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癫子的死讯在那年夏天就象一只破败瘪气的足球，在当时这个一两万人小县城的街头巷尾里被人随意地踢来踢去，踢它的人都在一种以听故事后再艺术加工转述给他人的兴奋状态中，蹦蹦跳跳的被每一个人添了几勺油加了几滴醋地反复加以再创作再升华地演绎传播。似他的死，一下子让那个闷躁酷热的季节挤进了一丝凉风一样，让人们活泛了起来，乐意的扎堆，惬意的参与。
　　 这也难怪，因为，杨癫子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湘西北城镇，也是一个妇幼尽知的公众人物。就连他的死，也是那么的独具匠心别具一格，虽不具社会爆炸性，但也足以成为人们一时饭后能够充分发挥各自想象力的谈资。
　　 杨癫子是触电死的。这并不稀奇，单单我们中国每年触电身亡者据统计就接近一万人。他是死在他侄子的晒坪上。这也不特别，人要死，倒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可要两者一联系，就有点搞笑了。在我们这里，晒坪又叫塌子，就是每家每户前的露天空旷地，平时用来晾晾衣服，农忙季节晒晒谷子黄豆茶籽菜籽之类，所以不会有电源电线之类的东西。可杨癫子偏偏就被电死在晒坪上了。原来那几年，我们这里种稻谷推行一种新技术，叫什么“双两大”，稻苗需移栽两次，第一阶段培育小苗需选择平、硬、净的场地，场地薄铺泥浆一厘米左右，洒上浸泡生芽的稻种，于是一些农户就选择自家塌子来育苗，杨癫子侄子家也是如此。老鼠爱吃稻种，为防鼠，一般人都会做一些保护措施，比如扎上密实的竹篱笆，或矮矮的围上一圈绳子系上小铃铛，老鼠一碰就响，更多的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家里猫啊狗的潜能了。杨癫子侄子家措施那确实威猛给力独步天下，围一圈铁丝网，再直接接上照明电，本意是让鼠辈之徒碰之即死遇之则亡，谁曾想却半夜三更杀出个自家癫子叔叔赤身裸体跑出来屙尿，这一尿便尿上了西天，真是意外之获啊。杨癫子自已是没有屋的，一直住他侄子家。其实这样说也不对，应该只是借助他侄子屋的一面墙搭了个可以遮风挡雨茅草小窝而已。杨癫子没有妻儿，况且又是死在侄子家门口，自然也就没人上门找麻烦，所以当天就简单收殓找了几个人抬上山挖个坑葬了。虽然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来说，他侄子是要负责任的，违规私拉乱接电源致死人命，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产生巨大的麻烦或者官司。但对于他侄子或者周围的人来说，杨癫子的死未免也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少了这么一个每天碍眼妨事疯傻邋溻之极的人，对他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倒也是个促进。所以无论民间还是官方，对于这次人命事故都没有一点波澜，他侄子是笑着告诉别人他癫子叔叔的死讯的，而听讯的人除了一乍有些惊奇之外，也理所当然的接受这个信息。于是杨癫子的死，三两天后便如一个人在风中放了一个稍有点臭的屁，挨着的人刚刚闻到了一点味道后便无踪无影了。
　　 杨癫子的癫是真癫，是癫到骨子里的那种癫，神经严重错乱的那种疯癫，不是我们这里有时称某人脾气古怪做事出格的那种文学修辞的癫。他的癫不是先天的，至于癫的时间和原因大体集中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运动中被审查逼疯，一说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致疯，前者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一些上了些年纪的人说他们年轻时候看到杨癫子时便一直是疯的，他们年轻的时候我推测应该一般在四五十年代。而且有关他癫之前的事情，众说纷芸千奇百怪，具有相当特别的传奇色彩，也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不管是杨癫子的血缘亲人，还是邻里故旧，都说不出他个子丑寅卯来，却又都能说个一二三四上来。
　　 城镇不大，所以稍上点岁数的人，基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点关于杨癫子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出处不尽相同情节千差万别，但终归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杨癫子曾经念过国民党黄埔军校，还是传说中的高材生。众口铄金，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杨癫子上过黄埔军校应该确有其事了。至于杨癫子后来的故事，便被人任意发挥得神马浮云了，有说他曾给蒋介石当过侍卫的，有说在国民党部队官至团长的，说少将师长的也有，还有说他曾是陈明仁高参的，还有更离谱的说是《南征北战》中那个李军长原型就是杨癫子的，真是人有多大胆话有多大产啊，千人百口胡编乱造，反正当事人已经疯癫了，没人证实，说者意欲让故事情节越精彩越好，听者打一哈哈便过去了，当真的也不多。不管怎么说，说明杨癫子也曾有过光宗耀祖挥斥方遒的辉煌岁月。但这些辉煌在解放那年嘎然而止，而他的那些辉煌在那些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又不可能作为一种随处可炫耀的资历，于是只能一直守口如瓶直到疯癫。于是他的非凡人生，就掩埋在了他的疯癫痴傻中，也掩埋在了岁月的流驶中。一个癫子前半生与后半生强烈对比的人生反差，就成了传说，慢慢也就成了传奇。
