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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 北宋文学家和他们的仕途(7) ——王安石篇


作者:陟云子 举人,5637.10 游戏积分:0 防御:破坏: 阅读:6019发表时间:2011-01-03 23:11:58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东乡)人。庆历二年(1042)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神宗即位后起用为江宁知府,不久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屡召不起
   王安石出身于世宦家庭,父亲王益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曾任建安主簿等地方官二十多年,他为官清正,关心疾苦,给幼时的王安石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由于地方官迁转频繁,王安石一家也就跟着父亲南北奔波。
   王安石年轻时喜欢读书,记忆力又好,有过目不忘之能。他写文章运笔如飞,似乎漫不经心,但组成一篇文章后,看到的人都被它的精妙所叹服。曾巩曾把王安石的稿子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力加推荐,由此提高了王安石的声誉。
   庆历二年(1042)三月,王安石考中了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按照惯例,任职期满后允许呈现文章谋求馆职,也就是说有机会步入快速晋升渠道,但独独王安石没有这样做。王安石个性特立独行,以后类似的事还有多次,估计王安石是想在地方上多积累积累经验。由此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他在这里的活动实际上已有日后变法的影子,比如说组织民工修缮堤堰,挖陂塘,改善了当地的农田水利灌溉,也使得交通更加方便。另外,他还在青黄不接时把官库中的粮食贷给百姓,解决了百姓度荒困难,并且让他们加息偿还,使得粮仓中的粮食能够新旧更替,当地的人都感到很方便。
   皇佑三年(1051),王安石出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担任宰相,看到官场奔竞钻营的风气大盛,而王安石个性恬静谦退,便大力向朝廷推荐,希望以此方式来矫正不正之风。欧阳修建议让王安石担任谏官,但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于是说王安石需要俸禄奉养祖母,王安石被任命为群牧判官;群牧司是为皇家养马的机构,王安石不满意,于是要求知常州。后来又转任提点江东刑狱。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进京任度支判官,这时他在地方上任职已有十多个年头了。
   王安石在地方多年,深知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根源。再加上他观点新奇,善于旁征博引来说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且非常自信,因此隐然有变革流俗、矫正时弊的志向。因此他向宋仁宗进了一份万言书,对官制、科举、财政状况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造成现在财力困窘、社会风俗日益败坏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没有效法先王时候的政治。集合天下的劳动力创造财富,再用这些财富供给天下的消耗,这就是古代的治世从来没有出现过财用不足的原因,而目前财政窘困是因为理财不当。现在当政的人才能不足,就是在基层也寻找不到可用之才,国家用他们托付社稷、守卫边疆,能够放心的下吗?王安石观点确实新奇,他说的法先王之政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幌子,不过是要拿这个来减少改革时遇到的阻力罢了。至于财政困难,情况当然不是王安石分析的那样简单,北宋王朝除了要消耗相当数量的财富供给庞大的官僚队伍开支外,还要付给辽、西夏两个国家岁币,尽管北宋经济发达,收入不菲,但这样粗略一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财政长期恶化,屡革不起。而国家缺乏有才能的人,重要原因还在于荫补制度盛行以及偃武修文的国策上。因为荫补制度风行,大批官僚子弟轻而易举地进入仕途,其中虽不乏才能突出之士,但绝大多数都是庸庸碌碌之辈。因为偃武修文,造成人才结构单一化,不可能满足国家机构中所有岗位的需要。王安石将北宋说成是举国无人,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他正是借此来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后来他当政之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大多取于这次上书,可见这次上书还很有纲领性质。
