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负债逃亡在广州卖仿制的古玩，一个在上海开发廊，一个近段时间在沈阳闲着不干事……2月7日下午，我在温州火车站餐厅的角落里与他们同桌吃饭。四人素不相识却都觉面熟，都是四十来岁的人，谈得拢，在等车的时间里我有意无意挑起话题，于是我了解到他们在某些方面的偏执与生存的艰难。
　　
　　 卖古玩的老潘
　　 这几年温州经济稳定发展，却也有许多因负债而逃亡的老板，今天我算是碰到一个。老潘本来是个拥有几百万资产的温州鞋佬，若干年前，鞋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他说自己不得已逃亡在外。有家五金厂为他担保贷款，因他的逃亡而倒闭；有家民融资金服务机构也因他的房产抵押贷款不能兑现而倒闭。
　　 餐厅的角落里，老潘借着酒兴将几年积压在心里的话一吐为快，却又说自己不是有意赖帐，而是身不由己。别人欠他的也有200多万，光温州内地零碎帐就有80多万元。他也常常潜回温州讨债，那些欠债的人见他来要钱，便打电话通知老潘的债主，老潘自己未讨到钱，后面各路债主已一拨拨分头赶到。一些债主诉到法院，法院要将老潘的厂房拍卖抵债。第一次拍卖标价200万元，没人要，第二次拍卖标价150万元还是没人要。老潘常常从老远的地方星夜偷偷潜回温州看望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厂房。从锈迹斑斑的厂大门门缝里隐约看到，院子里的蓬蒿长到一人多高，老潘又一次伤心地挥泪而去。
　　 老潘在外讨债，别人欺他落单无能，又见他躲躲藏藏的，也就不把他当一回事。他全国各省市转了几圈，别人欠他的这200多万元货款中，他从没有一次性讨到1万元以上的，以至连饭钱都无法解决。他怕外出讨债连路费也讨不回，甚至不敢四处走动了，便在广州租了一间阴暗的平房将自己蜗居在里面。
　　 抛开一切债务的闲日子却更非一个企业家所能过得下去的，老潘闲得慌。有一晚上，在广州市三元里一条小巷里看到一则鉴定古玩的培训广告，他马上意识到古玩这玩意也许还有很大的投机性，说不定自己在古玩上面还有翻身之日呢。他报名参加培训，培训班里的学员算他年龄最大，却是他学得最认真，进步最快。他求财心切，钻研书籍，看VCD教学光盘，在市场上看实样，日夜很少睡觉，三个月便达到专业鉴定古玩的水平。
　　 暴发户对古玩的爱好往往在于室内装饰效果，只要家里有钱，仿制的看起来也像真的；而对正宗的古玩要是不识货的话也老让人猜疑，因此市场上仿制古玩生意看好，老潘也想做一做仿制古玩的地摊买卖。偷鸡也要一把米，想做这买卖对身无分文的他谈何容易。他再在全国范围内讨了一圈欠他货款，还是分文不剩。他打算向亲戚朋友借1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电话挂通，话到嘴边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有几个朋友听出他“很好赚的”是什么意思，便一口回绝，把钱再借给你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曾受过老潘的恩惠，也最讲义气的温州鞋佬，答应再借他1万元，并达成君子协定，如果你老潘赚了钱，要把原先欠我的5万元及现在的1万元优先还清。
　　 老潘说，其实卖仿古玩1万元连“点眼药”也不够，他现在都在自己制作仿制古玩。说话间他在西装兜里掏出一双紫檀木的筷子，用手指用力地摸着，说摸光滑了，看上去就像是五十年以上的东西了。他撩开衣襟，裤腰上挂了一圈的小玉器儿，他说这些玉器经过手摸衣物磨擦，表面看起来有一层玉器特有的釉光，就值钱了。他还从口袋里摸出几片陶片，点亮一盏自来水笔大小的小电筒，递给我叫我看看，陶片表面是不是有些蛛网状的丝。
　　 不知老潘赚了钱没有，我不好意思多问，看他的样子已经痴迷于古玩了。他吱的一声拉开自己的拉链包，准备拿出一些物件来，被老夏制止了，老夏几次想开口说话都被打断，这次他不耐烦了。
　　
　　 开发廊的老夏
　　 老夏说自己的失败是违背温州人的既定习惯开始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无异于一种反常规的自杀性商业行为。温州的服装等产品在全国赚大钱的是中档的产品，这些产品适合于工薪阶层，产品质量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大家都能接受，因此销量特别大。反过说，销量不大的产品温州人就不生产了。另外，温州产品样式翻新换代快，有的一星期就变一个样式，温州人交际手段好，对全国各地的环境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全国各大城市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温州村，这些都是它生存的理由。可是我偏偏走一条自认为独创的路，一定要在大都市上海开设高档的服装商店，对温州报喜鸟、庄吉等几千元一套的西服还看不上眼，进货非要去广州进正宗进口货不可，非要万元以上不可。当然也有在这方面赚大钱的，从长远的眼光看，缺少高档的精品也是温州产品的欠缺，但我毕竟资金实力不够，结果台型扎不牢了，资金周转不灵，店铺只好关门大吉。
