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袁氏天下)
　　
　　 一、皇帝瘾
　　
　　 袁世凯在南方镇压了“二次革命”，但在北京却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假惺惺地宣布要尊重议员的权利。他的目的是要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脸面光彩。这批留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与进步党议员合作，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同制订宪法草案。袁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于1913年7月任命该党的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进步党人声称要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9月，内阁组成，只有司法、教育、农商等少数总长职位由进步党人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分别担任，而陆军、内务、外交等重要部门则牢牢掌握在袁氏的嫡系军阀、官僚手中。
　　 袁急不可耐，等不及先制订宪法，嫌按照宪法规定选举总统的程序太麻烦，又恐夜长梦多，巴不得眨眼间就当上国会选出的正式大总统。他指使梁士诒收买一些议员，于9月18日拼凑成公民党，决议“以正式总统选举为本党政策之第一步”，在国会内部大肆活动。袁又示意各省区的“军政大官”通电要求先举总统，后制宪法，对国会施加压力。10月4日，宪法会议违反法定程序，在宪法制定前草草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便急忙进行选举。这天，除公民党在会场的充当打手外，袁又派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人，自称“公民团”，在会场外严密包围，叫嚷：“今日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国会议员们忍饿终日，从八时到二十二时，连续投票3次，直至宣布了选举结果以后，会场外面的“公民”们才在一片“袁大总统万岁”的呼啸声中撤走。次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特意选在太和殿举行就职仪式，俨然以皇帝自居。当年袁在这里朝拜光绪帝、宣统帝时，就曾想过何时自己过过皇帝瘾。他想从大总统到皇帝，现在只不过是第一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下一步，把他妈的政党、国会一脚踢开。他差点骂出了声。
　　 10月25日，袁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要求一致反对宪法草案，给国会议员加上“国会专制”的罪名。11月4日，他以国民党议员和李烈钧有联系为借口，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就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取消国会。这个国会自上年4月召集到被解散，只存在了九个月，各地方的自治会和省议会随即通令取消。
　　 熊希龄内阁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等命令后，不再为袁所需要。1914年2月，袁指使党羽制造种种舆论对熊内阁发动攻击，迫使它全部辞职。
　　 3月，袁氏“政治会议”决定召开“约法会议”，到5月1日即炮制出一部《中华民国约法》。这个袁氏约法把总统的权力扩大到跟专制皇帝相似的程度：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首任国务卿就是袁的把兄弟、清末“相国”徐世昌。根据袁氏约法，又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由他任命参政70多人。他们多为清朝遗老和袁的亲信、官僚政客，进步党的梁启超等人也被搜罗进去。参政院为袁修改了《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一、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选连任无限制；二、总统任期届满时，若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必改选，即可连任；三、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被推荐者并无限制。1914年5月，袁世凯下令废除了《临时约法》，另外颁布了一部新“约法”。6月，袁又将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至此，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被袁全部破坏，专制独裁统治则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袁不仅成为终身大总统，并且可以传之子孙。他已成为不叫皇帝的皇帝。这时的中国，只剩下了“民国”的一块空招牌。就是这块空招牌，袁看了就不舒服，不去之则不快。
