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的西街是历史上“松茂古道”的起点。也就是“茶马古道”都一段。西街居民的祖先看中了地利之便，经过世代努力把这里打造成近代都江堰著名的商业街。由于靠近都江堰，西街的祖先又和水利工程结下不解之缘。地震给都江堰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二王庙垮塌，重建需要两到三年。然而西街是个例外，在这里，地震只是扫掉几片青瓦。居民爬上屋顶捡一捡，生活又开始了。
　　 一些变化还是有的，例如马腾虎就把电炉换成了电磁炉。电磁炉花了398元，是从保险公司退还的600元保费中支取的。老人觉得，既然地震不予赔偿，对于木头房子来说，这笔钱不如买个安全点的电器来得实在。马腾虎今年74岁，住在55号。
　　 西街上的门牌一直编到212号。一些门洞里，又藏着“附一”、“附二”、“附三”号。96号的男主人袁昌荣查过家谱，说西街上很多人都是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湖南、湖北迁徙而来。比如他的口音，“就和湖北黄石一模一样”。
　　 考据中这段历史甚为凄惨。成建制的村民被官差押解而来，途中上厕所还得先打报告，请求差人把绳索解开。于是四川方言中就有了“解手”一说，大便叫“大解”，小便叫“小解”。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西街又搬来很多人，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是回来避灾的。居委会统计过，常住人口本来是700多，现在超过1000了。这是地震后西街的另一个变化。86号的老太太辛淑萍调侃外孙女说：“你们家新房子好，还是我们家烂房子好？”新房子现在是危房，不能住了。
　　 烂房子没有垮，除了木料韧性好外，和榫卯连接、穿斗结构也有关系，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同济大学来的建筑学家说，抵抗震灾侵害，成熟的传统方式比简陋的现代方式更有效。
　　 西街不像前几年那么萧条了，傍晚的时候尤其明显。久无人居的房子升起袅袅炊烟，小院里的晒衣杆撑出各色衣物，久违的邻居围坐一圈讲述白天的见闻，“爸”、“妈”、“娘”、“伯”的声音在老街上此起彼伏。
　　 商业街
　　 今天西街的热闹远远无法和过去最繁华的时期相比。这里是历史上“松茂古道”的起点，后者则是沟通汉族和藏羌势力范围的唯一一条“官道”。“三垴九坪十八关，一锣一鼓到松潘”，就是当年商人走山贩货的历史写照。
　　 西街居民的祖先看中了地利之便，经过世代努力把这里打造成近代都江堰著名的商业街。
　　 “如果那时候有GDP，西街恐怕占到整个县城的五分之一。”78号居民、今年64岁的陈思明说。陈思明小时候常在这一带玩耍，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仍然可以回忆起当时西街的大致风貌。
　　 从老县城拐进西街，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家玉石铺。所谓“玉石”，既不是和田玉，也不是缅甸玉，而是从河边捞上来的汉白玉。原石固定在机器上，匠人像骑自行车一样翻动双脚，原石就转动起来。操作者手捧金刚砂在原石上来回摩挲，一块石头就被打磨成扳指、戒指、耳环之类的首饰，大一点的则变成了香炉一类的器皿。玉匠的后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搬离西街，现在找不到了。
　　 玉石铺旁边是做针头麻线的。铁丝在石头上手工打磨，最后的成品又粗又长。“这些针不是绣花针”，陈思明说，“是卖给少数民族缝口袋、缝皮毛的”。那时候藏族人自己不做针，“大概是因为社会分工不同吧”。
　　 再往上走，就是铁匠铺了。西街上的铁匠铺有四五个，居民们还有印象的是“颜铁匠”、“冷铁匠”和“董铁匠”。董铁匠的原名叫董正云，他的儿子董宗富，今年已经68岁，住在24号。
　　 董宗富的记忆中，一条街上的铁匠们是有分工的。从成分上说，有的人打钢火，例如菜刀、斧头，有的人打白铁，例如火钳、锣片。从成品上说，有铁匠负责抓钉、门闩一类的建筑耗材，有铁匠专打马掌、马鞍之类的运输器材，董铁匠打的是锅碗瓢盆之类。为了区分“产地”，冷家的产品有个“冷”字，董家和颜家则分别是“董”、“颜”二子，这就是当时的商标。