　　 这一退下来就伤了元气，在走投无路之际，也学老乡在上海开起发廊。发廊的活儿虽说是毫末之技却是顶上功夫，我开的发廊生意本该红火的，我赚不到多少钱主要是在两方面犯难。第一是全社会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开的发廊，认为是雇洗头妹搞异性按摩等。在上海，常常受到这样那样的管理与罚款。回到温州家乡，我甚至不敢承认自已在上海开发廊，家乡的人一听说某人在外开发廊，背后就议论他一定开虾儿店了。本来我的头发都染得很好看的，发型也做得很棒，在上海也算领导新潮流的，这次回家过年，为了别人不起疑，剃了个板寸头，还把头发重新染黑，搞得很古板，很土。说话间，他痛心地捋捋自己的头发，声音有点吵哑了，他说这回到上海见不得人了，该戴学士帽了。
　　 我发现他大拇指的指甲足有3厘米长。他沉默了片刻说他第二个难是雇工难。在上海本地雇工，很不稳定，毕竟需要漂亮一点的姑娘看店，难免有些闲话，本地人呆不住。到温州老家叫人，姑娘听说是发廊里干事，认为名声不好听，哪怕是高一倍的年薪都不愿干。而不正经的洗头妹倒经常成群结队来问要不要人，说自已很漂亮很温柔的不信你试试看。在上海，确实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发廊做不合法的勾当的，剃头剪都摆着，顾客进去如果说自己是来剃头的，她们反而要取笑他了。
　　 人手不够，就做不成事。为此我每年都两三趟跑到温州劳务市场招工，招收的对象通常是文成、青田山区及外省的姑娘。这以前都是有专人介绍收中介费的，也有从温州劳务市场转口乐清虹桥劳务市场的，介绍成功一个收介绍费6~7百元。姑娘一到上海没干几天人跑了，鸡飞蛋打还误了店里的活儿。现在自己也学聪明了，自己亲自来温州劳务市场物色。见的人多了，我不用别人介绍，在劳务市场的人山人海中往往一眼就会看出我要找的人。
　　 我问上海没有劳务市场么？老夏从温州带出去毕竟她们有些地生人不熟，相对不容易跑，反正山东、上海、本省宁波一带开发廊的温州人都在温州劳务市场招人的。
　　 老夏有点沮丧，他说开发廊确实难，还是我老老实实剃头做发型才赚点钱，那些不太正经的开发廊老乡去年大部分亏空，有两个老乡连自己老婆也跟别人跑了。今年我雇了三个人，还不知道她们能否呆长久，还不知道自己开的发廊能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等待时机的老章
　　 多年没有回家，春节来到温州首先感觉到的是冷，也太潮湿了点。老章的话题从寒暄开始。温州室内比室外还冷，室外有太阳时还是比较暖的，在沈阳房间内通暖气，温度都调到25℃左右，如果室内温度低于21℃我就不付暖气费了。十几年以前自己在温州冬天只盖一条棉被，这次在温州盖了三条被还觉得冷，睡不着觉。可能由于潮湿不习惯，手脚都长冻疮了。
　　 老章在家门口售票点买的票，明知是夜里12点上火车的，他还是早早地来火车站等车。与一脸懊恼的老夏相比，老章显得潇洒，什么都显得满不在乎。他说在沈阳是呆着，在家也是呆着，呆着也就呆着呗，不如早半天来火车站找个温州人闲聊，找点温州的感觉。他说，在外生活十几年了，去年年底一来温州就觉得没着落，感觉到没处玩，反而不如外面浙江村、温州村好玩，外面的温州村全套都是温州特色的，从幼儿班、学校到医院、宾馆饭店，菜市场里的腥气海鲜、土特产，温州有的那里什么没有呢？说真的我们温州还算独立性最强的，相比之下北方人才叫离不开家，我的沈阳朋友刚到温州就嚷着要回家。
　　 这时，有个拉客住旅馆的人问我们住不住旅馆，老章与她讨价还价，旅馆费从80到30元档次不等，老章最后要定了一个40元的房间。老章为住低档的房间而不好意思起来，对我们解释说自己开房间是怕夜里冻着，现在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自己真的曾经赚了不少钱的。
　　 我问老章，你在沈阳干什么的？他说嬉嬉，什么事也不干，至少目前还是这样的。确切地说我在瞅机会，瞅准时机会赚他一笔这是我的一贯作风。因此，我在沈阳的绰号叫“等鸟蛇”。犯法的事我不干，顶多也只能打打擦边球，政府政策宽松了，别人未想到的事我就上手干起来。你问我下一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倒不是什么商业秘密，我在等机会，一本万利的机会。近些时间，市场上管得严，生意难做，我宁愿坐着嬉嬉不干事。如果事先老早就知道的生意可做，那一定不能赚大钱的。
　　 老潘插嘴说，温州人像不锈钢，用的时候擦一擦就亮的。老章一听更加踌躇满志，抖抖二郎腿说，在沈阳当地我有许多朋友，信息很灵通，办事也方便，到处是弟兄们。外面的人比我们南方人更讲义气，有什么事一咋呼就像部队开过来一样。
　　 我问老章，你闲着不找点事干干么？比如替人打工。他正色道，温州人通常不替别人打工的，尤其不愿替外省人打工。你看天下有几个温州人替外省人打工的。大家点头表示认同。老潘也说，温州人要打工也只替温州老板打工，一般还都是年薪制的，讲好一年多少钱，年终一次性了结，当然以我的脾气，那怕只挣1角1分也要自己当老板。
　　 只道温州人会赚钱，温州人其实也有生存的艰难的群体，尤其是生活在大社会夹缝中的人，我们实在对他们了解太少了。
　　 夜色渐浓，三人各奔前程，我最后从餐厅出来，如同走出一条特殊时空的夹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