　　 要去掉“民国”这块招牌，也不是说去就能去的，袁氏有方，先造封建复辟舆论，即与守旧派、复辟派一起，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1913年6月，袁通令恢复学校祀孔。他在《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说：“诐邪充塞，法守荡然”，“欲遇横流，在循正规”。他就职正式大总统时，孔子76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特地从曲阜赶到北京向袁祝贺。袁又发布一个通令称：“所有衍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重新确定了“衍圣公”的世袭爵位。1914年，袁决定恢复过去帝制时代的祀孔和祭天。他在《大总统祭圣告令》中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此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论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9月，袁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又到天坛祭天。祀孔祭天，都是为的复辟帝制。
　　 实行专制独裁，向帝制复辟发展的同时，袁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他通令各省“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除属于中央的各种“国家税”之外，各省还“可自行筹画”征收各种名目的“地方税”。国家税一文不能少，地方税更是漫无限制。
　　 袁氏天下，昏暗无光，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1913年到1916年春以至袁氏的整个统治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在这几年间，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白朗起义。白朗起义粉碎了北洋军阀不可与战的神话。
　　
　　 二、白朗反袁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解散了国会和国民党，开始了独裁统治。他对外媚敌，对内镇压，祀孔祭天，恢复旧制，他的政府靠卖国获得“善后大借款”度日，对老百姓极尽压榨之能事，弄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民不聊生。
　　 而袁世凯本人一家则在他的家乡河南彰德和邻近的辉县、汲县占有4万亩田产；在周学熙经办的一些企业中，袁家是大股东。袁的军师徐世昌有地五千亩，也是华北几个大企业的股东。他的部下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几千亩之外，还有钱庄、金矿多处。地方军阀王占元，在湖北8年，每年搜刮一千万元，土地广连山东四县。
　　 外寇凌辱，地主剥削，军阀抽捐，使得河南人民十有八九挣扎在死亡线上。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白朗，在饥民中振臂一呼，几百人就跟着他吃大户，找活路。
　　 白朗，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一农民家庭，幼时曾读书年余，稍长，在家务农。他家门户单弱，常受本村地主欺侮。1908年夏，白朗与地主王岐发生口角，互相殴打，事后王家贿通官府，将白朗逮捕入狱。在狱中一年多，白朗受尽了狱吏的敲诈欺侮和非刑拷打，他对反动的官府、地主积下很深的仇恨。出狱后，因家产被勒索几尽，在本村又无法存身，只好赶牛车、拉官盐，开炉场、冶生铁，以维持家人生计。由于经常往来各地，他对许多劳动群众遭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深表同情，见人有难必解囊相助，因而群众称他为“及时雨”，遇事无不找他商量。年轻的人都爱呼他“大哥”，又得“官大哥”（官者，公众也）之誉。
　　 清朝末年的河南，人民生活异常痛苦，加之1911年夏季，宝丰、鲁山一带遭受了严重雹灾，夏粮颗粒无收，而清廷的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逼得饥民纷纷扬竿而起。当武昌起义爆发之时，白朗亦在宝丰开始组织农民进行反官府的斗争。
　　 白朗最初只得二、三十人，手使“笨炮”（土铳）和大刀，穿的是破棉袄，所以他的队伍被人称作“笨炮队”或“袄片队”。
　　 袁世凯窃国后，河南人民依然无法生存，白朗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政权。
　　 1912年4月，白朗这支小小的队伍，“打劫”了张礼堂的财富，关得快枪20余支。这个张礼堂乃是宝丰县卸任回籍的县知事，害人无数，民愤很大。饥民闻讯，纷纷前来投奔。到5月下旬，白朗手下已有70多人，快枪36支，初步站住了脚。接着，就和各支农民武装相配合，打得宝、鲁两县的官军不敢出城，河南都督张镇芳见此情景，极为焦灼，便指使河南陆军等三旅旅长王毓秀改回“招抚收编”的诡计，诱骗农民队伍就范。杜启宾、秦椒红等十多个首领见王毓秀许以官职、金线，先后去鲁山“受抚”，被敌人全部杀害。白朗没有受骗，率全队穿过郏县，攻占了禹州神垕镇。杜启宾等人被害后，他们的部队都纷纷投奔白朗，使白朗义军陡增至五百人。
