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五百年前的战国时期，一度强盛的齐国，无师自通，缔造了“强拆”这种物事。这物事，看成“事件”也可以，因为它具备了泾渭分明的两方当事人,强势一方的当事人属于国家高层领导——齐国宰相晏子；弱势一方则是他的邻居，一些普通得没有名字的黎民。然而在晏婴毫无私心也绝不贪婪、以人为本的公仆心主导下，“事件”朝着民生方向发展，获得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算美好的结局。
　　 大致情形如此：或许是从国家颜面的高度着眼，宰相晏子该有一幢像样的官邸，但他一直拒绝齐景公的美意不愿改变。为了实现国家计划，齐景公心系“国计”而对民生有所忽略，趁着晏子出访晋国的机会，他派人强行拆除了与晏子毗邻而居的那些百姓的民房，把晏子的住宅扩建成了又宽敞又气派的官邸。晏子访问归来，一切已成定局。但他并没有被感动。出于礼节，他先是拜谢了这来自国君的赏赐，然后，毫不犹豫地拆除了它，接着按原样重修民宅，再次召回那些被赶走的拆迁户。而他对自己的住宅，也同样还原成了狭小潮湿、周围嘈杂不堪的老样。他的理由很朴实：住在一个地方是否舒畅，关键在于毗邻的邻居，而不是自己的房子。
　　 当然，为了让齐景公有个台阶可下，在这过程中他还请了一位叫做陈桓子的人去“攻关”，帮忙斡旋，才最终获得了齐景公的首肯。
　　 以上内容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卷第六），《景公毁晏子邻以益其宅晏子因陈桓子以辞第二十二》那一节，全文篇幅很短：晏子使晋，景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维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为了让自己的江山固若金汤，并非明君的齐景公对身为宰相的晏子，关怀也算是周详备至的了：发现他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给他封地；发现他的生活窘迫，就用钱财资助他；发现他的专车破败，多次坚持给他更换；觉得他的妻子老丑，甚至把爱女许给他……仅仅是在住房问题上，也予以了不遗余力的关照：安排他搬家，住更好的房子，趁他出访时拆掉他的旧房进行扩建，甚至于让他把居所修建到宫廷内……可惜对这些来自国家最高领导的赏赐，同样身居庙堂之高却异常清贫的晏子没有一样接受，全都无一例外地委婉拒绝了。
　　 我们一般知道晏子敏捷过人的应变能力，其实，他还是一位忠于君王、勤于国事、热爱人民的具有公仆意识的好官。对处境，他知足常乐，不贪心，努力克己奉公；对上级的威权，他不阿谀、不惧怕；对于百姓，他满怀怜悯，不逞强权，不作威福，能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艰难处境。这位行事低调的国家宰辅，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化了自己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专职马车司机，使他洗心革面，最终也锻炼成了一位对官家有用的公职人员。
　　 在传记里，晏子是一位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完人，完美到让人对《晏子春秋》的记述生疑的地步。然而，哪怕是着意美化晏子，至多也不过是对细节的润饰，我们宁愿相信故事的框架是真实的，些微的疑问，都未免显得有点多余。他不贪婪、不昏庸、不暴戾，对上不卑，对下不亢，凭着对国家的忠诚与对百姓的热爱，先后效力于齐国的灵公、庄公、景公三位君王，时间长达五十余年。景公的老子庄公傲慢无知，听不进晏子的良言相劝，处处为难晏子，多次削减他的封爵和食邑，致使他辞官而去。随着晏子的辞官，紧接着在齐国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便是佞臣崔杼针对庄公的弑君暴行。以被弑的庄公为镜鉴，继位的景公不得不时时倚仗晏子。为了权力的久远，景公竭力隐忍，哪怕心怀不满，对晏子也只得“言听计从”，直到晏子死而后已。
　　 无法否认，两千五百多年来，像晏子这样的好官实在太少，封建时代自不必说，即使我们所处的这个崭新时代，被崇高信仰装满了大脑的人民公仆们，其公仆意识能望其项背者又有多少？
　　 在《阅微草堂笔记》里，纪晓岚辑录了一则轶闻：沧州刘上玉孝廉，有书室为狐所据，白昼与人对语，掷瓦石击人，但不睹其形耳。知州平原董思任，良吏也，闻其事，自往驱之。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忽檐际朗然曰：“公为官颇爱民，亦不取钱，故我不敢击公。然公爱民乃好名，不取钱乃畏后患耳，故我亦不避公。公休矣！勿多言取困。”董狼狈而归，咄咄不怡者数日。
　　 转换成直白些的说法，大意是：一位刘姓举人家的书房突然被一只狐狸占据，大白天都敢与人说话。很多人在与狐狸对话时纷纷被瓦砾石块打中，却看不见狐狸的身影。一位以清廉著称的好官叫董思任，听说后就主动去刘家帮助驱赶狐狸。董姓官员义正词严地指责狐狸，告诫人妖不同道的道理，房檐上突然高声发话：“先生做官很爱百姓，也不贪钱，所以我不敢打先生。可是先生爱百姓是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不贪钱是惧怕以后招致祸患，所以我也不躲您。先生还是算了吧，不要再多饶舌自讨麻烦。”董姓官员无话可答，只好又羞又恼地回去了，弄得好几天都不痛快。
　　 人们一般不善于追问好官之所以“好”的出发点，只看他的现实表现；狐们则似乎乐于探幽发微，除了看表现，还要看一个好官之所以“好”的内心动因，以此作为敬重或不屑的标准。用狐狸的标准去衡量那位遥远的晏子，凭着他的种种为国操劳的感人事迹，我们实在无法把他和沽名钓誉之徒并列起来，如果只为了一个好名声，那样的“造价”实在是太高了。
　　 往事已越千年，再来环视周遭，我们发现，在林立的司法和监管体系里面，许多被崇高信仰熏陶过的所谓人民公仆，却热衷于唯我独尊飞扬跋扈，为中饱私囊不择手段。因为贪腐而进铁窗、甚至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时有所闻。但这没能让那些贪得无厌者引以为戒，他们不断吸取倒台者的前车之鉴，研究如何更巧妙地伸手，不断在“贪”上狠下功夫。前腐后继的新闻铺天盖地，明知伸手必被捉，但总爱犯伸手被捉的低智商错误。
　　 再看晏子，我们不妨发出一问：缺乏“崇高信仰”的他何以能成为鞠躬尽瘁的好官？没有司法部门的威慑，没有纪检部门的监督，没有政治学习的环境，也拒绝了改善生活处境的所有便利，他靠什么来约束自己？
　　 也许那只狐狸精给出了答案：因为一丝善念。有善念方能自律自觉，有善念才能鞠躬尽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