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曾任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历官右司谏、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出知汝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一、年少轻狂
　　 苏辙比哥哥苏轼小两岁，哥俩于嘉佑二年（1057）同时考中进士科，又同时参加殿试制科策论。当时仁宗已经登基三十多年了，年纪老迈，做事难免有些昏聩。苏辙虽然年仅十九岁，但不避权势，在试卷中说仁宗赵祯是“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又批评仁宗生活奢靡“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进而指出这样的结果：“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说句实话，仁宗在北宋的皇帝中也算是中上之选，苏辙有些话未免夸张，但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斥其非，足见勇气非同一般。
　　 试卷送上去之后，苏辙也知道自己捅了个大漏子，一定会被黜落。考官司马光想把他的文章放在三等，范镇感到很为难。考官胡宿则认为苏辙对皇上大不恭，要求直接将他黜落。仁宗皇帝看了以后说：“以征求直言的名义将人家征来，又因直言而把人家抛弃，会让天下之人怎么看我？”苏辙则才被放到下等，被委任为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父亲苏洵正好奉命修撰礼书，哥哥苏轼签书凤翔判官，苏浙觉得父亲年纪已大，兄弟两人都在外地不方便，便要求在京城奉养父亲。过了三年，苏轼从外地调回京城，于是苏辙外放大名推官。又过了一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辙为父亲守丧。等服丧后，神宗已即位二年，苏辙上书议论政事，被召见于延和殿。
　　 神宗富国强兵的想法非常迫切，于是就委任王安石变法。当时新成立了一个机构叫三司条例司（可参见前文），苏辙就被调入这个机构。在这个机构中还有个很受王安石器重的年轻人叫吕惠卿。苏辙跟他谈论，发现双方的想法大多不合。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过目，并说“有不当的地方，就完全可以不必疑虑地告诉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本意是来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这种做法有两个弊端：一是银钱出入，难免经办人员上下其手，从中舞弊；二是百姓在钱财到手之后，缺乏理财观念，可能就会胡乱将钱花掉，到第二年偿还不上，反而给州县等基层部门行政运转加重负担。”苏辙还举了唐朝刘宴的例子。刘宴从来不借钱给百姓，但也不叫吏员催督百姓还债。他对周围谷物的价格了如指掌，发现某地谷物太贵则开仓销售；反之则收购，叫做常平仓法。用现在的话说，刘宴在稳定物价上有一手，苏辙的意思是劝王安石仿此即可，不必自出心裁创立青苗法。王安石听后觉得与一定道理，便说：“我回去好好想想。”从这时开始王安石一个月没提青苗法的事。
　　 政治好比投资，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总有一些风险投资者。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听说有青苗法，便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漕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合。王安石便在全国进行推广，又派了八位官员到地方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这八个人都是新锐，想要获得王安石认可就必须做出一番成绩，但他们片面追求得到的财税，难免会扰乱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朝中持重的老臣都是忧心忡忡，但没有人敢说。苏辙就去见了另一位宰相陈升之，力陈不可；又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叙说原由。但王安石听不进去，还要治苏辙的罪。幸亏陈升之出来为苏辙说了句话，苏辙被调到河南府任推官，正巧与苏家有旧的张方平做知州，就征召他为教授。三年后，改授齐州掌书记，又过了三年，担任著作佐郎。后来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过了二年，因哥哥苏轼写诗受到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五年没有升调。后来才做了绩溪知县。
　　 二、指点江山
