十分苍老，低沉而沙哑，让人从声音即可感到他生活的艰辛，以及对生活的不热爱。这与“酒干倘卖无”的歌声相比，是真真实实的干干巴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没有艺术可言的，如果硬要说有艺术可言的话，那便是他每天早上出发时唱的《打金枝》的一段：儿是怨家女是愁。二憨对这唱曲是唱不全的，在唱过“儿是怨家女是愁，女是愁，欧欧欧”之后，二憨便记不住词了。他便开始哼哼，哼过一段，便接着“一泡尿顺着我的脖子流，顺着我的脖子流”往下唱。
　　 二憨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每天的客户都是新的。酒瓶，废纸，废铁，水泥袋，旧电器等，普遍受到他的青睐。二憨以黄泥地上踩了一生的脚，在这个城市的宽广马路上扑扑踏踏地行走着，心里没有任何感觉，包括喜悦和悲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憨没指望每天有太多的收获，所以当他有超出意外的收获时，他会感到这是老天看他太累了而特意赐给他的。一天上午，他第一份生意就收了200多只啤酒瓶，还没来得及装进袋子，邻居家的吆喝又使他得到了近300只“易拉罐”。二里地以外就有一家废品收购站。二憨只要走上半个小时，便可从那里得到10块钱的利润。二憨在回到大清村以后曾和我讲起过这件事，说5里路以外的国营收购站每只瓶子有5分钱可赚，我为啥要卖给二里地外的那家只赚2分钱呢？他说，路再远总有走到的时候。二憨找到附近一个卖咸菜的，给他两块钱，让他代为看管那些一次无法扛完的瓶罐，然后扛着两袋啤酒瓶和“易拉罐”上路了。这项艰难的搬运工程持续了近5个小时，往返3次。
　　 二憨无法挺直他弯曲了一生的腰板，更无法抬起头去看头顶上方的高楼，以及高楼之上各种花花绿绿的招牌。二憨行走于蚌埠市平洁如镜的大街上，低着头发蓬乱的脑袋，感觉着各式各样鄙视的目光。有几只啤酒瓶在他身体的晃动过程中嘎然而碎，它们的尸体和“易拉罐”的尖角一起，重重地欺辱着二憨的肩膀，渐渐侵入二憨的皮肉，在二憨的鲜血中畅意地呻吟。那天他一共赚了40多块钱，二憨说，要是那个卖咸菜的不偷我几个瓶子，可以赚的更多。二憨张开少了门牙的豁嘴，畅然而笑。仅仅靠卖酒瓶，一天竟赚40多块，那是他过去连想都没想过的。半年的时间里，二憨的吆喝声响遍了蚌埠的大街小巷，独特的沙哑和由于门牙老掉而无法关风所形成的“非非”声一度成为蚌埠城内的孩子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在这半年里，二憨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他的一位邻居，说准确了是他房东的邻居，是蚌埠小有名气的泼皮户，年方20岁已闯下很大的名号。泼皮在二憨搬来的第三天，就来到他的屋里要孝敬钱。房东好说歹说，并作主请了一场，泼皮才暂时作罢。隔了几天，泼皮又来了。二憨无可奈何，心上流着疼出来的血去买了一只符离集烧鸡。在那以后，无可奈何的二憨采取了以进为退的方法，每天都抽出一定的闲时间主动跑到泼皮家里找活干，为他打水扫地，除草种花。没过几日，泼皮自己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开始留二憨吃饭，并主动为他介绍了几件活计。一个月不到，两个人竟成了朋友。二憨在蚌埠期间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都和亲友邻居反反复复说一句十分硬气的话：到蚌埠如果遇到事，你找我。那期间二憨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粮食。家里的蔬菜全部来源于他老婆的勤快。每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时，他老婆就拎着一只大大的菜篮子去了菜市场。她一次次地弯腰，从别人的菜篮子下面或菜车的车轮子下面甚至人的脚底下，捡起一片片菜叶。回到家里，她把菜叶洗净，一部分当天食用，一部分用盐水腌起来。
　　 半年多过去了，二憨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日子。200多个日子的劳作，使他拥有了一辆七成新的架子车。有了车，工作时间上就可以放宽一些。二憨每天早上6点半准时出车，而且一定向东走。走着看着太阳，美！二憨说。二憨的话令人感动。这才是诗，诗不是吟出来的，是叹出来的，是喊出来的。现在，二憨可以把一天的劳动成果一次性地送到收购站，而且哪里贵往哪里送，十里八里也不在乎。现在他再也不怕下雨了，暴雨也不怕；更不用怕那料峭的北风了。二憨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移到了水泥袋子和废铁的回收上。回收这两件物品，利润大，而且，收的时候较省事。但水泥袋子回收后必须整理才能再出售，于是每天早上或者晚上二憨都要生活在水泥尘灰的包围之中，后来竟得了肺病。
　　 二憨在蚌埠待了二年零八个月。他的勤劳使他还清了所有的债，衣袋里还有了一些剩余。二憨雄心勃勃，决心在以后的时间里能挣够三间大瓦房的钱。然后回到家里，安居乐业。正在这时，家里人的一个口信捎给他，说大寨被人用枪打了。接信的当天，二憨和他老婆便立马乘车赶了回来。
　　 二憨为了大寨的事，从蚌埠赶了回来。按我说的办法经常去赶集，赶集时必定要到镇政府和派出所里去转转，然后再慢慢地走回家。小猫子知道后有些发晕。在二憨从集上回到家里后，他立刻坐机动三轮车或骑摩托车赶到集上，先去书记那里，再去派出所长那里。从这两个地方出来以后，随身带来的钱币便花了个精光。
