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觉得，三年就过去了。三年里，每每念及曾中令老师，就觉得有许多话想说。但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每每又止住了心里那份冲动，只是安静地注视着记忆里那个身材瘦小、精神矍铄的小老头儿。
　　 是的，他就是一个小老头儿。当然，这么说，是因为他的身材。但，就是这样一个小老头儿，能量却大得惊人。
　　 说实话，曾老师给人的印象，有些怪。
　　 第一是怪在这个人总是那么精力充沛。你就看不到他没精打采的时候。这样一个小老头儿，干瘦干瘦，来定襄二三十年了，还是满口的川味儿，无论什么时候，风风火火的，精干利落的，一马当先，做起事来，如此，写起东西来，也如此。他的热心耐心，他的扶掖新人，都给我鲜明的印象。他是个多面手。记得他写小戏，写秧歌，写广播剧，写报告文学，写影视文学剧本，并且到市里、省上获奖；也记得他在全县新老作者中倡导写小小说，自己首先大写特写，不停顿地写；还记得他率众多方奔走，请评委，拉赞助，倾情举办了全国小小说大奖赛，并召开颁奖大会，出获奖作品集，使之获得圆满的成功，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在一个县级文联，这毕竟是破天荒的事情。担任文联主席时候，他不停顿地奔忙；卸任后，他依然不停顿地奔忙。不但积极为弘扬二人台建言献策，奔走呼号，而且沉醉于花花草草，潜心研究，创作不断，活力清新。就是在做了脚部手术后，他也不曾停止这份紧张与忙碌。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那是2002年，我已经来到忻州，做了《佛教圣地五台山》报的编辑，特意向他约稿，没想到，他欣然应允，全力支持，奋笔疾书，洋洋万言，不到十天，就给了我文稿，是为《五上台山》。在该文自序“圣境由衷”里，他写道：
　　 “农历七月十五，《佛教圣地五台山》报编辑赵志峰来我家约我为该报新开辟的‘游客天地’专版撰稿。我以为，此乃倡导和弘扬地域文化的一大好事！虽是古稀老人，但曾五上台山，印象颇深，遂表示要大力支持！”
　　 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长者对“倡导和弘扬地域文化”的拳拳之心。再看他的正文，真情记述，个性张扬；历史风云，底蕴浑厚；激情奔涌，活力四射。既显示了他独到的文笔魅力，又体现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读之不禁感喟，流连，叹赏。
　　 耳闻目睹了曾老师的种种，我便常常想，这个人，真是一个怪人。这个小老头儿，有多少使不完的劲啊，还真看不出来。
　　 第二是怪在这个人总是那么执拗。我是个急性子，脾气犟，没想到他比我还急，还犟。记得1997年，我写了短篇小说《旧事重提》，其中几处涉及性器，我原稿比较直白，他看了很不满意，说咋能这么写呢？咱这是文学啊，文学不能糟蹋啊。我虚心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做了一定的修改。通过此事，我意识到，这个小老头儿，心里始终流淌着正直善良的血液，容不得一丝半毫亵渎。我发现，他认定要做的事，一定要竭尽全力做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一定要想方设法达到。他心里就有这股劲儿。我想起文革十年中，作为文化战线上的一员猛将的他，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和刁难，得到了许多不公正待遇，可是，这个当过几年兵的四川籍老头，始终昂起头颅说话，挺直腰杆做事，笑对一切，瘦小的身体里洋溢着不屈与自信，体现着达观与坚韧。新时期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的时候，他放弃优越的省城工作条件，毅然决然选择在定襄这个晋西北小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孜孜不倦，着手创建并发展了集文学创作、书法绘画、摄影剪纸、戏剧曲艺等为一体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队伍，成为定襄县文学事业领军人物，享誉三晋。
　　
　　 对曾中令老师，首先是闻听他的名，其次才见到他的人，那是1984年4月。当时我初进色织厂，在食堂工作，代班长贺师傅知道我喜欢读读写写，就告诉我，他姑父曾中令是县里的文化名人，作品在省刊发表过，让我有时间去见见。听了贺师傅的话，我心里直打鼓。因为自己尚是一名20出头的文学青年，连文学的门槛都没摸着，去拜访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是不是有些不自量力？心里的忐忑不言而喻。尽管如此，我却是先对曾老师怀了一份崇敬。