　　 哲宗即位后，苏辙被调为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一个九品官职。但很快，苏辙的职务被调整为右司谏。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谏官是皇帝与丞相进行权力争夺时的利器，因此有宋一朝，谏官权力很大，且有风闻弹人的特权。苏辙个性是“宁鸣而死”，得到这个机会自然要好好议论一下自己的意见。
　　 当时朝廷中旧党虽然出现了反弹，但新党中的章惇、蔡确、吕惠卿等人还窃据要津。苏辙的政治论点与乃父乃兄类似，都不主张进行过于激烈的革新。正好宣仁太后启用了旧党领袖司马光、吕公著，苏辙就势论奏，将章惇、蔡确、韩缜等都弹劾出朝廷。新党中的吕惠卿当年阿附王安石，等到羽翼丰满的时候就攻击王安石，人品卑下，当时的人都很看不起他。吕惠卿自知将要遭贬，便抢先一步上奏请求提举宫观以免被贬官流放。苏辙发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将他的奸恶揭露出来，最终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在建州，从此一蹶不振。
　　 朝中执政的大佬换成了司马光，他工作的第一重点是将王安石变法全部废除，恢复以前的旧制。比如说他看到免役法之害，便想用原来的差役法来代替。苏辙是这样给司马光分析的：“从差役法被废到现在已经有快二十年了，猝然将它更正过来，官吏百姓都不习惯。更何况这件事关系复杂，盘根错节，如果不加考证地轻易实行，恐怕又会产生新的弊端。”但苏辙并不是反对实行差役法，他的想法是州县的免役钱还够用几年，到今年年底暂且实行免役法，然后要中央有关官员制定出新差役法的条例，到那时进退就比较有利了。但司马光没有听。又比如王安石变法中曾设置《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察天下士人，司马光想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还是很反对司马光的冒进，他说现在到第二年秋天进士考试已经没有多少日子了，像诗赋这种讲究声律的学问，不是短暂时间就能融会贯通的。至于经书、诵读和讲解，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苏辙请求第二年的进士考试一切都照旧，只有经书的释义可以兼取各家，不必专门用王安石的学说。这样应举的人心里有了数，下一次科举时再改变也不算晚。司马光大概是认为自己时日无多，所以又没有听从苏辙的建议。
　　 哲宗刚刚即位，西夏使者遣使来贺。使者回去，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了一拨使者过来。原来神宗时朝廷经营边境，在熙和增设兰州，在延安地区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西夏使者去而复回，分明是想提出土地要求，大臣们在守和战之间讨论，尚未决定。苏辙的观点是：西夏之所以不提边界的事，是猜到了宋朝君臣厌恶战争，想等他们主动提出，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但宋朝也不想贸然低头，所以也就压着没提。苏辙分析说，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否则将来一定会后悔。西夏将精锐军队陈列在边境，到时再给他们就显得惧怕兵势；如果不给就一定会引发战争。而新君即位，政局不稳，战事就难料了。朝廷同意苏辙的意见，将五寨还给西夏，没有给西夏造成口实。苏辙不久升任起居郎，中书舍人。
　　 这时朝廷想要将黄河恢复旧道，苏辙对执政的吕公著说：“黄河决口向北流，从先帝时就不能让其回归故道，现在不根据以前的情况而对尚未出现的情况进行修筑，这是自认为勇气超过先帝。”吕公著恍然大悟，但是因条件所限没有照办。
　　 不久苏辙再升为户部侍郎。在朝廷对答的进言中，苏辙着重强调了现有经济政策的弊端。他认为最好的财政状况是藏富于民，其次是将财富积聚在州县。州县财税如果丰裕，那么转运司自然就不缺钱；转运司有了钱，户部自然也不会缺少。宋朝开国以来，地方向中央上交的赋税少了，但是地方富足，有需要开支的时候调用方便，做事必然成功。但熙宁以来，讲究财利的官员，不懂得这些道理，想使国家富裕，却先造成转运司的贫穷，这是本末倒置。转运司一旦贫乏，上供就不能连续不断，结果导致户部和度支使的贫困。到那时即使内府财物堆积如山，也是没什么好处的。
　　 不久苏辙又指出朝政的三大弊端：第一是分河渠事务为都水监；第二是分造甲胄事务为军器监；第三是分修缮事务为将作监。这三监所管的事务原本都属于工部，将机构分开之后，工部所管的剩余事务就不多，等于完全被这三个部门架空。而且三个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给户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此苏辙建议将这三个部门直接划归户部管辖，方便户部拨给开支；另一方面，让工部负责工程质量的好坏，这样分工明确，就减少了出现事故时官员的互相推诿。事实上，北宋王朝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已不是一天两天，有识之士都急于改变这种现状。经过仔细阅读，哲宗同意了他的大部分建议，只有都水监因为问题较敏感，没有归到户部。
