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简介：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散文家、政治批评论者。
　　 一、功名蹉跎
　　 苏洵少年时的个人经历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比起来，多少有点另类，这表现在他游历四方、功名无成上。
　　 苏洵出生在一个“三世皆不显”的地主家庭，父亲苏序是个乐善好施的人，两个哥哥苏澹、苏涣都是进士出身。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苏洵虽然很自负，认为“视同列者皆不胜己，以为遇时得位当不鲁莽”。但说句实话，他实在不怎么喜爱读书，并且一开始的想法很有些功利，想要通过科举来博取功名。宋时科举沿唐旧例，重视声律应对，但苏洵对此兴趣不大。所以在天圣五年（1027）他首次参加科举时，便名落孙山。他心高气傲，受此挫折不啻当头棒喝，当初兴致勃勃地入京，却落得败兴而归。归家之后他便与程氏结婚，并从此弃学游荡了七八年。所谓游荡是指游览名山大川，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浪荡。实际上苏洵少年老成，沉默寡言，有长者之风，也并不饮酒。这段经历对于学业来说虽然是个损失，但游历的同时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为他以后创作多篇血肉丰满的政治论稿打下了伏笔。
　　 苏洵夫人程氏，秉性贤淑而能文。她看到丈夫的样子很是担心，便奉劝丈夫将精力花费在读书上面。由是苏洵“始大发愤”，闭门谢客，日夜攻读，表现出惊人的毅力的和远大的抱负。《三字经》中形容苏洵是“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两年之后，苏洵学问大进，他怀着理想沿江东下，来到汴京报考进士，不幸又是榜上无名。庆历六年（1046），苏洵再次参加制策考试，尽管他满腹经纶，但因政见和文章不被主考官看重，最后希望再一次化为泡影。这段经历让苏洵刻骨铭心，日后他在写给梅尧臣的书信中说：“自思少年尝举茂才，夜起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就案。”
　　 这样的打击使得他倍加失落，回到家中之后便将之前为考试准备的几百篇文章付之一炬。从此他将注意力转移到学术上面，读史研经，时间长了，有些原来不甚了然的东西也能豁然贯通，由于此时他心如静水，摒弃了先前的杂念，学问再一次得到了提升。为了促进自己多思多想，苏洵有五六年没有动笔，直到胸中积累的素材多到不能自制的时候方才下笔，顷刻之间便已完成一篇文章，可谓才如泉涌，下笔千言。
　　 苏洵对五代以来流行的浮华空洞的骈文十分反感，在文章中他对这种“浅狭可笑”的文风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正如中唐时期的“古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一样，苏洵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比较推崇，对其他各朝优美流畅，辞雄意厚的文章也很欣赏。至于当代人，他偏好欧阳修的“纵横高下皆如意”的清新古文。苏洵认为，写文章应该有为而作，说出来的话应当能指出朝政的弊病，整篇文章要像五谷充饥、药石祛病那样去解决实际问题。当时北宋王朝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苏洵用他“有为而作”的文章来反映现实，对于推动革新进程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因为如此，苏洵的政论文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人们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这位西蜀布衣成为达官显贵们争相邀约的上宾，名满天下。
　　 二、十年游历
　　 至和二年（1055），性格豪放的张方平出守成都。张方平立朝方正，无所阿附，后来官至参知政事。他得知苏洵的大名后，仔细阅读了他的文章，并且大加叹服，认为可与左丘明、司马迁、贾谊等前辈名家相提并论。从此他便将苏洵引为座上宾，并向朝廷推荐，要求任命苏洵为成都学官。雅州知州雷简夫更将苏洵称作是“天下之奇才”，并向宰相韩琦、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口气也很特别，说“用之则为帝王师，不用则为幽谷一叟耳”。
　　 张方平向朝廷的推荐迟迟未得到答复，于是便建议苏洵携二子进京入试。此时的苏轼苏辙风华正茂，博览群书，正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之时。于是在嘉佑元年（1056），苏洵带着推荐信偕同二子入京，先后拜见了欧阳修、韩琦等朝臣。二人同样对苏洵的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贾谊、刘向也不过如此，欧阳修还将其比为荀子，并向朝廷进呈了他的二十篇文章，乞赐甄录。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大力推荐，苏洵的文章在京师也广为流传，博得好评。加之在次年二月，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善天下”。苏洵父子的文章在士大夫中引起了较大影响，竟至文风为之一变。苏洵非常感慨地说：“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不难看出话语中既辛酸又欣慰。
　　 然而正当苏洵父子踌躇满志之时，遥远的家乡传来消息，苏洵之妻程氏病逝。苏洵于是带同儿子回家奔丧，暂别京城。嘉佑三年十月（1058）和次年二月，朝廷根据欧阳修等人的推荐，两次要求眉州将苏洵送到京师参加舍人院的策论考试。此举本为对一般士子的荣宠，但对苏洵来说，却不啻侮辱。他名满天下，又有一大批朝臣的推举，按说直接授个中级官职不成问题，但此时朝廷却让年过半百的他和一群年轻人一样参加受条条框框所限制的考试选拔，明显是不相信他的真实才学，再说欧阳修的举荐都过去了两年，朝廷才作出反应，此举委实有失公允。所以苏洵推脱有病，没有去。
