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未明，雾霭沉沉，细雨飘拂。在这慎终追远的日子里，我很内疚，因为母亲的模样在我头脑中越来越模糊，或许记忆在如水的时光中浸泡太久，最后只剩下渍痕了。
　　 母亲已经去世26年了。在这26年里，从声嘶力竭地哭喊到魂牵梦绕再到逐渐淡忘，以致只在传统节日里想起。我想，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冷血之人，怎能企图用时间去抹去母亲的生养之恩，哪怕与母亲相依的日子不足七年，但这七年，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都是母亲给予的，即或是现在的悲喜苦乐都是的。然而，我常常在昏昏碌碌的生活中忽略了。
　　 成家后每年过生日，妻子都要特意做上一桌丰盛的饭菜，我的父亲，还有岳母都会帮着忙着忙那，然后我会和最要好的同事或朋友喝个痛快。说道此处，自省起来恨不得掴自己几耳光，因为我从未把生日与母难日联系起来。每年这天大姐都会打来电话，说“弟弟，祝你生日快乐。这天，别忘了给妈烧点纸钱……”，我才会记起母亲来。
　　 母亲生我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那时农民的日子还不好过。母亲怀我的时候腆着大肚子，一脸的雀斑，我想母亲那时候样子肯定不好看。听父亲说，母亲怀我的时候食欲特别的好，没什么东西吃，饿了就吃烧土豆。有人对母亲说：“你这次怀的一定是个带把儿的”母亲没有回答，但笑得很灿烂。我前面是两个姐姐，父亲和母亲也非常想要个儿子。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父亲常常在参加完生产队劳动后的黄昏去河边钓鱼，在晚霞映照下，父亲坐在满是芦苇的河边，抽着烟，等待着鱼儿上钩，经常可以收获一两条筷子长的红鳍白背的鱼来，村民们叫它们“洋鱼吊子”，至于那鱼的学名叫什么，无从知道，现在更是不见了踪影。父亲每每会把烹制好了的鱼汤端给母亲，并且盯着母亲把鱼汤喝下去。
　　 后来，果真生了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母亲生我的时候要忍受多少痛苦，会面临多少危险。因为他们常常回顾的是我的降生给家里带来的喜庆。长大了才逐渐明白，原来史书上记载的“父忧母难日也”即为我们的生日。佛经上也说过：“亲生之子，怀之十月，身为重病，临生之日，母危父怖。”
　　 母亲要父亲认真给我取名，父亲虽然残疾，但在村里是个能人，可也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在油灯下冥思了两三夜，最后决定我给我取名“万里”，大概寄托了“鹏程万里”的意思吧！母亲觉得这个名字响亮，使劲地咂着我的脸，“万里”“万里”的叫着。（后来读书时遇到一个同名的同学才改了名儿）族里人开始叫我“龙卵子”，大约是宠爱之极的叫法，有人开始逗姐姐们：“你妈妈给你们生弟弟了，不喜欢你们了”，我的姐姐就会撅着嘴撵说这话的人。母亲是否偏爱我，我不知道。在母亲的教导下，姐姐们从小一直到现在都疼爱着我，迁就着我，但她们从未说过母亲偏心的话。
　　 父亲从未打过我，母亲打我的次数不多，却不止一次。我们三姊妹做错事了最忌惮母亲。母亲姓熊，因为对孩子严厉，当我们有时行为举止有点过的时候，就有人提醒：“你们不怕熊铁匠么”，我们立刻改了过来，惶惶然生怕母亲知道。
　　 依稀记得母亲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放学后在一个同学家吃饭了才回家，这不是主要的，我一回家看见家里有客人在吃饭，看见桌上有肉，还说肚子饿。母亲等客人走了后，先是拧我的耳朵，再就是用两手揪住我的嘴角往两边拉，“你怎么能随便在别人家吃饭，领了别人的情，你就要吃饱……家里来了个人，你就忘形了……”或许今天的孩子在吃饭问题上不存在这种教育，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应该是较为普遍的。现在我完全能理解母亲的想法，各家都不宽裕，不要随便吃，吃了就领了情，领了情就要回谢人家，而且孩子要懂得一些待客的礼数。还有一次好像是摘了别人家的桃子，别人说了不好听的话。母亲把我带回家后，罚我跪着，用竹条打我，还不准哭出声。最后告诉我手脚不干净的人就叫“三只手”，一想到人有“三只手”不就是怪物了么?从那以后，不属于我的东西，我从不想通过非正常途径去获得。