　　 第一次见到曾老师，是进厂一年多时候，那是1985年5月前后，我和几个一起进食堂的朋友经科室领导同意和厂党委批准，利用业余时间，兴冲冲地成立了一个文学社。这可是该厂开天辟地头一回的事。几个二十郎当年轻人，凭借认得几个字，凭借对文学的粗浅懵懂感觉，热火朝天闹腾起来。开始叫“食堂青年文学小组”，随着日子的推移，吸收了厂里不少志同道合者，于是更名为“小荷文学社”，同时相应地办起了一份油印文学刊物《小荷》，不定期出版。我们向全厂公开征稿，由写得一手好字的张波刻蜡板，到厂文印室印刷，然后分送全厂科室和车间。同时，也送县里三大文学（文化）阵营——一个文化馆，一个广播站，还有，便是文联。
　　 正是这份《小荷》，让我得以与曾老师结识了。
　　 记得在旧县委大院西三排顶头文联那个办公室，经人介绍，眼前这位就是曾中令老师时，心中不无诧异，又觉分外亲切。诧异的是，这位先生身材如此瘦小，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大威风，器宇轩昂；亲切的是，一口夹杂着浓浓四川味道的定襄话，说来清晰，真切，洪亮，而且，一双不大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你。他对我们成立文学社、出版文学刊物，给予了真诚的祝贺，并殷切期望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走纯文学道路，认真汲取经验，多出人才，多出精品，努力向省市进军。他说，有啥困难就说，不要客气，欢迎你们常来走走，看看，多联系，多交流。他还不无幽默地说，今后，咱就是一家子了，嗬嗬。正是他这句没有丝毫大作家架子的趣话，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以后，就与曾老师和文联、文化馆、广播站诸老师相识并熟稔起来。作为文学社，县文联邀请省内外作家前来，举办讲学活动，我们常常参加；文学社举行集体活动，老师如约前来。作为我个人，则经常拿着新写的作品往文联跑。对我而言，这已经是一种习惯。
　　 1987年3月，我酝酿草就短篇小说《六六》，拿到文联给曾老师看，他说人物形象生动，语言生活化，主题鲜明，具有社会意义，很有基础，建议在一些细节上修改。当时我已经随同几位朋友离开食堂进了车间三倒班，恰巧因新工淘气乱动机器伤了我的左手。所以小说是在住院期间修改的。我改好一稿便去文联，请教曾老师和其他老师们。曾老师总是不辞辛苦地指导，改得好的，就支持，没改好的，建议保留原状。这样几次三番，我往返于厂医院和文联，得到了曾老师点点滴滴的教诲。该篇于当年发表于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花蕾》第三期。我没想到的是，随文刊发了魏玉山老师的短评。这足见曾老师以及文联对新作者的重视、关注和培养。不久又有文友李亚峰针对此篇，来信提出十分中肯、有见地的建议。后来，该篇荣幸地与尤立小说《六月》（发表于当年《山西文学》）、张建新老师小说《秋伏》一起参加了文联举行的作品讨论会。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就获得参加作品讨论会的荣誉，并得到与会老师、文友的热切指正和交流探讨，我很受鼓舞，受益匪浅。
　　 直至1988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文友纷纷离开，《小荷》在出刊7期之后被迫停刊，文学社解体。曾老师闻听，搓手嗟讶，惋惜不已。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却缠绕纠结，促使我在日后，往文联跑得更勤了。每每赶到文联，心里就异样。曾老师一如既往地悉心指导，编辑老师们总是笑脸相迎。拿到新出刊的《花蕾》，如同看见老朋友，如同过年过节。几句良言入心，欢喜；一些诗文见刊，欣慰。
　　 就这样，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路。一走，就是20多年。
　　 说实话，那时候就是凭着一股子劲头乱撞，其实我对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写法，根本不甚明了。几年下来，集中阅读了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名著名篇，包括大型杂志上的作品，包括一些获奖作品集），摸爬滚打，乱拼瞎闯，趁势划拉出些文字，亏得曾老师和文联、文化馆老师们不厌其烦赐教，将能看得过去的编发在《花蕾》上，日积月累，居然也有了不少。这是对一个文学爱好者最好的鼓励和鞭策了。我趁机整理稿件投往外省外地，其中“父爱、亲情、走夜道儿”散文三题于1995年发表于《槐荫文学》，短篇小说《春日故事》于1996年发表于《五台山》文学杂志，《漫话读书》于1998年发表于《语文报》。另有小说《稿子》获得忻州地区1991年度优秀作品三等奖；诗作《山庙》在河北藁城文联举办的全国短诗大展中获奖并入书。窃喜之余，感觉《花蕾》就是个摇篮，摇啊摇，一直摇，使人从蹒跚学步到稳稳走路，到健步如飞。而曾老师等人，就是守在这个摇篮旁边的那个人，日夜辛劳，始终不倦，而且，其乐融融。