　　 而关于杨癫子解放那年在没有战死和俘虏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追随他的主子蒋介石去台湾的故事版本更多，光我听到的就不下十来个，但有些版本明显的一听便纯属虚构漏洞百出，有些只是在旧版本上的再加工。要是归纳起来，占主流范围应该有三种。第一个版本是“回乡探母被隔说”：说是解放那年，杨癫子的部队节节败退至离我们这不远的湖南湖北边界，杨癫子离家十数年，老不容易到了家门口，于是思母心切，便趁夜偷偷回家探望年岁已高的母亲。等他想再归队时，解放军已经打到了我们这里，他的部队也自然被赶到更南方去了，杨癫子便被隔在了家里，不久有人举报，被专政归案。第二个版本是“随队投诚归乡说”：说是杨癫子的部队战场投诚后，共产党对起义人员政策有两条，一条可以就地参加解放军，一条可以发放路费回归家乡。杨癫子一想戎马倥偬几十年了，不想再打仗，再说家乡已经解放，可以分田分地，于是就领了路费开了路条欢欢喜喜回了家。第三个版本是“潜伏说”：说是那时国民党败退后，留下了很多潜伏人员，这些潜伏人员有暗的，也就是特务，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也有明的，就是故意安排以起义或者投诚人员身份回到地方的，杨癫子属于明的一类，其实还担负有秘密任务。只是后来杨癫子看见形势没有逆转的可能了，便主动交待，想博个宽大处理，结果却是无休止的审查。不管是哪个版本，因为杨癫子的反动历史是既有事实，属于有政治污点的人，所以在那些波澜起伏的政治斗争中，都会最有可能成为首先被怀疑被审查被批斗被打倒的人群。于是意志薄弱的他便在一轮又一轮汹涌澎湃的运动风浪里在一次又一次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挤压下彻底崩溃了，于是他的真实姓名便慢慢没人知晓了，世上多出了一个名叫杨癫子的人。他终于忘记了他曾经的耻辱人生，也终于找到了免却痛苦的方法。
　　 杨癫子癫之后到死之前这段漫长的人生里，有一个经典动作曾是这个小城镇几十年里每天生活的一个必备剪影。那就是衣衫褴禄鼻涕至须的他每走十来步，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似是极其认真地停顿几秒，好象要整理思路一样，然后突然使劲地伸直右手向上猛扬五六次，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这一系列语言动作配合娴熟，完后便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走十几步后，又会重复绝对相同的动作，次复一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来往复循环，青丝复成白发，锁国复到开放。杨癫子在热闹的街道上做一套自语言配动作的自创体操时，往往能引起人们远远的围观，之所以远观，是担心杨癫子在情绪激动时将口水和鼻涕喷到自已的脸上。其实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他的动作，而是他的语言。几十年来，总有许多热心的民间密码破译人士敬业地研究杨癫子嘴里到底喊的什么。从杨癫子配合的动作来分析，他应该是喊的口号。这很好理解，那个政治口号无孔不入的年代，那时被关押受批斗的杨癫子也一定是每天被迫要重复很多的口号，来接受灵魂深处的洗礼，他又刚好疯在那个年代，所以每天程式化的功课喊革命口号便成了刻在他心里的表现标志。可有人仔细研究后，说杨癫子并不是喊的革命口号，而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之类的反革命口号。有如此惊人之语的人是从研究杨癫子心理来判定的，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打碎了杨癫子的锦绣前程和美好人生，所以内心里是对共产党毛主席恨之入骨的，因此疯癫之后便不由自主地通过语言喊了出来。杨癫子的这套自创街头体操曾被很多小朋友模仿，有的甚至能模仿到神形兼备。我读四五六年级的那个小学就是杨癫子所在那个村，班是有很多杨癫子附近的孩子，有一次就曾经自发形成了一场看谁模仿杨癫子最象的比赛，记得我也参与模仿了一次。那次自发的模仿秀遭到了老师对我们的无情嘲讽和严厉批评，好象我们长大后都会成为杨癫子一样，以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学校都无地自容抬不起头。
