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老虎的性格，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但三年前，与朋友在长沙小聚的场面让我耿耿于怀。当时前来的还有他的几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大概都是高企的所谓精英。朋友在介绍我时竟然说：“这是虎哥，高中时我们的文学社长！”他的朋友也不再问什么，吃饭喝酒时对我也是“平平淡淡”。我离开高中都已经近20年了，现在是一名“太阳地下最光辉”职业者，而且是发了红本本的“骨干”！三年了，我似乎真的明白——我干的事在他们眼中是“低贱”的。在这个唯金钱权力至上的年代，“太阳地下最光辉”职业者因为薪水的低下，导致的职业“低贱”，这是不难理解的。可问题是工作是否有贵贱？更是问题的是，“低贱”的工作谁来做？
　　
　　 庄子有云：以道观之，物无贵贱！那工作是否有贵贱呢？在我看来，工作的贵贱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人的眼中说它是存在的。
　　
　　 我们先稍稍回忆一下，从我们上小学开始，老师就会问我们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全部同学都说出了自己伟大的“理想”——科学家、教师或者是医生等，没有一个人说我以后的梦想是成为“垃圾大王”或是“掏粪工人”。我们的家长则更直接问我们：“长大了是想穿草鞋还是皮鞋呀？”——爷爷总是用龙头拐杖敲着我的屁股，语气沉痛地说：“臭小子，不好好读书，是不是想长大了穿草鞋？！”那时候我已经看见有人穿皮鞋，硬挺、厚实、擦得贼亮的猪皮鞋，于是我豪情满怀地说：“我长大了要穿牛皮鞋！”爷爷欣慰地笑了。大人们都在告诉我们：科学家、教师或者是医生等这些职业是高尚的，而那些扫大街，捡破烂的就是“低贱”的工作。
　　
　　 掏粪的清洁工人时传祥，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为全国的劳动模范，他做出了突出成绩，党和国家给了他很高荣誉。1954年，时传祥被选为前门掏粪工人先进工作者，1956年入党，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59年10月26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群英会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紧紧握住时传祥的手，与时传祥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刘少奇同志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时主席与掏大粪工人紧紧握手的这幅照片负载的信息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人们的工作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是为人民服务。
　　
　　 2010年3月2日，山东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招聘的5名大学生掏粪工，经过半年的试用期正式签订聘用合同并上岗。据了解，5名大学生掏粪工是从391名应聘大学生中，经过严格考核脱颖而出的。当时一位搜狐网友：“当我看到这条新闻，首先是气愤，其次是悲哀！再次是拷问？气愤的是：我们的学子用十几年所学的经天纬地之才，当他学成之后一走出校门就把它倒在大粪坑里，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这是在犯罪啊！悲哀的是：国家并没有在社会上设立足够的大学毕业生的白领岗位。拷问的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到底给孩子们灌输的是什么样的知识？难道说就是需要倒在大粪池里的垃圾吗?难道说我们的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就应该从返回来与体力劳动者争夺岗位吗？那么学习科技知识还有什么意义？拷问我们的政府：难道说，我们的科技人才真的多道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了吗？”
　　
　　 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曾说：他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看来，大学生当掏粪工，总理也是无法接受的。至于这位网友，看似冠冕堂皇，实则还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掏粪工，人们总倾向于瞧不起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劳动者，扭转这种不正确的观念，目前看来，绝非朝夕之功。
　　
　　 这就是社会现实。改变不了的现实，但我们可以先改变自己。
　　
　　 父亲的一位同学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我对父亲说，我们四兄弟评您为“全国优秀农民耕地者”。年近70岁的父亲带着儿子们给的荣誉大大方方地参加同学聚会。真正是应了一句话：平凡和平庸的区别之处在于——平凡的人把工作做成伟大，平庸的人使工作变得卑下。
　　
　　 在我的眼中，父亲是幸福的，务农是快乐的。他在土地上劳作一生，吃苦无数，现在儿孙满堂，见人都是笑眯眯的快乐着。大哥是木匠，大弟是酒匠，小弟是厨师，在我的眼中，我们五个男人的工作都是快乐的。前几天，小弟在员工大会上说“要看得起自己的职业”，是啊，人的一生中，可以没有很大的名望，也可以没有很多的财富，但绝不可以没有工作的乐趣。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不在于能不能办奥运会，能不能办世博会，也不在于能买多少美国垃圾国债，更不在于能去国外几十亿几百亿下订单，“低贱”工作的地位的提高，从事“低贱”工作人员不在受鄙视的目光，在我浏阳老虎看来，这至少是社会文明程度凸显的标杆之一。
　　
　　 我们已经养成了看不起“低贱”的工作和工人的历史习惯。如果说人是习惯的动物，而习惯又决定我们命运的话，老虎只能说，那就让我们先养成优秀的习惯，再让优秀的习惯引导我们的职业观点和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