　　 母亲甚至还有更厉害的招数。每次学校组织考试后，我们回家就会发现会有两样饭菜，一样是大米饭、鸡蛋或腊肉，一样是粗包谷饭，合渣。母亲也不做声，看了你试卷上的分数，将饭菜望你面前一推，于是我们便知道该享受什么待遇了，吃包谷饭和合渣的某人眼泪就“簌簌”地往下掉，母亲也不安慰。不过，三姊妹都能吃上大米饭、鸡蛋，母亲就会说些话，聊一点开心的事儿。当然我吃大米饭的时间特多，为了吃上大米饭，我会一回家就做作业，作业不做齐不吃饭，并且提前把下一篇课文背熟，于是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数一数二。有时考差了点，也能吃上大米饭，不是母亲偏心，而是我那时过于乖巧，考砸了的时候，放学后一推开门我就会自己跪下，母亲说我有自尊心，可以原谅一次。跪一次可以管很长时间成绩居高不下。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没少让母亲和父亲操心。当时父亲在大队当会计，有时顾不上家里的事儿。我常常发烧，抽搐，母亲心急如焚地把我送到乡镇卫生院，打上两针，我又浑身是劲了，可好景不长，一不小心，我又病恹恹的。活泼起来，无精打采，无精打采，神采奕奕，三天两头，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折腾着。到医院去得多了，医生护士都喊我为“老干部”。现在我的右边臀部还有一个较大的深凹，肌肉死板板地陷了下去。记得母亲那时常用热毛巾给我敷注射的部位，热热的毛巾传递的温暖至今仿佛依然能触摸到。但无奈的是我常常挨上针管，热毛巾也不能敷软那些板块。
　　 与母亲在一起的六年多时间，大大小小的事情应该不少，遗憾的是我能记事的时段不长。但1982年夏天我们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却永远留在记忆中，母亲义无反顾的身影却永远留在记忆深处。
　　 那年夏天，一连几天特大暴雨，凶猛的山洪聚集坪中，肆虐地淹没着道路、田野、房屋、学校……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地势较低的房屋只能看见屋脊，在泛滥的洪水中只是一个黑影。我们家地势较高，房屋也进了水。这是这个村子迄今为止最为罕见的也是仅有的一次洪涝灾害，人们急需出行要放排（将檩子用藤条、蔑缆、钢索、铁链等索具编扎成排节，或再将若干排节纵横连接成为木排，由人力操纵，使其在河流中顺水漂下）才行。我赶上这样的时间又生了一场病，高烧不止，父亲在外地参加会计培训，只有母亲在家照看三个孩子。这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已经让母亲感到十分恐惧了，我的胡言昏语更让她六神无主。最后，她把两个姐姐放到楼上的木缸里，然后坐别人的木排把我送去医院。滔滔洪水中，母亲一手扶排，一手把我抱在怀里，脸上已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内心该是何等焦灼！脆弱的心也会随着木排起伏而颤栗……她把我送到医院托人照看后又急匆匆地赶回家，就这样如是再三地往返于风雨之中。
　　 当我逐渐理解母亲的辛苦与劳碌时，一场病魔向母亲袭来。有一天，我向学校请了假，跟随在姨身后去县城医院看望母亲。母亲已从重症病房转到普通病房来了，精神挺好。她把我拉到她的病床边问了我的学习情况，还给我剪了指甲。我问母亲何时能出院，我很想她。母亲说快了！我觉得上天或许只是和母亲开个玩笑。看见母亲好转，姨带我到县城玩了一个下午，然后投奔县城的亲戚住下。第二天，天刚亮，就有人来喊我们，说母亲病危了，昨天母亲的表现可能是回光返照。我们坐在救护车里带着万分悲哀把母亲送回了家，把母亲31年的生命送到一个满坡茶园的山坳上。
　　 以后的日子，我把母亲慢慢淡忘，只在年三十为她烧点香纸，点亮一盏坟灯，春日里扫墓插青，然而现在，在清明这个祭奠的日子里，突然很怀念母亲！或许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甚至亲情，但却不能从我心底永远地抹去！
　　 母亲留给我的仅是一些记忆的碎片，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缝合，想让那些影像清晰些，却在泪眼中又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