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雨，是祭奠亲人的泪。
　　 ——题记
　　
　　 【1】
　　
　　 又是清明。
　　 绵绵细雨，像苍天流不完的眼泪，淅淅沥沥，敲打着大地。潇潇寒风，娓娓诉说着这个特别的倒春寒，无休止从山间吹来，携手淫雨，轻抚着荒凉的原野。
　　 桃花已残，瓣瓣落红，融入泥土，溅起的沙泥，玷污了那曾经的纯洁。只有那枚青涩的幼果，孤独的站在枝头，孤单影只。
　　 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是一种无以言状的感触，大自然许会体味人的情感，阳春三月的南方，群山之巅，还飘飞着零零碎碎的雪花。
　　 千年的情愫，三生的幻觉，情景交融，勾起人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伤感。
　　 独在异乡，那起伏的山间小道上，绵绵细雨里，我踟蹰独行。听当地人说，到清明了，该上坟了。而我，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不停的奔波，清明的相思，只能寄托于文字，惟愿我的亲人们有知。
　　 站在山岗上，淋着丝丝雨雾，眺望远方，春天的气息在一片朦胧的雾霭之间若隐若现，而思亲的情愫像缠绕丛林的怪藤，牵牵拌拌，折磨着我的情感。不管时光离去，不论天长地久，亲人的音容笑貌，点点滴滴，浮现在我脑际，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入夜，带着一身的疲惫，我躺在村委会那简陋的接待室里，头顶上是一盏昏暗的白炽灯，摇摇晃晃中，前赴后继来了很多蚊虫，不知道为什么，就飞蛾赴火，舍生忘死。窗外已经碧绿的稻田，依偎山腰，从山脚直上山巅，营造着梯田的壮观。不是秋季，但雨后那悠扬的蛙声，连成一片独特的交响曲，像幽远的古琴瑟奏响的哀乐，在余音绕梁中催人泪下。
　　 好多个夜晚了，我总是彻夜未眠，亲人已经远去，亲情永远割舍不掉，是阴阳两隔，使我望穿秋水，是人生多舛，让我辗转反侧。
　　 每夜的梦中，我总是梦见母亲的双手和忙碌的身影，父亲黝黑而坚挺的脊梁和皱纹满面的面庞，姐姐深情而又关注的双眼和不断叮嘱的话语。
　　 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恍如隔世，情，别梦依稀，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淡泊。爱，缘起缘落，处处相逢，却没有相逢。
　　 清明时节雨纷纷，桃花凋零梦沉沉；路上行人已断魂，山间岁月假亦真；牧童依旧笛声远，杏花苍白酒家倦；一腔思念缀亲恩，两行热泪书爱恨。
　　 让文字带去我的哀思和怀念。
　　
　　 【2】
　　
　　 母亲从小命运多舛。
　　 在普洱市的思茅地区，一条古老的驿站边上，有一个青石板铺成的古镇，叫通关镇，对面那座巍巍的山腰间，有几间茅草屋。
　　 民国14年腊月，我的母亲出生在这里。一娘生九种，九种不像娘，她比两个姐姐还要漂亮，长得白净可人，乖巧的性格，可听话了。父母为她起名小白依。
　　 在艰难困苦中，排列第三的小白依不断长大，8岁那年，外婆死了，天天晚上和母亲睡觉的她，以为是母亲睡着了，爬在遗体上，要娘领她睡觉，死活拉不起来，直到母亲入土，她一个小小女孩，还爬在土堆上大声哭喊。
　　 外公为躲避地主家的债务，没有告诉家人，就“下坝子”去了，听说后来染上瘴气，死在景洪的橄榄坝，留下她们孤儿寡母。穿着铜钱花缎子马褂的老地主勃然大怒，派了十多个狗腿子，到家里收债，看到了一无所有的家境，实在无法，就把小小年纪的小白依抓去抵债。
　　 白依上面，是有两个姐姐的，老地主婆说，没有白依乖巧漂亮，小一点没关系，主要是小的听话。
　　 从此，小白依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十二岁就出家“讨生活”的父亲，在帮人赶马之中，辗转到了通关古镇，老地主看到父亲从内地驮来的货物，欣喜异常，高兴之下，不顾地主婆的反对，把白依许配给了父亲，那是1947年秋。
　　 从此，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随父亲颠沛流离。解放前夕，在西南野战军挺进大西南的日子里，父亲作为滇南边纵的游击队长，在枪林弹雨里舍生忘死，母亲也作为妇救会成员，带领妇女同胞，救助伤员。
　　 那时的游击队长，可不得了，母亲说，父亲骑着高头大马，身跨盒子枪，身边时常跟着两个警卫员，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母亲做丫头的老地主家，有个漂亮的女儿，年方二九，别看是山里的孩子，但从小娇生惯养，长得如花似玉，山上的杜鹃花与她相映生辉，树上的画眉鸟为她歌唱。老地主为了不被枪毙，使出了美人计，于是，血气方刚的父亲折戟在牡丹花下。
　　 当年的共产党功过分明，在党内绝不允许人犯生活错误，于是，父亲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思茅农场种橡胶。