　　 由于苏洵一再拒绝应试，朝廷考虑再三，给苏洵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低级官职。苏洵更为不满，给宰相韩琦写了一封信，要求“别除一官”，并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意思是说天下那么多官位，难道就因为我一个人而变得繁冗不堪了么？韩琦接到书信后，也觉得过意不去。正巧这时朝廷要编撰礼书，才改授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主簿是县城的主要属官之一，位在县丞、县尉之下。朝廷令他与项城县令姚辟一起完成这项工作。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十五日，苏洵于礼书编成后的数月，即病殁于京师。
　　 苏洵去世在朝野引起了很大震动，“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给他做诔文的共有133人，盛赞其道德文章，培养两位优秀儿子，集贤才于一门的业绩。韩琦也非常感慨，在所作的诗中留下了“名儒升用晚，后愧莫先予”的句子。
　　 三、苏洵的政论观点
　　 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苏洵一生仕途不显，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多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他博攻群书多年，厚积薄发，作文以学养为主而重气势，多用排比句以增强说理，文字雄奇坚劲，结构严谨，说理精当，带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我们下文着重讨论一下苏洵在文章中所持的观点。
　　 欧阳修曾说苏洵“绝辞不为文辞者五六年”，而苏洵自己也说“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忆山送人》），可知苏洵的著述主要完成在皇佑末到至和年间（1053-1056），这段时期恰好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而王安石变法尚在酝酿的时期。苏洵在这时期的著述既有如《衡论》、《上皇帝书》那样的政治论调为主的文章，也有《太玄论》、《六经论》、《洪
　　 范论》等儒家文集的点评，还有《史论》那样的探讨不同文体的不同创作手法的感言和体会。
　　 《衡论》创作于至和二年（1055）以前，在当初见到张方平时他便以此呈献。而《上皇帝书》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作于嘉佑三年（1058），表明在王安石呼吁“变更天下之弊政”以前，苏洵已提出了一整套政治改革主张。但稍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两者所持的观点是有根本区别的。
　　 苏洵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定所尚”，即决定出治国的根本方略，施政时，只需围绕这个方略做些修补即可，而这个方略本身是不应该做改动的。所谓“所尚一定，至于万千年而不变”（《审势》）。苏洵并举出了夏商周三代的例子，说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这些都是贯彻始终而不变的。由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触犯了大官僚的利益，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就夭折。在这一年之中，仁宗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已经颁发的政令常有改变，使人无所适从，苏洵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要决定治国方略，就必须“审势”，来决定用威政还是惠政，执法是宽还是严。所谓“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审势》）。
　　 那么苏洵对北宋的形势是怎么评价的呢？他认为北宋刚立国时，制度严整不亚于秦，官吏之间互相约束，中央集权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即使是边疆的统帅接到皇帝的命令也会立刻遵从。但这样的制度也造成了“常病于弱”，原因何在？苏洵分析说，一是滥赏，造成功过不分，失去了赏赐带来的积极意义；二是刑弛，军纪松弛，有罪的人也得不到追究。这样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冗兵骄狂，恃力行赏，与辽、西夏屡战屡败也就不难理解。他还进一步认为，国家虽有治世之名，却无治世之实。“方今天下虽号无事，而政化未清，狱讼未衰息，赋敛日重，府库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虏之不臣”（《上韩舍人书》）。国家表面虽然无事，却隐藏着政治、军事、经济危机。
　　 对此，苏洵提出的对策是：改变先前政令的柔弱，用威政去弥补不足。这是使宋王朝强盛的有效办法，不仅可以破除士民的苟且之心和堕怠之气，而且可以激发他们的进取心，达到强政的目的。
　　 在吏治方面，苏洵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阐释，如《衡论》中的《远虑》，《御将》，《任相》，《重远》，《广士》《养才》篇及《上皇帝书》等。概括起来有这么几点：
　　 第一，要对可以信任的人才放心大胆地去任用。苏洵将治国之道分为三种：经，权，机。经是治国之常道，可以让全天下的吏民百姓都知道；权比经更深入一步，是权变、权宜之策，可以在群臣中进行内部传达；机是机要，只能让心腹的大臣了解。苏洵认为，皇帝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任何时候身边都要有可以参与机密，讨论大事的心腹之臣。这个观点是针对北宋君臣之间互相猜忌，信用不专而提出的。苏洵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这些机密大臣的待遇，使他们能真正为皇帝分忧。