　　
　　 我估摸着小猫子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又找到刘风，借了一辆警车再次回了一趟老家。我让司机开着车到村西头转了一圈，看见小猫子家的门上了锁，门前站着几个人，有他的近门，有邻居，还有他的一个叔伯哥哥。我下了车，一人散了一根“中华”。然后我问他们小猫子在不在家。大家都说不在。我说你们转告他一声，我邀他去市里玩呢！我说市里可玩的东西不少，无论如何也要小猫子去玩一次。他如果不去，以后在市里碰到他，我要埋怨他的。大家都明白了我的话，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然后我到二憨家里坐了一会，把给他买的东西拿给了他。我说，二憨你放心，这事要听我的，看我怎样处理。二憨轻轻的点点头。
　　 第二天上午，我到医院去看大寨。大寨的床前站着3个人，正弯着身子和他说话。
　　
　　 大寨头上缠着白白的绷带，眼闭着，一句话也不回答。其实大寨的绷带三天前就可以不在头上缠着了，我安排他的主治医生要给他多缠两天。昨天晚上大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想回去，说这么住着也不是个事呀，还说医院的这个味道实在难闻！小猫子家的人至今没有露过面。我说大寨，你就这样回去又算什么。以目前的情况，办法有4个，不知道大寨你愿意选择哪一个。第一个，把你的绷带缠紧些，像刚入院时一样好好躺着；第二个，你回家去把小猫子揍上一顿，也用枪打他个脑膜压迫；第三个，你直接向法院起诉，咱们一切从头开始。第四个，就照你说的，你面疙瘩一样自己回去。这事情我就不管了。要我管，你就得听我的。大寨想了一会，认为第一种选择最简单而又不失面子，于是从新回到了床上。
　　
　　 我认识床前三人中的两人，一个是小猫子的哥哥大猫子，另一个是他的叔叔。大猫子见我进来，脸上的神情有些慌乱，快步迎上来和我握手时，眼睛的目光一直不敢和我的目光相碰。握手之后，他向我介绍了另一位一脸横肉体型剽悍的家伙，那是大猫子的一位舅舅，昔日曾是游走于江湖的拳师，现在在花园镇“少林武馆”任总教头。大猫子说，他们是来看看大寨，如果能回去，他们现在就去租车。我冷笑一声，空着手来看人，在我们那虽小但传统悠久的大清村里是很不礼貌的。我说我能掏得起租车的钱，关键是我不会去租，因为大寨的伤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好。拳师不耐烦了，推了大猫子一下，说你腻歪个啥？你来不就是谈价钱的吗？问问他，多少钱可以把事情了掉，三千两千的算个屌！我笑了，我说有些东西可是三千两千买不来的，我说我的屌不富贵，但却是珍贵的，给三十万也不卖。说完我转身走了。
　　
　　 我知道现在急的不是我，别人急我是管不了的。我白天在医院上我的班，大寨的伤早已没有事了。准备第二天，我再去问问情况。第二天早上，我正吃着饭，二憨来了。他的脸很瘦，泛着暗褐色的光，坐在那里气喘吁吁的。但他的脸上有笑容，这是我不曾想到的。自大寨出事以来，二憨脸上的笑容就如冬天的鲜花一样缺少。我笑问，大猫子认输了？二憨笑答，是。我说，无论什么事什么人都是有极限的。二猫子太平常了，所以极限也平常。我说二憨今天是他们去找的你吗？二憨点点头，说，他叔昨晚到家里找我，说大猫子和他舅托他，让他来看看能否调解。他们见面就问我，给出一千五，咋样？我说一千五不行，最少得给三千，另外，他们要租个车把大寨给接回家去。商量了半天，定为两千八。我惊问，两千八？二憨点点头，说，满够了，车接回去，全村人面前一走，二猫子今后就熊了。我说，二憨，你知道大寨现在的医药费达到了多少？二憨说四千八。我说大寨为啥住院？二憨说枪打的。我说大寨好好的不会住院吧？不住院还会花这四千八吗?保不准明儿阴天下雨枪伤处还会疼，会耍筋头，耍筋头栽破了头怎么办？二憨脸红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吭吭哧哧地说，这些我不是没想到，但你想过没有，咱要是要太多了钱，村里人会怎么说？二憨叹了口气，说，咱看不太开，但也得尽量看淡些，东西两头斗了这么些年，又斗出啥结果？这次他们出钱，出租车接回家，全庄人也都看着，胜负不用问也就出来了。我摇摇头，说二憨我什么都不在乎，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你秦始皇。你今年50多岁的人了，在咱庄里住了一辈子，我在乎的是你。二憨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明白，我只是觉得这事拖了这么久，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二憨的决定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更改会伤了他的心。其实我也觉得二憨最后的一句话是对的，都拖了这么久了，不该再拖下去。我原来打算的是，给医院的会计打个招呼，光医药费护理费也要开个万儿八千的，让二猫子在经济上翻不了身，让他永远记住这一枪打后的价值。
　　 看来，这件事也只能这样了。第二天，大猫子和他的叔叔租了辆车把大寨从医院接回了家。那天我没有回去。据说，大寨回家时庄里出来好多人观看。从此，二猫子真的老老实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