　　 然而最奇怪的是，杨癫子绝对的癫狂之外，却还保留着一份相对独立的清醒，很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在路上，有人遇到他时，叫他一声“杨老师”，他会很清醒的回答你，而且还会回答你诸如“今天街上热闹吗？”“今天吃了什么？”等之类的简单问题，那份交流时的淡定镇定，让你无法相信他是一个癫子。叫他杨老师是有根据和出处的，因为解放后百废待新，知识型人才极度匮乏，杨癫子作为曾经的黄埔军校高材生，虽然有阶级立场污点，但时势所迫当过一段时间的扫盲班文化老师，我想那段为人师的日子应该是他命运急转直下后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可以炫耀能够得到他人尊敬的事情，所以他的骨子里特别惦念那段岁月，哪怕疯了，那份荣耀也本能地化为他延续生命的一部分能量了。因此，有人叫他杨老师时，会自然条件反射出本能的意愿。杨癫子虽然癫了几十年，但有一项技能始终存在，那就是他的文化功底，并没有随着精神分裂而四分五裂甚至消亡。他会看书看报，有时还会在塌子里用棍子写上几行漂亮的文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情证实了杨癫子厚实的文化功底。那是念五年级时一个下着很大雨的下午，杨癫子突然跑进了我们离他家并不太远的小学，吓得我们四散逃离。因为本乡本土，学校老师也基本都是本村人，所以也没人赶他出去，相反还有人和杨癫子打招呼，当然他也很和善地回应。后来他居然进了我们那个班的教室，径直上了讲台，而且非常娴熟地从粉笔盒里摸出一截粉笔头，刷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满满的一黑板字。教室里当然已是空无一人，老师和学生全部都躲在窗户外面趴在窗台上看杨癫子表演。等他将一块黑板写得没有缝隙的地方才罢手，将粉笔头一丢，象模象样地拍拍手上的粉笔灰，好象他天生就一直站在这个讲台上似的，没有一丝的不适感，然后扬长而去，窗外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等确认他真的出了学校，大家才一窝蜂地涌进教室，只见黑板上写满了我们当时谁也看不懂的数学题目和一行行拼音，可老师却说那不是拼音，而是英语。管他鹰语鸟语，反正当时我们一个个都惊骇得如魂魄脱壳，好几天上学进教室都提心吊胆，好象杨癫子把杀气留在了那个教室一样。好多年后再翻忆起这件事，也还觉得实在诡异得很，用正常思维无法理解，这也实际等于证实了关于杨癫子是黄埔军校高材生的江湖传说。原来所谓的知识所谓的文化等这些东西，是可以学习得入骨入髓化为无形的，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
　　 杨癫子每天是必出门上街的，天热时一破单褂，冷起来了就着一件空头棉衣，腰间用稻草绳一捆权当扣子。出门时似还是洗了一把脸的，回来时就蓬头垢面不成人样了。杨癫子每天出去都会拿一蛇皮袋，回来时蛇皮袋里总会或多或少地装上一些食品。这些食品当然是别人送给他的。特别的腊月里，一些上了些年纪的人们总会给他的蛇皮袋里塞上很多的年糕，还有切米糖，甚至还有给他送腊肉腊鱼的。关于这点，解释起来这并不困难，因为杨癫子解放初期有做过一段教师的经历，而且自从他回到家乡后人们也没看到他做过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相反还做过很多周济乡里乡亲的好事，所以也算是德高望重值得尊敬的一类人。刚解放时县城根本没几个人，因此当时很多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或者受过他的恩惠，当他疯癫之后，人们也会自然抱以同情与惋惜，送他一些吃的东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种光荣传统也就在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之间一直延续了下来，一直到杨癫子死亡，也算是善始善终一段佳传了。还听说杨癫子是睡在木头里的，我们那管棺材叫木头，这一点听起来特渗人。但大人们都是这么说的，我姨妈说也曾到杨癫子家看过，确实如此，看来这也极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一个癫子，并不知道什么怕与不怕的，能睡着囫囵觉觉得舒服就行了，他已失去了对生活质量提出要求的能力，前半辈子千军万马驰骋四海的生活，以及曾作为那些多姿多彩生活背景的三山五岳大江大河的华夏大地，早化为他一剪似有似无的梦境，而飘散于沧海桑田的岁月之风中了。
　　 杨癫子走完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一生，慢慢的，那些他曾接济过而后来也接挤过他的那批老人也陆陆续续的驾鹤西去。这个小县城，也从解放初期的数千人庞大到了如今的近十万人，那些杨癫子曾挥着右手喊着口号迷糊着神智也熟悉的临街破败民房也在近些年大兴土木的尘烟中完成了荣的使命，取而代之是一间间装修精美闪烁着七彩光带的现代临街铺面，人们都象鸽子一样住进了花园式配保安的小区笼子里。所以杨癫子即使还在世，也再也没有可能那么轻易的接受到别人的食物馈赠了，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听到他含糊不清的口号后还坐着呼啸的电梯趟过花园还得给保安打声招呼后给他送上几个糍粑或一块腊肉。因此，杨癫子死在了他该死的年代，带走了属于他一个人的传奇，也带走了属于那个时代浮云般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