　　 吃、住、行各有所长，于是避免了同质竞争。而明确分工的则是当时名叫“老君会”的组织，类似今天的行业协会。传说天下所有的铁匠都是太上老君的徒子徒孙，“老君会”的会长就是他老人家在凡间的代言人。不过会长也是选举产生的，董宗富说，只有那些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大师，才能成为候选人，董铁匠一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才。
　　 作为商旅穿梭的贸易通道，西街上自然少不了旅店。陈思明说，分辨哪家开过客栈，就看他家有没有小院。陈思明的家，就在小院子当中，过去叫做“鸿发店”。那时客栈没有豪华房、标准间之分，靠近主人家的房子贵一点，反之也就便宜一些。
　　 其实贵也贵不到哪里去，歇脚驻点的多是穷苦的背夫，当地话叫做“背子”。“背子”原是驮运的工具的意思，分成“背篓”和“背夹”两种，时间长了就成了这一行的代称。有的背子受雇于人，只是纯粹的苦力，有的则是自己贩卖，大概就是货郎。一些背子和制造商构成原始的代理关系，赊了货进山去卖。董宗富就保存了一张民国37年的欠条，凭条可取麝香20两。
　　 有的西街居民自己也是背子，例如李玉才。他传授给后人的诀窍是：如果一群人背货进山，那么彼此的商品应有区别。如果是同一种商品，背子出发时，要拉开时间差。李玉才早就去世，活到今天该有90多岁了。
　　 西街上的职业不止于此，另外还有卖汤圆的、点豆腐的、打棕垫的、编篾筐的。用老年人的话说，“西街就是劳动人民一条街”。
　　 治水
　　 追溯这条街的历史，还要回到两千多年前。传说李冰开凿都江堰时，得到少数民族鼎力相助。公元前256年堰成之时，李冰遂组织人力开凿山道，以示谢意。西街的祖先于是和水利工程结下不解之缘，直到最近半个世纪以前，参加工程岁修仍然是居民们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解放后，相当多的西街人都曾加入过水利枢纽所在灌口镇组织的截流中队。这支队伍成立于1963年，又因谐音的缘故被当地人称为“七十六纵队”。加入截流中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据说凡是闲散劳动力，都会被收编。居民们在这支队伍中“服役”的期限从十几年到几天不等，承担的任务却一般无二———“就是背黄泥巴嘛！”86号居民辛淑萍说。
　　 辛淑萍是在1965年成为队员的。在此之前她也是个“背子”。她背过瓦、背过炭，最多的一次背过200斤砖。“背一块砖1分钱，那次我背了20多块”，她回忆说。1分钱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时候一斤米是6.3分钱，辛淑萍辛辛苦苦跑一趟，一家人就有了口粮。
　　 背黄泥的收入比背砖背瓦要高。截流中队的工资分成计时和计件两种。计时工每天9毛4分钱，外加7两大米，至于计件工资怎么算，这个70岁的老太太说，“我记不得了”。
　　 截流中队背来的黄泥是截江断流用的。断江截流标志着都江堰水利工程岁修工作的开始。每年枯水季节，都江堰管理局都要组织人力清除沉积在河床上的沙石，加固被水流毁坏的堤岸。千百年来，岁修都是官家主政四川最重要的工作，贺龙司令员进军西南时就曾被人告知：取蜀容易治蜀难，大军入川首在安定民心，而民心所望者，莫过于岁修都江堰。
　　 倒黄泥还不是断流的第一道工序。辛淑萍回忆说，截流的第一道程序是放杩槎。这是一种由三根木头捆起来的三脚架，数以百计的杩槎排成一行，再用竹绳连成一串。每放一个杩槎，就要压上一个“笼兜”。笼兜是一个直径1米、高半米的竹篮，塞进大块的卵石防止杩槎被冲走。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被称为“下杩”。据说下杩技术含量较高，通常由管理局的职工完成，截流中队并不插手。
　　 唯一一次例外发生在1967年。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有单位的人都去闹运动了。可是四川人也不能光革命、不吃饭，河滩不淘就要影响来年的灌溉，于是截流中队的太婆大娘加上几个小伙子一齐上阵，竟也独立完成了下杩工作。