　　 1912年冬到1913年春，白朗率众避开敌人的主力，在舞阳以南的几个县和桐柏山区之间，来往流动，并于1913年6月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到处号召饥民参加义军，并攻下许多寨堡，也从官绅、地主、富商手里夺来的粮食、财物一部分充作军饷，其余全部搬到大街上，高喊“穷人们来拿东西呀！”“我们是打富济贫的啊！”因此，义军过处，穷人无不欢迎；有的还摆上“贺桌”，穿戏装、打影脸、唱戏迎白朗。半年之内，义军发展到三千多人。
　　 1913年9月，义军由豫南入鄂北，攻克枣阳，兵力已达八千人。11月从豫西挥师东进，翌年1月入皖，义军已到二万之众，克六安，接着又回师豫南，快要打到袁世凯的老家彰德了。起义军所到之处，攻打官府，开仓济贫，焚烧教堂，处死教士。列强各驻华使馆对义军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灭之而后快。列强、袁政府都把白朗称“白狼”，又恨又怕。各国公使借口袁世凯镇压不力，声称要出兵代为镇压。袁即下令将其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撤职，另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驰赴信阳“督剿”，指挥数万北洋主力，要他务歼白朗军于霍山、六安、霍邱之间。
　　 2月，英、俄等国武官前信阳“观战”，为北洋打气助威，出谋划策。
　　 白朗军处处得百姓送来情报，避敌主力，突围入鄂。3月，在湖北商务重镇老河口一战歼敌二千，缴获大批枪弹，并把英国的煤油公司、缝刺机器公司、烟公司，以及天主教堂等，尽付一炬，使中外反动派惊慌失措。袁世凯因段祺瑞镇压不力，屡电训斥，列强也不愿给他继续借款，要他尽快消灭白朗军，才肯续借。
　　 攻克老河口后，白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大计，将万余人部队加以整编，称中原扶汉军，又称公民讨贼军，自称大都督、总司令，然后麾军西进四川，又折向西北。同时，派人与孙中山联络。孙中山派党人熊思鬻和贾谊等到白朗军中工作，可惜他们到白朗军中后，不久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孙中山又派凌钺、刘永烈、熊灌香与白朗军代表窦宪民联络，购买武器弹药，接济白朗军，但被段祺瑞发现，没有成功。但白朗义军配合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给了孙中山极大的鼓舞，反袁之志弥坚。
　　 1914年3月15日，白朗军攻下荆紫关，到处张贴《安民布告》，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令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用是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本军所向，志在争平等自由，逐走袁世凯，还我真正共和，以设立完美政府。此布。”
　　 布告还宣布了“建立完善之政府”这一政纲，并说明义军入川，乃是为了在此建立根据地。
　　 在进军西北的征途中，所过州县，往往武则仓皇逃遁，文则开城投降。几年流转作战，白朗军声势越来越强大，军队纪律也逐渐严明起来。后期每攻下一地，除对那些敢于顽抗的官绅、地主予以打击外，对于开城迎降的官绅不再杀戮，并宣称保护正当商人和外国侨民。有时下令要部队“住在城外”或“封刀入城”。因此，和那些淫掠烧杀、残民以逞的官军相比，群众是宁愿欢迎白朗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群众“视兵如仇雠，视匪如家人”。有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白狼（朗）过秦川》的版画，描写了白朗跨马杀贼的英雄形象，当时就在陕、甘、豫等省广为流传。
　　 段祺瑞久攻白朗军不下，又动用空军三队助战，还是无效。
　　 袁世凯为此气得枪毙弃城逃跑的县长，调动了十多万军队，撤换许多将领，后来把段祺瑞调回，改任田文烈为河南都督，加派了陆建章、赵倜、张敬尧等师负责督剿。
　　 1914年3月中旬，袁世凯派出堵截白朗义军的军力已超过二十万人。
　　 白朗带头冲锋陷阵，突围西进，入陕西、甘肃，当经过天水、甘谷到达巩昌府时，义军遭到官军和地方顽军的夹击，因义军久战未得休整，困乏已极，战斗力大为减弱，故而在此役中损失很大，白朗也受了伤。
　　 白朗入川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主力损失也日渐严重，在临潭军事会议上，许多重要将领都不愿再奋战入川，全军上下思乡情绪严重起来，多数人要求即返豫、鄂。白朗见众志难违，遂决定回师东归，以补充兵力再战。
　　 1914年6月，白朗军回师荆紫关时，已溃不成军，加之一回豫、鄂，许多人员星散回家，义军人数越来越少。白朗率残部百余人，回到宝丰、临汝交界的山岭中，被北洋军与地方反动武装重重包围。
　　 白朗在战斗中牺牲，纵横驰驱豫、鄂、皖、陕、甘五省的农民大起义失败了。
　　 袁世凯忙着奖功犒军，向列强报喜。自觉大功告成，皇帝瘾大发。“民国”已成空名，他现在连这个空名也要去掉。早在逼宫之际就已钟鸣鼎食的袁世凯，在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怂恿下，要做起袁皇帝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