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记得住在淇河后山岭上，有一个叫郭政委的大伯，经常农闲时跑十好几里山路，来我家串门唠嗑，时间长了边和我父亲成了好朋友。
　　 其实，郭政委是他的外号，真名叫啥子，谁也不晓得。他从小父母双亡，是地道的孤儿。但人长得壮实，能吃苦，又豪爽。山里地太少，他年轻时就不怎么务弄家里的事儿，因为有一把力气，又不甘寂寞，就走山串岭，四处帮人家干活，讨点生活。他对报酬向来是大咧咧的，只要不饿着肚子，你说咋都中。
　　 1944年，一小股穷凶极恶的小日本，曾追赶国军，一直打到双槐树至狮子坪这一带。那时，郭大伯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儿。爱到处逛游、贼精贼精的他，听到枪炮声，赶快往回疯跑，沿途几十里费尽口舌，组织动员乡亲们往后山垴转移。除了房子被烧了几十间、乡亲们受了点惊吓之余，倒也平安无事。南下豫西的八路军支队后方干部看他热情厚道，人缘好，就动员他帮着做些地方工作。嗨，没成想，他像焕发了新生一样，没黑没白地忙，帮着八路军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实事。八路军走了后，1946年，李先念中原突围的一支部队也来到豫陕交界的这一带山里。部队筹集粮草和衣物等的一干杂事，不用说又落到他的头上。他热情蓬勃，总是超额完成任务，曾受到解放军干部的开会表扬。
　　 乡亲们曾笑问他：“看你风风火火地，以后俺们该咋称呼你呢？”他憨憨一笑，豪迈地说：“没啥没啥。为部队上和大家伙工作嘛!”临转身，撂下一句儿：“你们给我叫老郭、郭政委都中！”打这以后，乡亲们“郭政委、郭政委”地叫开了。方圆十里八乡的山民听到他的大名，莫不如雷贯耳、笑颜灿灿的，直到他晚年。
　　 后来，共产党部队转战到其他地方去了。为防止国民党、恶霸和土匪的迫害，郭政委就隐蔽起来，干脆住到深山垴垴儿，搭建个勉强能避雨遮阳的草棚石头墙房子住下来，再也不下山了。再后来，解放了，郭政委和曾经在豫西深山里转战的原八路军支队和李先念手下的那支部队，试着联系了一阵儿，但没联系上，就安安生生当一个农民。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曾当过一阵儿小干部，也干过大队支书。因为住的太偏僻，或者老郭还有啥念头，再加上运动来运动去的，自己的婚事硬是被耽误了，四十岁过后再没有人给他提媒说亲，就铁心过起了单身汉生活，自然就养成了衣食住行毫不讲究的游荡习惯，时常成为人们嬉笑逗骂的佐料，但豪爽、坦诚、感恩图报的品性丝毫未变。
　　 六几年以后，我父亲在淇河林场上班、成家，可能从那时起，和离我家十几里的老郭打起交道。我小时候，郭政委一来我家，父亲就招呼我们小孩们：“快叫郭叔！”“快给你郭叔倒水！”等。
　　 郭政委每次一来我家，和父亲要好的同事和邻居叔叔听说了，也赶过来凑热闹、逗乐子。我们小孩儿就在一旁，瞪着大眼看稀茬、瞧怪物，或者跑进人场中间捣乱、疯张，有时故意戏弄郭政委。
　　 印象中，郭政委总是胡子拉碴、大咧咧地笑着，脸面、头发也不光整，邋遢个怪。到了夏季，总披挂着一件灰蓝色粗布褂子，下穿一条黄不拉几、皱巴巴的旧军裤子。
　　 可听父亲说，他人很鬼，脑子很管用呢。他来我家，经过家属院时，总看到人们在逗他，而他总是乐呵呵笑着：“到老尚家混口好吃的！”
　　 他那件褂子上粗针大线地缝着俩大口袋，口袋也总是鼓包包的，里边装满了山里的稀奇货，双手紧紧地捂着大口袋，生怕半路丢了或被人劫了去。口袋里装的东西因为这么远带过来，所以从不轻易给别人家，锁定了目标往我家送。
　　 郭政委一到我家门口，就“老尚、老尚！”地大叫着。
　　 父亲就应声：“哎呀，你这家伙山又来啦！”
　　 他一边说着话，手就搭到父亲的肩膀上，迫不及待地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呵呵！什么嫩玉谷、酸苹果呀，野葡萄、八月炸、山核桃什么的——现在不算啥，那年月可是果腹的应急物，对我们林场的市民家属来说，也是稀奇货。
　　 老郭俩眼四处找寻：“赶紧着，娃子呢？快来吃，鲜着呢！”
　　 这时，父亲就边逗他，边把烟递给他。打着火，抽上一口，咦，看他美的！一只眼眯着，一只眼半睁着；鼻孔、嘴里喷着蓝蓝的烟圈儿：“美，真格过瘾呀！”