　　 截流的第二道程序是铺竹席，先铺一层粗的，再铺一层细的，不过之前先要在杩槎迎水一面钉起一根根木条、绑上一层竹篱笆，目的仍然是起到固定作用。现在轮到截流中队上场了，队员身子一歪，反手一抬，背兜屁股就跷了起来，一层层黄泥巴倒入江水中，封住竹席上的罅隙，流淌的江水便停止了脚步。
　　 现在，除因旅游需要每年表演一次外，像这样的“古法截流”，都江堰早就不用了。截流中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就连辛淑萍也说不清楚这支队伍究竟是什么时候解散的。她在1982年就离开了队伍，原因是“岁数大了”。要想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除非找到当年的书记周贵荣，或者当年的队长邓群英。这两位老人都还健在，只是地震后从原来居住的地方搬走，不知道去了哪里。
　　 不过这段历史的湮没，并没有让辛淑萍觉得遗憾。“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其实就是一群民工”，辛淑萍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高尚的想法，有钱挣，就对了”。
　　 衰落
　　 到截流中队挣钱的人，来自西街的居民是最多的，这在他们看来不是什么荣耀的事，相反，这是西街走向衰落的一个标志。
　　 两件事情给西街的荣耀画上句号。一件是1955年成都到阿坝的公路通车。汽车跑起来，马帮就失去了作用。作为“一五”计划的重要项目，成阿公路是1952年动工的。筑路大军走入重重大山，物资给养竟也依靠了人背肩扛。一些西街居民曾经为筑路队背过粮食，某种意义上，是他们自己终结了西街的辉煌。但正如陈思明感叹的那样，“大势所趋，又有什么办法？”
　　 另一件事情是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结束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通过公司合营，把手工业者都变成了工人。诸如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之类的故事，记者在西街上并没有找到。陈思明的邻居、老婆婆徐宗琴说，“西街上哪里有啥子资本家哦，西街上从来没有出过资本家”。
　　 公私合营按照归口管理的原则进行。于是玉匠去了玉雕社，木匠去了建筑社，开旅店的去了服务公司。后来国家在工业局和轻工业局之外，又成立了“二轻局”，专门管理联合起来的城镇手工业者。
　　 1956年的一天，16岁的董宗富前往城关铁器二社报到了。事隔50多年，董宗富仍然认为那是人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他列举的种种好处包括：劳逸结合———社里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随意加班；生活福利———生了病公家要管，看病不花钱；收入稳定———工人按月拿工资，不像过去那样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生产效率———过去作坊日产磁盆10多个不得了了，合营后则是1万个。
　　 还有一个变化是行业领导人的评判标准。自从解放之后，沾染迷信色彩的“老君会”就被取缔了，取而代之的二社社长是位女性。董宗富忘了她的名字，但是记得她当选的原因：“作为女人，她能吃苦，我们觉得了不起”。
　　 不过这个行当的某些形制还是保存了下来。比如每个班次由三个人组成，一个拉风箱的，一个甩大锤的，还有一个是掌钳的。掌钳的最有本事，甩大锤和拉风箱的等而下之，因此工资上也有所分别，只是差距保持在两块钱之内。
　　 直到1995年退休之前的几年，董宗富才成为掌钳的大师傅。在此期间，城关铁器二社先是发展为民族金属制品厂，专门为藏族同胞生产转经筒、酥油箍以及喇嘛庙需要的宗教器皿；后来又演变为出灌县机械厂，生产千斤顶之类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老铁匠未曾预料到的是：退休没过几年，工厂就破产了，而顶替他上班的二儿子，成了下岗失业人员。西街上很多家庭，都有类似的情况，用老年人的话说，很多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中年人，都在“耍起”。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和公私合营的年代相比，国家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老一辈人的经历，成了下一代不可复制的历史。董宗富的小儿子有时会为自己比兄长们年轻几岁感到幸运，“如果我早出生几年，到工厂顶班的可能就是我”，这个工商局的小职员说。