   王安石因为这次上书出了不少风头,朝廷一心想要让他到馆阁来任职,但王安石每次都推辞。士大夫们认为王安石无意仕宦进取,都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以和他相识为荣。朝廷也希望能给王安石安排一个好职务,只是担心他不肯就职。第二年,朝廷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修起居注。按理说这个职位离皇上近,升迁也快,王安石该满足了吧?可他仍然推辞不受。为这事推辞了好几天,到后来宰相府的属吏急了,亲自拿着诏书去拜访他,他仍拒不接受;属吏也是个聪明人,当即参拜,王安石就躲进了厕所;属吏一看没办法,将诏书放在了桌上,王安石立刻追上去交还。他一连上书推辞了八九次,后来看实在推不掉了,这才答允就职。任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从此他再也没推辞过。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问题,王安石为什么那么坚决地推辞高位呢?有人说王安石是作秀,像新朝王莽那样,要挟朝廷以得到更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职位。但我们应该明白,王莽在西汉政权中的重要性根本不是王安石可比拟的,西汉政权的人事、财政、军事等重要事务都被王莽牢牢地握在手中,王莽不出山国家机器就要垮台。反观王安石,尽管他名声响亮,但却不是王朝不可或缺的人物,完全可以让别人顶上来。而耐人寻味的是,朝廷对此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耐心,不惜一切屡次征召,个中原因值得三思。
   二、初试变法
   《宋史》上记载了一段王安石在京任纠察刑狱时的趣事。当时开封府有个年轻人,估计也是贵胄人家出身,以提笼架鸟为能事。一天这个年轻人得到了一只善斗的鹌鹑,他的同伴很眼红,便开口向他索要。结果这年轻人就没舍得给,同伴觉得两人关系不错,就把鸟给提走了。年轻人不高兴,从后面赶上去将同伴给杀死了。开封府接到这个案子,就给这年轻人判了个死罪。按照现在观点,这年轻人肯定是故意杀人罪,重刑没商量,但王安石看到后,也不知怎么想的,居然不同意这份判决。他说,明拿和暗窃都属于偷盗行为,这个年轻人没给同伴,同伴私自提走已经是盗贼,这年轻人将其追上去杀死是在捕盗。由此他弹劾开封府有关部门错误捕人。开封府官员不服,案件被送到审刑院、大理寺重新审理。这两个部门是国家最高法律机构,他们也都认为开封府的案子没判错。皇上于是下令不追究王安石的责任,但要王安石去中书衙门谢罪。王安石在这时表现出了日后变法时的“虽百死犹未悔”,坚决认为自己无罪,拒不受命。有御史上书批评王安石,但被朝廷压了下来。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加剧了王安石和执政大臣的矛盾。当时朝廷有诏舍人院不得申请改变文件文字。王安石就说这样舍人就无法行使职权,而完全听凭大臣自断。大臣中的弱者,不能遵守相关法令;而大臣中的强者,又假托皇上的意志伪造政令,谏官和御史都不敢把他怎么样。这些话触怒了执政之人,正好这时王安石母亲去世,他就借机躲回家中,终英宗之世不再出来做官。
   这两件事看起来都微不足道,但却很能表现王安石的性格:自信、孤傲、固执、不听劝阻。日后王安石的起起落落,与他的这些性格不无关系。
   此时王安石的隐退,绝不是就此放手,他是在以退为进,为将来的出山做准备。他老家是楚国地区,但是王氏家族不十分知名,于是王安石瞄上了韩吕二族。这两族都是豪门,王安石想要借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和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倾心结纳。这三个人为王安石到处宣扬,王安石声名大盛。神宗皇帝还是颍王时,韩维担任为皇帝讲解经书的记室。每次他讲解经书受到称赞时都会说:“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后来神宗当上太子,他担任太子庶人,举荐王安石自代。神宗皇帝从此就非常想见一见王安石。
   神宗即位之后,立即任命王安石担任江宁知府。几个月之后,又任命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侍讲。王按时到达京城的时间是熙宁元年(1068)四月。立刻获得了神宗的召见。神宗问王安石:“治国首先应当治理什么?”王安石回答说:“首先应当治术。”神宗早有富国强兵的打算,只是不知道该以谁为效法对象,便试探性地问道:“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不屑地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要学唐太宗?尧、舜之道,极简要而不烦杂,极切实而不迂阔,极容易而不难掌握,只是末世学者不能贯通理解,总以为高不可及,这才没人去做。”神宗不禁怦然心动,说道:“你这是要求我做大难事。不过我自认为很渺小,难以达到你说的要求。你可以全心全意地辅佐我,我们君臣或许能达到这一境界。”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正是步入宰辅行列。神宗说:“别人都不能理解你,认为你只懂经术,不明世务。”王安石辩驳道:“经术正是教人如何处理世务的,但后世所谓的儒者大都是庸人,根本不懂得经术的妙用,所以现在世俗的人大都不知道经术也可以用来处理政务。”神宗又问道:“那么你第一步采取的措施是什么?”王安石毫不迟疑地答道:“以变革法度为最先。”神宗深以为然,于是设置三司条例司,命令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一场变法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三、变法前后
   早在熙宁元年(1068)四月上朝入对时,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那时的他已有了改革的全面设想。他自比作当代孔子,自认为这是解决国家弊端的最佳方案。
   在王安石之前,范仲淹也曾尝试着对北宋政治体制进行一番改革,但很快就失败了,原因有这么三点:一是范仲淹只是参知政事,不能逾越宰相,在贯彻命令上难免大打折扣;二是改革派的力量太弱,不能逾越众多士大夫的反对;三是受到谏官的监控,一些事情难免瞻前顾后,不能放手去做。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改革的力度比范仲淹要大,遇到的阻力自然也更多。但王安石有范仲淹不具备的两点优势:一是王安石本人富于魄力,极富破旧去新的锐气;二是王安石的背后有年轻有为的神宗的全力支持,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为了清除变法路上的障碍,王安石陆续推出了几条措施,将变革国家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这几条措施是:
   一是设置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的设立被苏轼批评是多余的,但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这是王安石吸取范仲淹变法失败的教训。范仲淹当年是参知政事,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点头同意,这场变法就宣告失败。无独有偶,王安石的变法涉及民政、军事、财政等多个方面,三司和枢密使都是独立于中书以外的机构,又是财政和军事的主管部门,如果对这两个部门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他们对相应的变法条例难免会阳奉阴违,偷梁换柱。变法机构设立之后,枢密使等人就被排斥在变法机构之外,无法置喙,阻挠变法的力度就会小很多。同时,王安石也可以利用这个机构突击提拔一批想要重用的官员,充实变法的中级官员队伍。所以机构一设立,王安石立即推荐自己的重要助手吕惠卿担任制置司检详文字,全面负责相应条例的贯彻落实。
   二是加强皇帝的独断,巩固皇权。因为当时实行的是皇帝与大臣共同治理国家,一切大事都是有商有量的,皇帝的意见并非每次都能畅通无阻。王安石对这种状况很感忧虑,要是中途出现个官员联合抵制什么的,那么变法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王安石只好让皇权加强,以期在局面不利时能与大臣形成制衡。王安石为达到这一目的,多次鼓励神宗,培养神宗的自信。神宗有雄心而缺乏经验和手段,王安石就不断给他提供参考,逐步加强他的独断。神宗有意学习唐太宗,王安石则告诉他要以尧舜为终极目标,并且日后多次重复这一论调。后来王安石排挤走高层中的不同政见者,大多依靠了神宗的独断。
   三是改革政府的监察机构,使其变为政府的附庸。众所周知宋朝监察机构权力非常大,可以风闻弹劾,王安石实施变法的过程中,谏官随时可以进行反击,不能不说是威胁变法的利器。事实上,在变法开始后不久,御史吕诲发现王的权力过大,且改革力度过大不利于政府的转型,便上书抨击王。王安石对此予以坚决反击,将吕诲撤掉,换上了自己的好友吕公著。按惯例,台谏官都是由皇帝任命,宰相不得干预,但王安石时时插手,不时安插自己的亲信。例如,他将亲信李定提升为监察御史里行(因遭强烈反对未成),后又在熙宁六年(1073)任命邓绾为御史中丞,完全控制了台谏。
   四是对自己的拥护者快速提升,对自己的反对者不遗余力地打击。我们以变法的重要官员曾布为例,按《续资治通鉴长编》,曾布在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从从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编敕删订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最后著者李焘统计,曾布从一个选人到试知制诰,只用了一年零十个月,前后提拔达十三次之多!而王安石对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也是毫不手软,苏轼、范纯仁等均被贬黜或罢免。甚至对那些先是支持过自己,后来逐渐提出意见者也是照贬不误,如吕公著因有异议而被免去御史中丞,曾布对市易法提出不同意见,很快由翰林学士兼三司使被贬知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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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通过翔实的史料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位不畏阻力、勇于改革、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变法者形象。文本客观辩证,王安石的变法历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启示性意义。【编辑:夏冰】【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01101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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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文友:夏冰        2011-01-03 23:12:31
  通过翔实的史料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位不畏阻力、勇于改革、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变法者形象。文本客观辩证,王安石的变法历程,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和启示性意义。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一直在文学的路上走。目前致力于文字表达无限可能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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