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转。1936年的大上海。
　　
　　 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当时追求巴金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落款为“一个10多岁的女孩”的读者来信给他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便是风风雨雨几十年与巴金相濡以沫的萧珊。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萧珊和巴金互相支持、互相关怀。巴金不知向萧山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着铜头皮带的毒打。萧珊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她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
　　 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巴金的感情不仅倾注在他的爱人身上，他把更多的爱给了当时还伤痕累累的中国。
　　 在《复仇》的序里面他说：
　　 “在白天里我忙碌，我奔波，我笑，我忘记了一切地大笑，因为我带了假面具。
　　 在黑夜里我卸下了我的假面具，我看见了这世界的面目。我躺下来，我哭，为了我的无助而哭，为了看见人类的受苦而哭……”
　　 又说：
　　 “……我的灵魂为了世间的不平而哭泣着。”
　　 这就是他的灵魂的自白，也就是他的苦痛的自白。
　　 在上海环龙路一家花园别墅的小屋里，他整天奋笔疾书，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在青岛的一个朋友家里，他的灵魂也是悲痛着、颤动着；在北平与沈从文同住一个屋子里时，也还是一样。他显然地，没有过着安定的生活，而把他的一切生活，完全建筑在信仰与理想上面。
　　 他说：“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我是可以牺牲我的一切的。”
　　 从本质上看，巴金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精神空间里。
　　 早在“五四”前后，少年巴金就寻找和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心灵的祭坛上立下了为理想奋斗终身的誓言。后来随着时光的消逝，巴金所追求，巴金赖以奋斗不息的心灵支柱逐渐从原来具体的信仰转化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灵的灯”，转化为抽象的理想、光明与正义。
　　 甚至到了晚年，他也还满怀信心地说：“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会永远给我指路”。
　　 正由于始终有着这“心灵的灯”，有执着的理想追求，巴金对人类的命运和社会的前景又一直是乐观的，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金总是坚信，“春天是不会灭亡的”，“生活里是充满着春天的。秋天里的春天，冬天里的春天，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春天”。他“从来不曾怀疑过：旧的要灭亡，新的要壮大；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
　　 巴金的特征就是这样的纯真与质朴，像一个赤子。
　　 20世纪，我们民族有过太多的浮躁、狂暴、畸变、虚与委蛇，抛弃和远离了质朴与纯真，我们今天谈论巴金，尊敬巴金，推崇巴金，实际就是追寻我们民族那份久已失去的纯真与质朴，实际就是对那份民族记忆的大搜寻。
　　
　　 “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过去后，只有巴金，痛定思痛，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把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尤其是对一些他不能认同的言论和观点的批判，通过一本《随想录》质朴而直白地讲述出来，可以说《随想录》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真诚地与读者对话，以真心、真意、真情感人，同时这本书又充满了反思的精神和忏悔的意识。作者写作的出发点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个人的清算和反省，而这种清算和反省又总是与作家的自我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我解剖，揭示出国家、民族悲剧的根源，锋芒直指封建主义。
　　 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说，我们的民族已经追回了那份的质朴与纯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实际上依然不单纯谈论、尊崇一个人，我们是对一份弥足珍贵精神价值的呼唤和高扬。巴金在这里成了一个凭借物、标志物。
　　 巴金的质朴与纯真，他的一颗真诚的心，大部分都放在了那批冲出旧家庭寻找新生活的年轻人的身上。
　　 巴金很早就声明过，他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他拿起笔来，于是，有了《家》。他也说过：“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他写《家》的时候，他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他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人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好像在挖掘开记忆的坟墓，又看见了过去使他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巴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他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憎恨和诅咒。
　　 巴金说：“我真不忍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里面不知道埋葬了多少令人伤心断肠的痛史。”
　　 巴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戕害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他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自己家的坟墓，他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自己，多么单纯，多么幼稚。
　　 他自己喜欢这本小说，因为它至少告诉了一件事情：青春是美丽的东西。他让所有人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是我们的鼓舞的泉源。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说：“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正是因为明白青春是美丽的，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他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喊出了“我控诉”。
　　 “然而在我们家庭的暗夜中，琴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堂姐的影子。”
　　 在青年女性中，除了一些牺牲者外，作者在《家》里还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的心灵的波动，从蕙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理解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
　　 巴金在1980年说：“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因为真诚，所以清醒；因为真诚，所以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