　　 居委会主任孙艳告诉记者：西街上吃低保的有100多人，吃社保的有300多人，加起来超过常住人口的一半，“再就业一直是老大难的问题”。居委会曾经组织过诸如电脑、家政、烹调之类的培训班，但从实际情况看始终是“治标不治本”。“西街就是都江堰的贫民窟”，曾经为“劳动人民”身份而自豪的西街人，现在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申遗
　　 最近10年来，都江堰成功申报“世界遗产”被视为复兴西街的最好机会。让居民们感到愤怒和无奈的是，有关部门封闭了西街通往景区的路口，过去松茂古道的起点，现在成了一条不足1公里的断头路。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申遗的时候都江堰花了大力气才把景区内的居民搬迁出来，如果再把西街划入景区，搬迁这几百户居民还得费一番周折。
　　 不过没有人否认西街的价值。正如规划局局长屈军所说，都江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想知道历史文化名城是什么样子，看的就是西街———这是都江堰最后一片老街，是真古董”。
　　 其实都江堰申遗成功后，陆续有开发商打算斥资买下西街，用于旅游开发。“我都不记得自己的房子被量过多少次了”，78号居民徐宗琴说，“每次量完之后就没有了下文”。孙艳则告诉记者，居委会多次就这个问题征求过居民的意见，“我们问居民是不是愿意改造，居民们都说愿意，我们又问居民是不是愿意搬走，他们又都说不愿意”。一问一答的背后，暗藏着西街人的利益考量。
　　 最近一次振兴西街的尝试，是94号的承租人马贵毅提出的。在这条老街上，马贵毅被街坊邻居们称为“马总”，是公认的最有经济头脑的人物。
　　 可兹为证的例子，是马贵毅在西街上经营过的“交换店”。这是一门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生意，在西街人看来却是别出心裁。马总不需要任何投资，因为交换都在各自物件的主人之间进行，他并没有买下之后再卖出；马总也不需要任何周转资金，因为他只是提供寄放物件的橱窗，并且发给主人一张类似代金券的交换卡；马总赚钱的方式类似房屋中介，交换成功后，交换的双方按照一定比例向马总缴纳提成费用。马总的经营理念就写在店铺外硕大的招牌上：“交换，创造价值”，后面是三个感叹号，下面还配着英文。
　　 现在西街上还保留着马总在今年春节期间赠送给街坊们的红灯笼，以及他亲笔书写的春联。风雅的有“春辉玉垒古堰流金，霞映岷山青城溢翠”，时政的有“共产党全心全意关爱群众，老百姓每时每刻拥护政府”。还有一条除了“佳人”二字已经看不清了，主人说“什么佳人佳人的，不习惯”，所以就撕了。
　　 马总似乎并不在意，他以主人一般的口气在西街上拉出一条横幅：“松茂古道欢迎你”。这几个字出自居民的记忆，因为纸质的横幅已经看不见了，地震后马总也没有出现过。西街人都认为，马总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他实施宏伟的计划。
　　 震后都江堰进行了重新规划。市政府已经决定，将旅游模式从过去的以观光为主，转变为将来的以休闲度假为主。原汁原味的西街本应是一个隆重推出的亮点，其中蕴含的价值不亚于成都的宽窄巷子。不过规划局长屈军表示，无论是开发还是保护，都江堰目前都还没有找到一条“可操作的道路”，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抛开资金问题不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如果离开了和她相生相伴的居民，或者居民们的生活状态都已经发生改变，西街究竟还是不是西街？
　　 （马贵毅综合中外媒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