　　 那时，我小孩子家就站在一边看着，觉得很好奇。父亲就吆喝着母亲：“快做点好吃的！”
　　 母亲有时不情愿地在一边嘀咕着，碍于父亲当家的面儿，还是做了好吃的。听父亲和母亲嘀咕：“唉，可怜人吗！看看我有不穿的衣服，给老郭寻两件儿！”又说，“他没娶过媳妇，整天一个人住在山里，地太少，穷呀！”
　　 有时，父亲劝他：“找个媳妇吧！光景也有个盼头！”
　　 他就一笑说：“算了吧，没人跟我钻到山旮旯受穷。一个人过，也习惯了，就这样吧！”
　　 到了冬天，郭政委经常走夜路，有时去串门，有时去乡里看电影。到了星期天，半早上，他就早早地下山，跑到我家了，而我还在睡懒觉呢。他总穿着看上去足有十几年、又宽又胖的大棉袄和大棉裤，而且裤脚总扎着烂布腿带。遇着下雪时，脚上穿着两双鞋：里头是黄解放鞋或者老棉布鞋，外边又套着一双自编的草鞋。他倒沾沾自喜：“草鞋舒服呀，最主要是踏在雪地上能防滑。”他还扎着葛条藤或者草绳当腰带，总戴着一顶大棉帽，猛一看觉得这人着装好奇怪！手里还常拄着一根特殊的拐杖，其实就是坡边的木材棍儿。
　　 有一次，一连下了几天雪，天刚晴，郭政委就下山来串门了，气喘吁吁地，嘴里冒着热气儿。父亲见了，赶快招呼他坐在火炉旁取暖。他伸着双手，从口袋摸出了两捧核桃：“让娃儿砸砸吃！”
　　 “手上怎么划破了？”父亲关切地问。
　　 他不屑一顾地说：“前晚走夜路，和狼扒子摔跤了呗！”
　　 “真的？”
　　 “走夜路碰见狼扒子是常事儿，怕啥？！有的狼扒子还怕人呢！天冷，狼扒子在后山没啥吃的，就下山到户家寻吃的。我打户家过，常听说，不是西家鸡叫叼跑了，就是东家的猪没了。”他心有余悸地侃起了和狼打架的事儿。
　　 “那晚我看完电影，走到后山没人家的地方，虽然树林黑魆魆的，但心里没一点怕劲儿。走着走着，听到背后雪地上有点啥声响。转身面回头看看——，嗯，没啥呀？就继续走。怎么又听见后面有‘呼喇、呼喇’的声音。这时，我手里紧紧握着木棍儿，给自己壮壮胆，来个猛一回头，嘿！雪地上黑乎乎的啥东西？一动也不动，俩眼黄灿灿、野髅髅地！我打个寒噤，猛一激灵，意识到，这是狼扒子呀！浑身毛孔骨头都竖了起来。可转念一想，当年我打鬼子、和国民党藏猫虎都过来了，还怕你个小畜生不成！就憋足了劲儿，一个念头：可不能后退呀！我想，反正有一拼，僵持下去不好，我得先出手，豁出去了!就大吼一声，举起木棍子，大步冲上去——本想吓跑算了，可这只狼也扎着个架势，脊背弓得老高！我这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心想，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举起棍子“嘿，嘿”地猛打，狼扒子也猛扑上来撕咬，我顾不得多想了，本能地和它缠斗起来，不知哪一棍子下去，打在狼扒子的前腿上，就被打瘸了！狼扒子倒也识趣，夹着尾巴就一瘸一拐地逃进了林子!我总算松了口气儿，一屁股蹲在雪地上。”
　　 说到这儿，他咽了一口唾沫星儿，豪气十足地说：“从小在深山里长大，哪年不见个几回狼！早不怕了！”
　　 他说得若无其事，可我们小孩子听了，紧张得不得了，只觉得脊背凉森森的，吓得我们好长时间怕狼叫、怕见狼、怕做狼梦。一到晚上，没大人领着，根本就不敢出门，黑咕隆咚地，老怕脊背后边有啥跟着，再也不想落在队伍的最后，老想抢个中间位置走路，让男孩儿们前后保护着走。心想：我们可不是郭政委，别让狼叼跑了！
　　 郭政委离奇曲折的故事，多是我们小时候从大人嘴里知道。随着时光流逝，记忆慢慢淡化了，至今只捡拾起凤毛麟爪的碎片儿，具体地却不清楚，他一个人在后山垴是怎么过活的。那个年月啥都管得死巴，山里交通闭塞，人都老实巴交，只知道务弄巴掌大一片瘠薄地儿，也常靠采山果、挖野菜、刨药材、打野味，贴补点家用。没想到、也不敢把山里的稀奇货，搞些大开发，运出山外，变成更多的活钱儿花。像郭政委这样的山里人，好多在山里一呆就是一辈子，直到改革开放。就是那么恶劣的条件，山里人还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活得洒落、实在，普遍还健康、长寿。
　　 后来，我全家搬到了城里，和郭政委联系就少了。听说，郭政委单身一个人过活，竟一直活到了80多岁，无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