　　 第二，用真才实学来考核官吏，不拘一格，将那些真正的贤才选拔上来。苏洵举古代的例子说，那时候选拔的人才中有出身盗贼的，也有来自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选用他们的唯一标准就是“贤”。这里的“贤”不是指那些将仁义礼智信挂在嘴边，夸夸其谈的才，而是能安邦定国，踏实肯干的英才。“吾观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强知道与德，而加之不可勉强之才之上”（《养才》）。换言之，他认为仁义礼廉等世俗标准都是可以放在次要地位的，对这样的人才不仅不能够打压，还要“无使为刀笔吏所困”，免得重蹈李广的覆辙。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苏洵主张从吏胥中选拔人才。这个观点类似于近年我们国家部分省市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公务员，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很长远的打算。他分析说，这些人虽然长久在基层工作，但也具有相当优势，他们不仅年轻时就要精通国家的律典，稍稍年长便要处理民间矛盾、接受并审理他们的诉讼，还要对监狱中的犯人进行管理。这些人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但是由于北宋政府不从他们中选拔人才，他们一辈子只能呆在基层，所以也就只有自暴自弃了。在对比汉朝时的人才选拔时，苏洵进一步强调，儒家学者并没有挽救国家危亡，真正做出成绩的赵广汉、张敞等人都是来自吏胥。因此他呼吁对吏胥要“择之以才，待之以礼，恕其小过，而弃绝其大恶不肯贳忍者”，从中不难发现“奇才绝智”之士（《广士》）。
　　 苏洵还对造成宋朝冗官的荫补制度提出了异议。他说，这些士大夫的子弟每天饱食于家，一出门便乘坐高头大马，却凭借亲族而得官，不仅有碍公平，更使得官员队伍急速膨胀，反而堵塞了那些真正的人才使用。
　　 第三，重视在边疆地区工作的官员。宋王朝很不重视边疆地区的官吏，甚至将南方部分地区当成了安置贬官的所在。对此苏洵认为“天下之势，远近如一”，在等级划分上不应该厚此薄彼。而且边疆地区信息传达不方便，官吏往往鱼肉百姓，更不应该忽视。苏洵还进一步分析了边远地区的重要性。他以河朔、陇右、川陕、广南地区为例来说明问题。河朔和陇右因为在北方要抵挡辽和西夏的进攻，情况还稍稍好些。至于川陕和广南，境遇则要差得多，往往成为赃吏匿身之所。苏洵还警告说，发生在淳化四年（993）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发生在皇佑元年（1049）的广南侬智高叛乱，数十州郡望风而降，都是由于选官不当造成的，边远地区关系到国家安全，建议不要轻易授给那些赃吏。
　　 苏洵还对古今之法进行了对比，这主要集中在《衡论》的《议法》和《申法》两篇。他认为区别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古代的法律简单而现代的律法繁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古代法律只是简明地给了一个大框，而具体的执法量度都在吏手中。正因为“任吏而不任法”，所以法律简单。宋代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苏洵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古代的法律像是医书，增损剂量在医师手中；现代的法律像是卖鞋，大中小尺码都有，以求“合天下之足”（《申法》）。二是“古者以法律行仁义，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夏商周三代重教化，虽有法律而不用。但到了宋代吏治腐败，一些人就开始从法律中找漏洞，徇私枉法，有法律也不执行。
　　 针对法制出现的上述问题，苏洵提出了“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申法》）。也就是说有法必须执行，杜绝其中的徇私舞弊。同时他也主张修改一些弊法。比如赎罪法，犯了罪可以花钱来免除处罚，但赎金很轻，苏洵认为这是纵容贵戚人家犯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赎金，所以应该改为重赎，使得这些人不敢轻易触犯法律。
　　 苏洵还提出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带历来是农耕为主，土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失去土地的贫民，他们衣食无靠，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矛盾。有些人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但苏洵认为不可行，他指出井田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太过死板，按照现有情况不可能再像修房子那样画出图纸来分配土地。因此他主张限制豪强大户的土地，控制他们的土地数目。但对如何给底层贫民分配土地，他并未做阐述。
　　 从苏洵的这些政治主张中我们不难看出，它涵盖了人事、法律、田制、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观点切中时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宋徽宗时曾短暂地禁毁三苏文集以外，历朝文人对苏洵的文章都很推崇，南宋大儒朱熹虽然将苏氏父子称为“杂学”，也不得不说“然其文亦实是好”。到了明清时代，苏洵的文章更成了学习的典范，不少课本都将他的文章选编其中，以警后世。清人有评价说：“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上继韩、欧，下开长公兄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