　　 到1997年，忙于生计之余，痴心不改，爬格子如旧，承蒙曾老师等人热心关注，倾心扶持，在为赵秀林老师的全国获奖中篇小说《残棋》举行作品讨论会时，我陆续在《花蕾》发表的小说《生计》和其姊妹篇《家园》也得到了好评和鞭策。距离1987年，正好10年。我发现，愚钝如我者，居然也能够尝到点滴甜头，看来，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啊。
　　 之后便是小说《看戏》、《少小时节》、《残篇断章》、《真实》等的发表，促使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越走越有信心。明知道条件所限，不可能有什么功成名就的结果，可是，还是想走。总在想：只要是走着，就会收获快乐，这不也挺好么？
　　 2002年春，离开家乡外出谋生。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还顺应时代潮流，学会了上网、打字，以及给报刊杂志发送电子邮件投稿，几年下来，屡有所获，其中散文《挖小蒜》在《中国广播报》和《诗文杂志》发表；实验文字《梅子》在《中国诗歌在线》发表，并入选《中国当代散文大观》（第五卷）；散文《古刹无言》在《华夏散文》发表；关于图森和格里耶作品的《读书札记二题》、小说《黄金叶》、散文《海子》等在《五台山》杂志发表；诗作《一个瞬间就此定格》（外二首）入选《五月，流逝的花海》，词作《我是一只小书包》等入选《我们和你在一起》；诗作《失眠》在《文萃》发表；诗作《一句话有无数的指向》入选《长白山诗报•2009-2010年度诗歌精选》；《山西晚报》则成为比较固定的发稿平台。之外，在子归原创文学网站担任读书栏目编辑及该站论坛区文学沙龙版版主，在江山文学网担任散文主编，在中国散文家网担任版主，与众多天南地北、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打造文学写作无限可能性的新天地，收获颇丰，其乐融融。网络上百十万字，就是见证。尤其是以小说《黄金叶》、《搁置》、《李彩霞》、《姐姐》、《一天》等为代表的实验作品和“文字触角”系列探讨文字的诞生，让我由衷地欣悦并对今后的探索充满期待。2009年，我成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文学之路何其坎坷；拥塞在这条路上的人，又何其之多。圆梦者纷纷加入，乐此不疲。我作为其中普通一员，有梦做，有乐享，足矣，夫复何求？
　　 我深知，自己这一点一滴收获，都离不开那个最初的地方的滋养。定襄文联，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地方。而曾中令，高爱辰，温侯，续八宝，赵秀林，等等老师，都是灌注这份滋养的人，其中，作为领军人物的曾老师，功不可没。
　　 最初外出打工的几年，曾利用周末回到县城里的机会，登门看望过几次曾老师。至今仍然记得，我穿行那条熟悉的福字巷，看到那座有着“蜀戎居”三个字的熟悉的门楼，走进那个熟悉的小院时候的心情。从20多岁的毛头小伙开始，到20多年后的中年人，我曾经这样走过多次，每次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穿行这巷子里、看到这门楼、走进这小院时候的独特意味。这意味，是一种灵秀之气，是一种智慧之气，它氤氲心间，久久不散。我记得，小院里花团锦簇，绿意盎然；恬静宜人，一派和祥。有一回，我通过院中甬道，走进屋门，见曾老师盖一条薄薄的毛毯，躺卧于外间床上，手捧一本《黄河》。见我进来，他连忙放下杂志，要欠身起来。我忙让他躺着别动。他坚持起身，让我到沙发上坐了，两人叙话。我发现，尽管由于病魔侵袭，曾老师显得憔悴了不少，但是眉宇间、谈吐中依然流露出他固有的自信与坚守。他关切地询问起我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对多年来身处生活窘境的我表示由衷的理解，连连感叹现实生存的无情与无奈，并针对我的创作情形做简明扼要的指点。那份风趣、从容、安详，仍然给人以深深的感染和温暖，让人觉得，这还是那个和善慈祥、活力旺盛的小老头儿。
　　 2008年5月底，尚在为生计忙乱不休、忙到昏天黑地的我无意中惊悉，曾老师因病去世了，一时间，心里的失落，无以形容。
　　 离开家乡的10年来，虽然与文联老师们见面有限，老师们也换了又换，但是，一旦有机会见到老师们，见到散发着清新味道、版面体式、内容特色有着极大变化的《花蕾》，心里还是涌满了甜甜的喜悦。我明白，《花蕾》培养扶植了许许多多心里有梦的人；我还明白，自己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就是离得再远，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缠绕和纠结，还在那里蛰伏着，不会丧失。永远不会。
　　 而就在这种浓浓的感恩情结里，我一再想起曾中令老师，这个小老头儿，他亲切的笑容，满口的川话，一身的精气神……
　　 现在，适逢曾中令老师辞世三周年祭奠，拉拉杂杂，以为纪念。
　　
　　 初稿于2011年4月22日凌晨子时
　　 定稿于2011年4月25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