　　 这时朝廷吏员人数大大超过定额，于是命苏辙去裁减。当时有个叫白中孚的吏员说：“吏员名额不难确定。过去曾有规定，将所需要处理的公务按照难易程度分成七等，难的定为一分，简单的可以定在一厘以下。然后以两月为期限，看各人所积的分数。最后划定一个分数线，过线的留下，没有过线的直接淘汰。”他的想法很类似现在的末位淘汰制，可惜思维太超前了，在当时是无法实施的。苏辙知道这关系到很多吏员的切身利益，如果按照白中孚的做法骤然减少大量吏员名额，导致这些吏员无处安置，而他们又没有相应的谋生手段，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纠纷，到那时朝廷也无法处置这件事了。苏辙的意见是：先根据实际情况定出相应的吏员名额，然后当现有的吏员年满转走或去世留有空缺时，不再安排新人进入，也就是让吏员进行内部消化。大约十年后多余的名额也就能减完。这样收效虽然慢，但是没有触犯现有吏员的利益，就不会抱怨。执政大臣吕大防于是命令任永寿和几个中书省的吏员管理这件事。任永寿也不是省心的主，主管这件事后便自作主张裁减吏员，又根据自己的爱憎改变各部门的次第。后来任永寿因为贪污被刺字流放，吕大防亲自抓这件事，这才按照苏辙先前的建议实行，平稳地进行了过渡。不久，苏辙代苏轼任翰林学士，随后又代理吏部尚书。接着苏辙作为宋朝的使者出访契丹，接待他的是契丹的侍读学士王师儒。三苏文名极盛，王师儒虽在北地，但竟能背诵苏洵、苏轼的文章和苏辙的《茯苓赋》。苏辙回国之后，转任御史中丞。
　　 从元佑初年政局改变到这时，已经过去了五年。元丰年间提倡新法的大臣还有部分散落在朝廷内外，他们不甘心失败，就制造舆论鼓吹新法。执政的吕大防、刘挚等人不希望再出现什么政治问题，于是打算从新党中挑选几个代表人物进入朝廷，来平息新旧两党的仇怨，这种做法叫做调停。
　　 宣仁皇太后对此疑虑不定，苏辙上书表示坚决反对。他将新旧两党之争比作君子和小人之争，并说新党这些人要他们当地方官，跑个腿就行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央。因为他们一旦进入中央，必然会和君子发生争执。而君子一定是争不过小人的，原因在于小人贪利而不知羞耻，受到抨击也不离去；君子遇到挫折就会隐退。最后苏辙作总结性发言：为祖宗基业计，请陛下三思，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进入朝廷，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这话说得很偏颇，可见苏辙对新党众人隔阂之深。
　　 宣仁太后对苏家哥俩印象非常好，见苏辙这篇奏疏立即命人在帘前宣读，最后一锤定音，赞同苏辙的意见。于是所谓的调停最终没能实现。
　　 过了一阵，苏辙又针对朝政出现的问题进行议论。这次他强调的重点涉及内政、水利、军事、财税等诸多方面。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苏辙在其中表现的政治思想。
　　 在内政上，苏辙表现的比较乐观。他说：虽然现在天下还没有大治，但祖宗法纪还在，州郡也大致安定。只要大臣们处心公平，没有生事和邀功，然后国家根据弊端修补法令，实行百姓安定国家太平的方法，即使有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也不足为虑了。只是朝廷有时做事欠缺考虑，才酿成一些不可收拾的恶果。
　　 在水利上，苏辙举了黄河的例子。在西北地区，黄河本来是向北流的，水利官员却想把它改成东流。使水从低处向高处流，这是违反常理的。当陛下派人进行考察时，还有人固执己见，执意不听。这件事虽然过去多年，但黄河以北的百姓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与西夏的关系上，苏辙认为西夏外表上归顺，宋朝为了拉拢他们，每年都给他们相当数量的赏赐。但是熙河边境的将领官吏擅自侵占肥沃的土地修建城堡以作抵御，他们功劳尚未建立，与西夏的争端已露头角。朝廷虽然知道不对，却始终不明白地处理，如果因此造成边界纠纷，关陕边境的百姓还能够安居乐业的生活么？
　　 在实行差役法还是免役法的问题上，苏辙指出，这个问题应慎重考虑。因为差役法和免役法都有弊端，这两种法令已经交替实行了多次。苏辙分析说，熙宁年间实行免役法，上中下三等民户都需要出钱。上户因家产富裕，出的钱无限制；下户从前不服役，现在也需要出钱。所以这两种人家，不免唉声叹气。至于中等人家，从前已经服差役，现在出的钱又不多，所以最受利的就是他们。当废除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时，上下户高兴了，却苦了中等人家。苏辙举开封近郊的中等人家为例，他们在免役法实行的时候每年要交三贯钱，十年就是三十贯钱。而差役法实行时，工作最轻的手力役（也就是在各县做杂事）每天花费至少百钱，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要花费三十六贯，两年服役期满，需要花费七十二贯。服役之后大乡可以轮休三年，小乡还不到一年。以此计算，差役法五年的花费，竟然超过了免役法十年的花费。而出赋役的人，多数是中等户，则他们所受的侵扰，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