　　 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女儿，住在土改时候分给自己的地主家的厢房里，母亲一个人，支撑起家庭的重担，披星戴月，劳苦奔波在那片称为“懒火地”（轮休地）的山地里。砍灌木，烧野火，种荞麦。女儿的哭声，声声撕扯着母亲的心，大女儿饿得面黄肌瘦，二女儿玩得满脸灰尘，三女儿还在背上嚎哭，母亲抹下流淌的泪水，继续劳作。
　　 当年那双娇嫩的手，在30多岁的时候，已是布满厚厚的老茧，当年的小白依，已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农妇。农闲时节，村前村后，携着三个孩子，面对农场的方向，母女望眼欲穿。
　　 父亲在农场里表现极好，特别是利用他赶马时候所学的民间医术，治好了驻扎在农场旁边的思茅军区副司令员的疾病，被取消管制，可以来去自由，就把妻女接到了农场。
　　 落叶归根，是父辈们矢志不渝的想法，30多年了，该回归家乡了，父亲一经决定，就归心似箭。军分区那个副司令员说，把小云（大女儿）留下吧，做他们的女儿，供她上学。
　　 父亲心动了，但母亲自己带大的孩子，就不同意，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死去活来，于是，卷起那简单的行李，举家回归故里。
　　 那时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初。
　　 离家太久，家乡裹着小脚的奶奶，早已在盼望父亲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含恨死去，那间简陋的土掌房，已被隔壁的人家占有。
　　 村头那间破庙，成为一家人的栖身之所。
　　 我就出生在那间破庙里，记得门前有一片用青石板铺成的空地，中央有一棵古老的榕树，庙前，常年流淌着清清的山溪水。
　　 伴随着父母头上的白发不断增多，姐姐们渐渐长大，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走出饿肚子的年代，生产队里记工分的时候，我家的最多，每年分红，能分到100多块钱了。
　　 母亲用双手轻轻拍着我，哼着只有她自己听得懂的催眠曲，用小土罐喂着我米粥，伴我入眠的情景，就像在昨天。
　　 光阴荏苒，转眼，我长大了，走出了山里。父亲死后，我打算接母亲去城里和我居住，她死活不去，说，离不开那生活了半辈子的家，还有她的菜地，她养的猪鸡。
　　 娘挂儿，百里长，儿挂娘，扁担长。母亲说，即使不生活在一起，母子的心是相互牵挂的，逢年过节，她老人家提前准备好自己种的菜，用颤抖的双手杀好鸡，到村子前望着儿子一家是不是回来了。
　　 2003年夏天，年近八旬，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死了，宁死当官的老子，不死叫花（“叫花”意为乞丐）的娘，当地人这样说。多年来，在没有娘叫的日子，我的心总感觉空落落的。
　　 当年回家时候，满头白发，身躯佝偻的母亲，高兴为儿为媳为孙女吃上好的，忙碌的身影和颤抖的双手，时刻浮现在我眼前。
　　
　　 【3】
　　
　　 父亲是最有本事的。
　　 他十二岁那年，抽大烟的爷爷死了，省成财主饿成痨，几代人的艰辛，总算省成了老地主，转眼就被爷爷丧失殆尽，真是败家子，留下了裹着三寸金莲的奶奶，还有一个四岁的叔叔。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夭折的爷爷，父亲远走他乡。
　　 一路往南，那时叫“下坝子”，是往西双版纳方向，遇到了马帮，父亲从此加入了他们风餐露宿的行列，从一个毛头小子，成长为统领十二把马（一把马有十二匹）的“马锅头”（马帮的管理者）。
　　 从内地驮着丝绸和日用品，从边疆驮着茶叶等农产品，他和马帮的弟兄们，行走在古老的茶马古道上，年年月月，无休无止，自己累弯了腰，为马帮的财主们赚着用血汗赚来的花钱（当地一种类似“袁大头”的钱币）。
　　 山路自有赶马哥，风吹雨淋讨生活，马蹄驮着青春走，路途遥遥不寂寞，夜色蒙蒙人不睡，三个石头支口锅，没有阿妹来伴酒，敞胸露怀哥自乐……高亢嘹亮的赶马歌，回旋在蜿蜒曲折的古驿道上，唱不尽人生风雨的苦涩。
　　 在缺医少药，瘴气不断的亚热带丛林里，父亲自己摸索，学会了医治牲口的草药，多次实践以后，逐步用到医治人的疾病身上。
　　 他身上刺满了马帮独特的刺青标记，沿途包括到东南亚国家的大盗土匪，看到刺青和头马身上插着的旗子，就知道这马队的背景，无不横刀让路。
　　 解放前夕，父亲帮母亲做丫头的老地主家驮货物，认识了母亲，其实，那时，他和马帮的弟兄们已经加入了滇南的边纵游击队。
　　 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大西南，陈赓将军挥师直下，国民党如风卷残云，节节败退。负隅顽抗的部分残军，从蒙自边打边撤，从滇南的崇山峻岭里撤往泰老缅交界出的金三角，在离通关古镇不远的尚武，和解放大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父亲带领马帮的弟兄们，在地形熟悉的情况下，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
