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词：“即使窗口悬着刀，我也要把头伸进去，看个究竟——因为我是记者。”
　　 ——约翰教士
　　
　　 早晨
　　
　　 早晨，彼得陪约翰来到花园北门。对面街上有一处二层小楼，年久失修，门面灰暗，墙体的粉皮小半脱落，现出斑驳的伤痕。黑赫色的门边挂着一个木板小牌，楷书镌刻三个字：“共济会”。这是方济各会的别名，中文转译了的。
　　 “就是这儿了，你自己进去，我在园子里等你。”彼得拱了拱下巴。
　　 约翰走进门去，右侧窗口露出一个老女人的脸。五十岁左右。约翰简略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末了用意大利语念了一句：
　　 “简朴、谦卑，圣·方济各。”
　　 这好像是他们兄弟会的一句格言。会士见面时，彼此招呼。“简朴”――约束行为，“谦卑”――警示灵魂。
　　 随后，约翰交出了他的各国的货币。还有他心爱的一块怀表。老女人望着他手上的戒子，显然他没有交出的意思。她也没有强求，脸上露出的怜悯的微笑，复又掂了掂那贵重的瑞士怀表，口里念道；
　　 “简朴、谦卑，圣·方济各。”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她是一个老处女，在举行婚礼的当天，新郎跑了，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人，当时的斯托雷平俄国政府在抓他。这已是许多年前的事了，从此姑娘独守至今。
　　 老女人给约翰一件灰袍子，一只钵，一个汤匙。告诉他去二楼随便找一个空铺歇脚，那儿就是他的家。如果他不愿意上路去周游各地，他可以一直呆到不能行乞闭上双眼的时候。
　　 一切料理停当之后，约翰罩上了那件灰袍子，到公园的长椅上找到了彼得。彼得正在写生，他望了望他朋友的装束，笑道：
　　 “还算合体。”
　　 “是啊，管家是个老女人，他看我这块头，给了一个大号。”大胡子得意地说，“正合我意，你看……”他扬起衣襟，彼得见一个小巧的照相机藏在他腋下。两人大笑起来。
　　 彼得放下笔，从怀里掏出一截火腿，递给他。约翰便大嚼起来。
　　 “吃过午饭我去火车站，”彼得说出他的计划，“和大贵碰头，探听这些运来的培养基都停在哪儿，准备发往何处。这两天你有什么打算？”
　　 “我得联络两个会友，托底的，愿意和我四处去闲逛。”约翰一面嚼着火腿。
　　 “不可透露你的意图，无论他看起来多么可靠。”
　　 “当然，我现在正想，用什么说词才能让会友们觉得我们干的事，是理所应当的。”
　　 “你自己想吧，明天上午，我们碰头，在我的画室。”彼得说着站起来，“今天从火车站回来，还要给如玉画像。听听我这位相识有什么消息。”彼得笑了笑，走了。
　　
　　 约翰扔掉啃剩的骨头，用他的灰袍袖子抹了抹大胡子上的肉屑，点燃了他的烟斗，半躺着，眯起眼。初冬温暖的阳光在他的脸上荡漾，寒风扫着废园的枯草，在脚下打旋，飘零的落叶旋转着，引他的思绪到那遥远的故都――伦敦。同一个纬度，也是这样一个温煦的冬日。两年前，他和前妻带着儿子，一家人在海德公园野餐，儿子戴着学生制帽，结一条红领带，那是他母亲在他十岁生日那天给他的礼物。仅仅一周之后，娘俩就埋进了家族的坟墓，大轰炸，法西斯……约翰在马迭尔旅馆看到侨报，分析出希特勒受挫斯大林格勒，日本海军继中途岛惨败后，败退瓜达尔卡纳尔岛，又遭重创。
　　 “现在，该是我们埋葬你们的时候了……”约翰缓缓地吸着烟，凝望着索菲娅教堂的尖顶，一个行动计划在他的胸中酝酿着。
　　
　　 中午
　　
　　 中午，彼得在车站画画，一个男孩跑过来，是板儿。
　　 “叔叔，嘎鲁怎么没来？”他问。
　　 “他去日本念书去了。听说你不爱上学，这可不好。”彼得没有停下手里的笔。
　　 “学日语，哈那花，透里鸟，没意思。”板儿撇着嘴。
