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作明是安徽省利辛县的一个普通农民，他因宣讲党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新政策，要求清查村集体的帐目，带领村民上访，于1993年2月11日被当地路营派出所的几个工作人员惨打至死。这是《中国农民调查》第一章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村现实，这一章的标题是“殉道者”，可以见出酸涩的悲壮与无奈。像这样农民与基层干部矛盾僵化的事情，我们在电视、报纸上也时有所闻，《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接下来的三章所写的也是大致相似的事情，不过性质与程度有所不同。这显示了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而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便不可避免地对农民或基层干部有着一定的偏见，站在干部的立场上看，农民可谓“刁民”，不断地“闹事”，而站在农民的方向来看，基层干部（尤其是乡村两级）则是“横征暴敛”、“劳民伤财”，固然我们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农民与干部，但如果仅从矛盾双方的角度看，或者仅从道德上对其中一方做出谴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探询深层次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底层农民借助中央政府的权威，对不按规定征收税款的干部进行抗争，很符合现代民主制度“上”、“中”、“下”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如崔之元所说，“我国目前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经济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活动；另一方面，失控情况也日益加剧。中央政府的许多正确的政策的改革方案，往往在执行中严重走样。那么，中央政府怎样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呢？‘三分法’启示我们，中央政府必须紧紧依靠普通群众，使群众真正拥有监督基层干部的民主权利，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不会被架空，才能确保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如果深入探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国农村尚未步入这样的良性循环之中，这表现为：一是像丁作明这样的“监督”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甚至会酿成恶性案件，这从《中国农民调查》所举的例子越来越惨烈中可以略窥一斑，即使中央高度重视、三令五申，似乎也无法制止；二是我国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基层干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自然“执行”中也有问题），有些是政策性的、结构性的，这样就不是“有了好政策不去执行”的问题了，而变成了“好政策根本就无法执行”的问题。为什么无法执行？就在于有些政策没有顾及到具体国情，或者单项的改革缺乏必要的配套措施，使基层干部在执行时困难重重，有时为了上面的任务，“不得不”去违背上面的政策。
　　 这样的矛盾在农民王俊彬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的故事是耐人寻味的。《中国农民调查》中告诉我们，王俊斌是安徽省临泉县王营村的村民，他上过高中当过兵，当兵时入的党，属于村子里有文化的人。在村民们因负担过重而决意进京上访时，他成了代表之一。就在他带人上访，希望能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之时，当地公安局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而当地的纪检委则作出了《关于开除王俊斌党籍的决定》。由于王俊彬等人不懈的上访努力（其中包括忍受酷刑拷打、“逼上梁山”、在天安门集体跪旗等种种曲折离奇的经历），终于在中央的关注下解决了问题，随后王俊彬也被恢复了党籍，并在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村支书。可是，几年后的一天，有关方面又接到了该村村民的上访信，而这一次被上访的对象居然是王俊斌本人。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当年的上访领袖为什么一变而为今天扒粮打人的被访对象？如果仅仅用个人品质恶劣或者人性的阴暗来解释，恐怕无法令人信服。以王俊彬对农村与农民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农民的辛苦，如果深深知道而仍然要去那样做，或许有不得已的苦衷。王俊彬转变的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乡村基层干部的困境（“阶级意识的分裂”？），而这大部分来自政策或结构性的因素。
　　 比如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因为分税制是先划出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反而造成了‘事权’与‘财权’的分离；在‘事权’的划分上，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管理出现混乱。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往往成了‘吃财政饭’，一些地方甚至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的开支也难以保证，这就诱发了各级地方政府追求财政‘增收’的欲望，都为尽可能地提高本级财政的留成比例，而给下级政府下达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目标和上缴任务。农村继承政府及农民自治组织由于有事权而无财权，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只有向农民身手。”
　　 比如税费改革与农村教育的矛盾，“实施税费改革之后，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两项收费全被取消，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要求从乡镇财政预算中安排，可乡镇财政原本已是寅吃卯粮，这笔经费于是没有了着落。……形式一下子变得严峻。仅税费改革搞得最早的阜阳地区，截止二OO一年春天，就已累计拖欠教师工资六亿一千七百二十七万元，全地区平均拖欠教师十个月工资；有的自税费改革以来就再没给教师发过工资！……农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是轻了农民的胆子，饿了教师的肚子，误了俺的孩子’……”
　　 这些改革带来的负面效果，显然并不是改革设计者的初衷，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农民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与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王俊彬的故事只有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如何将配套的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如何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要素、坚决维护农民的利益，是我国当前农村改革面临的巨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就是需要倾听并重视农民的声音，只有农民能代表自身的利益，而只有农民表达出自己的意见，问题才有可能切实地得到解决，农民如何表达意见？我觉得于建嵘先生提出的允许农民建立农会是一个可行的措施，在这一农民自己的组织中，他们的意见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表达。仅仅是发出声音是不够的，只有在与其他利益群体的争执与相互妥协中，才能在政策中形成切实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而这就要求决策的更加民主化与科学化，这同时也涉及到了政治改革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农村问题不仅仅是农村自身的问题，也是涉及到我国整体改革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有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目前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才有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