　　 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尚武的区长，狭隘的民族观念，一时耀武扬威，导致了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在当今这年代，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父亲说，做人一定要有骨气。
　　 30多年后，父亲携妻带女，离开了给了他半辈子酸甜苦辣的思茅，回归故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家乡，早已物是人非。带着赶马时候经常抬驮子就落下的哮喘病，父亲以坚强的意志，永不服输的精神，在经常饿肚子的日子里，盖起了可以遮风挡雨的土掌房，养育大了四个儿女。
　　 他宁折不弯的性格，总是招来灾难的根源，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小山村每一次开批斗会，都少不了他的份，他高昂的头颅，被打得遍体鳞伤的身体，害一家人特别是母亲流干了眼泪。
　　 最记得1978年前后，为我读书的事情，他冒着风险，多少次去大队和公社上找领导们理论，拍桌子打板凳，据理力争，他知道，还会挨批斗，但为了儿子，用他的话说值得。
　　 父亲说，独儿不孝，独狗爬灶，从小，他不打姐姐们，经常打我，我八岁那年有一次，我捡小伙伴吃剩的甘蔗皮，塞满了破旧的衣袋，悄悄躲在家后面的院子里吃甘蔗皮，他看到了，一巴掌把我煽倒在地上大哭，他也边流泪边骂。
　　 从此，用家里那可怜的自留地，每年，他都要种一块甘蔗，他早出晚归，记得夏天，他从来不穿那破旧的上衣，脊梁在劳作中晒得黝黑，一层皮褪了又长新皮。
　　 一次，母亲让我去地里叫他回来吃饭，走到半路，我远远的看到，父亲踏着夕阳归来的身影，夕阳的余晖，把他拉得高大，肩上除了锄头，还有我喜欢的甘蔗。
　　 我工作的那年，父亲也苍老了，饱受生活的折磨和运动的摧残的身躯，再也无法劳作，好在姐姐们都长大了，能够独挡生活。
　　 家对面那座高高的大山，已经挖通了一条土公路，那是我走出大山去读书，去工作的必经之地。每天，他坐在院子里，怀里抱着那个姐夫买给他的小收音机，看儿子是否回来，夜晚山路有汽车灯亮了，他就喃喃自语，是不是我家孩子回来了。
　　 思儿心切，又担心儿子像小时候一样饿着，我到县城读书，父亲用挎包背着母亲亲手炒制的“炒面”（用大米炒熟后磨成面，兑上盐巴或糖，用开水就可以冲食），带着酸菜来看我。当夜，父子两人挤在学校宿舍那简单的床上，父亲对我说，我家几辈人不识字了，你要争气，将来去当干部，不要受人欺负。又说，等有工作就娶媳妇，钱已经攒够了。
　　 1987年冬，69岁的父亲离开了人世。等我赶回家的时候，他已经长眠地下。母亲对我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看到我成亲，没有了了做爷爷的心愿。母亲递给我一个用发黄的报纸包着的包，说，是你爹留给你娶媳妇的钱。
　　 我眼泪哗哗流下。
　　 转眼多年过去，父亲那裸露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脊梁和条条皱纹布满的面庞，始终浮现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4】
　　
　　 刻骨铭心的姐姐。
　　 姐弟几人中，就我的二姐命苦。母亲说，小时候她就病特多，那是山区缺医少药，大多是自己到山上采些草药来为她医治，能够领大，是她自己命大。
　　 二姐大我六岁，刚上小学一年级，我出生了，就被叫回来领我，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从此就一辈子在山里。而我，却在她的背上长大。
　　 那时候大队上隔一段时间，要放电影，大多是《沙家浜》、《红灯记》之类的革命样板戏，后来有了《卖花姑娘》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故事片，人们老早相邀去看，其他两个姐姐不愿意背我，就找借口悄悄去，只有二姐，一场不落的背着我。我在她背上，用那个手电筒照着路。到了大队上放电影的院场上，姐弟两人去迟了，个子小，看不到电影，只得在影幕背后看，电影上出来的字都是反着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曾经发热生病，那年，父亲随生产队上的人去很远的地方伐木，母亲去了山地里，送我回家来的老师把我交给在家做家务的二姐，她很小心的照顾我，喂我喝水，然后像电影上看到的一样，用毛巾在我额头上帮我降温，一步不离的看着我，她那清澈的眼睛，像母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