　　 “不是还学算术吗？”
　　 “二三得六，三三见九，我都会。”
　　 “后面还要学深的，总比你东游西逛好。”
　　 “谁说？我侍候爸爸。可是叔叔，我的画像呢？”
　　 彼得把卷着的布面油画展示给他，还有一张素描。
　　 “我脸没这么脏呀！”小家伙不满意。
　　 “那是光影。傻瓜。”
　　 “要光影干啥？”
　　 “为了立体感，看，你不学习就不懂，还是要念书。”
　　 这时候，火车司机李大贵走过来了。
　　 “去那边捡点煤核，板儿。”大贵喊，显然，他不想让孩子听他们谈话。板儿悻悻走开，离的并不远。
　　 自那次在南满彼得救了樱桃之后，大贵对彼得充分信任。
　　 “有什么情况？”他问彼得。
　　 “从南满拉来了田鼠和猪血，这是细菌的培养基。日本人进行细菌战，我想知道车停在哪儿了？往哪运？”
　　 “我这两天要查一查。”大贵严肃地说。他是为人正直，一诺千金。
　　 从娜达莎的叙述中，彼得猜想他是地下党人。彼得有事相求，他总是慨然应允，而且胆大心细，处置果断。
　　 这时一个巡道工走过来了。他招呼大贵：
　　 “李机关，你倒班休息吗？”日本人管火车司机叫机关士。所以对方这样称他。
　　 “是啊，老王，你去寻道了？”大贵说着递给他一只烟。“你看，画家画的多好啊！”
　　 “那可是。”老王点了烟也来看画。“大李，叫板儿，去那边捡豆呗。”他用头指了指铁路那头。“顺着路边，漓漓拉拉有一些。”
　　 “咋会有豆呢？”大贵问。
　　 “许是运军粮的袋子漏了。”老王不以为然，“好，你歇着，我往那边走走，晚上去我那喝酒。”说着走了。
　　 “酒不喝了，接着昨天那盘棋，下。”
　　 “嘿嘿，你那臭棋还不甘心。”老王远去了。
　　 “这是个可靠的人。”大贵说。
　　 “也不能露底。”彼得说。
　　 “那是自然，但他可以帮我。贫苦人，弟兄。”
　　 这时板儿凑过来了，跷着腿，老练的样子。
　　 “还用他说，”小子一面看着画，对彼得拱嘴，一面小声，“我早知道，豆子，是喂老鼠的，列车原来停在这儿，豁嘴儿上去偷豆子，划破袋子，被日本兵拖下来，腿差点打瘸了。”
　　 “豁嘴是谁？”大贵还是听见了，严厉地问。
　　 “小叫花子，我那伴儿，早先的。”
　　 “你咋知道是喂老鼠的？”彼得停下笔。
　　 “吱吱叫。”
　　 “你也上车了？”大贵喝问。
　　 “没——有，我干那事？”板儿懒洋洋答。他指着画，“这地方不像，你走神了。”
　　 “别打岔，老实告诉我，你上车没？”大贵越发关心。
　　 “我说了，没有，我在下面捡煤核。离老远。”
　　 “那你咋知道有老鼠？”后爹急了。
　　 “我把耳朵竖起来了，再说鼻子是干啥的？还有脑子呢。”
　　 彼得赞许地笑了。板儿往远方扬了扬头：
　　 “车就在那儿。一个废道叉子里。”
　　 彼得和大贵望去，迷雾的远方，树色蒙胧。
　　 “我一上班，就把你送到你妈那去。太操心，走，回家。”大贵拖他跨过铁路。大贵说的他妈就是逃跑的樱桃，离开东乡和大贵结婚了。
　　 “爸，我的口袋。”孩子挣脱了，跑回来，一面拾起袋子，一小声：
　　 “叔叔，侦探，包在我身上。”
　　 彼得把两幅画、面包和红肠，都装进他的口袋。悄声：
　　 “大人的事，你别管，回去念书。”
　　
　　 下午
　　
　　 斜阳扫过对面的楼顶，照进彼得的画室。一个丽人如约坐在沙发里，面前的咖啡腾起袅袅的蒸汽。画架上画布是早已制作好了的，木框上钉的亚麻布，涂了两遍胶，三遍底子浆。但画家并没有立即动油笔，只是在画板上铺了几张纸，一面和他的对象聊天，一面做些速写。这一切都是为了捕捉对方的情绪，究竟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才是这幅肖像要表达的呢？显然，丽人如玉也乐意与画家闲聊。在藤野家的晚会上，她有接触彼得的机会，却没有深谈的时间。更何况柳芭总在他的身边呢。
　　 “彼得，我能叫你弟弟吗？”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
