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我国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的巨变。人治、法制与法治，我认为是我国法律发展的三大历程。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很长时间是处于人治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法律规范，以个人专制、独断、一言堂为特征，治理社会的方式随意性非常强，是典型的无法无序时代。这种缺乏制度与法律规范治理国家的状态导致了一场空前的灾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开始注意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但早期的依法治国更多注重的是“刀把子”法制，强调法制的专政职能，强调法制作为一个刀把子在治理社会当中的镇压功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党和国家又逐步认识到“柔水”法治的重要性，这个法律的功能不仅仅是用来镇压、打击罪犯，而且法治更重要的功能是用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经济与社会的秩序。在全社会初步形成一个理念和共识,那就是：法治的状态意味着一切党派、社团组织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受法律的约束；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手段是靠法律，而不是靠个人意志。
　　 我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长的国家，人治的历史也非常长。在一个长期以人治为主要治理社会工具的国家，要一下子转到以法治为主要的治理方式这样的状态上来，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人治与法制”并存的现象。我认为，在历史传统与改革开放的大碰撞的时代，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来处理，应该说社会上大多数纠纷是要靠自由的契约、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来解决。在法制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数的社会纠纷、社会冲突、社会矛盾就是当事人自我解决的。只有那些当事人自身难以解决的利益冲突和重大案件，才需要公权的介入、司法的介入。因此，如果说人治是指国家对一般社会矛盾、利益冲突的一个处理方式，那么这种有效人治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说人治嬗变为某些个人利用公权力来强奸民意、来专制武断，剥夺人权，损害他人利益，那这种人治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与摈弃的。另外一点就是老祖宗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法律也得靠人来执行和实施，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有自我约束的能力、有自觉遵守的行为；更为关键的是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执法者和司法者。没有具备高度执法和司法伦理以及职业精神的执法者和司法者，那些法律文本也只不过是束之高阁的废纸罢了。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法制建设冲破了三大阻力：第一是观念的阻力。在家族本位的中国社会中，许多中国人都轻视法律，认为法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有位老法律人对我说：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孙子的孙子的孙子。今天，恐怕不会再有人这样来看待法律了。第二是体制的阻力。我们传统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体制，更多靠的是行政的方式、官本位的方式来治理社会，在体制当中形成了一种处事、办事、做事的人治风格，对于制度、规则等法治方式，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对法制社会的这种体制性的瓶颈突破是我们30年来法制进步最显著的特征。第三是队伍的阻力。以前我国缺乏一个稳定、专业的职业共同体。这个职业共同体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法律职业训练，具有高度的法律伦理的律师、法官、检察官与公务员等组成。现在，我们初步形成了这么一个职业共同体，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法制进步的又一明显硕果！
　　 改革开放的今天，法律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这就是著名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论断。我们现在看社会的进步更多都是从社会阶层、利益主体、利益群体、利益集团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法治已经充分注意到不同的利益主体，更多的关注平等和协调；今天的立法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也就是更加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强调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和谐。我们的执法、司法也在围绕让弱势的利益群体能够享受到现实法制进步的成果，在执政方面我们强调执政为民，在司法上我们强调司法为民、降低司法门槛，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法制理念，是改革开放30年法制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法治的一个新的诠释，是改革开放下法制建设的最终追求，更是当今和谐社会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再到法治最为本质的巨变。
　　 法治，已逐渐摆脱人治，走过法制建设的辉煌，向着我们现代社会和每一个公民阔步走来。我作为一个信仰法律的公民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