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于丹品《论语》，而我则品易中天、品于丹。
　　 应该说，易中天、于丹的“火”与演艺界艺人“火”有着本质的不同。艺人喜欢玩“炒作”、玩“包装”，以令人玄目的夸张、张扬来吸引和影响人们的视线和视觉，而易中天、于丹只是以学者之朴实素雅，不动声色间，就把中国文化找准角度而切入百姓心里——他们把部分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浅出地解读得百姓听得懂、看得懂，让百姓边听边感觉边寻思着自己的心事：原来我也可以与那么“高”那么“深”的文化联在一起，原来我也可以有“文化”，也能做成、做好“圣人”“高人”们做的事，原来也可以很有价值地活着……只是，我，没有那些“圣人”“高人”们的机会和机遇。于是，百姓心理平衡了，于是，出现了“易丝”、“于丝”，于是，易中天、于丹，“火”了。
　　 易中天与于丹，以学者的方式、用白话的语言、从百姓的角度，收取了百姓的心，他们成功了。他们的成功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们的平民意识，因为他们迎合了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
　　 世之万事，讲究一个“适合”。因为适合，所以恰当，所以，人有“所为”，有所“不为”。恰当的“所为”，叫成功；不恰当的“所为”，叫失败。成功与失败，有机遇的原由，更是审视角度的问题。相信每个人摆正位置，把握机遇，恰当行事，都应该成功，易于两人就属于这样的人，所以他们受人追崇、被人认同的真正内幕，是他们让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看到了自己成功的希望和实现梦想的突破口。
　　 易中天寻找到的成功法器是“大”之“小”，于丹则是“小”之“大”。
　　 易中天喜欢把神圣的事搞得通俗，搞得俗气，让你一不小心就发现原来圣人们做的那些事我一个小人物也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好的。他把像《论语》之类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这样的“老祖宗”解为“巫术倾向”，把他们放在一个低平台上，让百姓伸手可及，张嘴可品，这很对百姓心思，让百姓很受用，同时他也相当清楚国人好“圣人情结”这一口，并很好地利用了国人“圣人情结”的资源而一举成功。
　　 十年浩劫劫去了国人的宗教意识，使国人没有宗教感，信仰无处搁置，精神流浪，于是很容易“崇拜”什么，而易于之“论”正对应了他们的心思，他们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国人喜欢把没有宗教感的感觉用于自己喜欢的事和人，易于的受欢迎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国人实在是太需要宗教，太需要信仰，太容易迷路了。
　　 易中天之说，让你有儿歌般的熟悉和温暖，于丹之解，让你产生深入浅出的顿悟和清醒。易中天把传统的精髓归结为“巫术倾向”、“圣人情结”，符合百姓胃口，而于丹则从另一个角度把这些归结为“文化基因”、“文化态度”，拉近了百姓与高深文化的距离，让百姓感觉到自己也能很有文化，因为有文化，当然就有面子。百姓，骨子里是希望自己有文化的。百姓，是极好面子的。
　　 易中天最反感把人三六九等化，他把自己归结到“小人，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群体，撇开两端极少数的“圣人”、“恶人”，他对自己这样的定位其实就是一种表态——大教授怎么了？一样可以是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你们和我一样，都有机会，都会成功。他所谓“大圣人独善其身，小人物自取所乐”之理论更是把他无缝隙地融进了社会群体中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这个群体我们把它统称为百姓。
　　 易中天的理论是把“大”化“小”，“小”得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平常人、正常人都拿得起、扛得住。易的“大”之“小”，让百姓从高不可及的“大”中发现自己也有相似的“小”而平衡而窃喜而心怀希望。
　　 那么，于丹的特点则是擅长“小”之“大”。再小的事情，再小的情怀，其实，都可以“大”的——整理一下，你也完全有机会具有与《论语》同等重量和质感的思想，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潜能。于丹纤纤细语，让百姓心里熨贴——原来我也并非百无用处之人啊，原来我这种活法也未必窝囊废。
　　 易中天、于丹被百姓接纳、推崇，不是因为《三国》《论语》如何如何，那样的经典即使无人注解，它本身就会说话。他们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拿”准了百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心理需求，如此而已。
　　 如果说易中天，是下里巴人，那么于丹，就是阳春白雪，这两者，都是百姓日常所喜欢的、日常所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