　　 “当然，”彼得微笑注视她，没有停下他的笔。
　　 “你身边的几个女人都走了，独守空房，你不寂寞吗？”女人现出妩媚的笑。
　　 彼得歪了歪头：
　　 “乱世，有什么办法，我得作画，挣钱，养我老父。他希望我在老家成亲，我也这样想，可以侍候老人。”稍许，彼得又感叹，“俗话说，哪家都有难唱曲儿。”彼得有意勾起她的心思，他知道这类女人多半有难言的苦衷。果然，如玉叹了口气：
　　 “我一直得不到父母的消息。想必他们也在惦记着我。”她啜了一小口咖啡，“我现在靠了一个日本官，衣食是不愁了，可谁关心你心里想啥？”
　　 “队长不爱你吗？”彼得画她的眼睛，这就是他要找的心声。
　　 “谈不上，彼此都是。何况，女人他也不止一个。”她撇了一下嘴，“你以为他们作威作福，享尽荣耀，谁知道？战争榨尽了他们的情感。我那位，睡觉时枕下都压着他的枪。战争使我们睡在一个屋檐下，失败者感到屈辱，胜利者赢得苦闷……可以吸烟吗？”她笑了问。
　　 “不碍事，你吸吧，我也喝一点。”画家把画板放在膝头，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又拾起笔。专注她此刻的神情。
　　 “跟你讲一件事，那一次我得病了，去年。他怕是坏的传染病，去化验，还请来了一位医生，军队里的。看了，说不是。我们坐着喝茶，他说他叫乃木，京都帝国大学学医的。前年来这里。后来我们有了一些交往，他爱上了我。”说到这，女人吸口烟，露出淡淡的微笑。“他向我吐露他的苦闷。他说这叫什么战争？把人变成了兽，对手无寸铁的人施虐。”
　　 “他在前线吗？”彼得有了兴趣，问。
　　 “不，他说他是后勤部队，７３１。”
　　 彼得的心头猛然一震，但他未露声色，平静地听着。
　　 “他比我小五岁，很浪漫，讲起他的先辈，和俄国人打仗，骑着战马，扬起军刀……”如玉笑了，端起咖啡；
　　 “他还朗诵了一首诗；……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川城外立斜阳。”
　　 “你爱他吗？”彼得问。
　　 “一个有良心有教养的青年，我把他看做弟弟，在哈尔滨理解我的人很少，我没有娘家人。”
　　 “他长的什么样？”
　　 “个子不高，带个眼镜，不喝酒时很斯文，喝了酒很感伤。”
　　 彼得已经完全清楚了这小子，乃木的心态。心里想，一定要接近他。７３１把人变成了兽……
　　 晚饭前，约定了下次的时间之后，如玉离开了画室。
　　
　　 乃木苦闷，他会常来这喝酒――夜幕降临，彼得这样想着，走进了樱花酒吧。
　　 掌柜，一个日本人，擎着一杯鸡尾酒走过来，他把酒杯推到画家面前：
　　 “彼得，你现在是文化界的名人了，我惹不起你。喝酒，画画，我都欢迎，别惹事！”这句说得很严厉。“算我求你，你也可以视为警告。”显然，老板对那次决斗，砸烂他的屋子，耿耿于怀。
　　 “你的酒吧不是出了名吗？我肚子挨了一枪，给你招揽了生意。”彼得诙谐地说。
　　 “这个名还是不出好。我经常说，满洲人，日本人，俄国人，无论哪个种族，男的女的，肥的瘦的，美的丑的，都是我的客人。大家要守规矩。”
　　 这时娜达莎走了过来：
　　 “老板，他是我哥，想我了，来看我。”
　　 “你哥，你哥，酒瓶子砸到妹的头上。”老板丢个白眼走了。
　　 “那是冈村干的。”娜达莎冲他背后说。
　　 “你生气吗，昨晚赶你走。”彼得笑着问。
　　 “不，你是为我好。总不来这儿，我想你。”娜达莎撒娇。
　　 “这不来了，你去忙吧，我闲坐，在这画画。”
　　 娜达莎给他端来一杯，他平常爱喝的马提尼，悄声；
　　 “有事叫我。”走了。
　　 彼得掏出速写本，一面画那些醉汉，一面寻找戴眼镜的斯文的青年。戴眼镜的倒有几个，可他们都不斯文。
　　 彼得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