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娃儿是秦光堂的小儿子，按辈份，他该喊我“嗲嗲”（爷爷）。那时候，我们在生产队大晒坝里玩耍的时候，他还小，就像黄瓜刚起蒂蒂。
　　 四娃儿读书不得行，照大家的说法，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小学还没读毕业，就整死也不去读了。对他来说，读书比干任何事都还要恼火的。
　　 后来他去深圳打工，每月工资能拿三千多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工资的高度，对我们当老师的而言，无异于珠穆朗玛的了。我的工资每月才三四百块，不及他的零头。我心里涌起一股浓浓的悲哀，像村子每家每户烟囱里冒出的炊烟。枉自比他读了那么年的书，枉自学问比他高那么多，看来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算是白说了。不过转念一想，我们当老师的，工资历来都很低。也许是因为人们把老师供到香火牌牌上，历朝历代的烟熏火燎，熏成了春节里那些黄亮亮腊肉，完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了。看来老师什么时候能从香火上走下来，他们的工资可能才会高起来的。
　　 不过，我对四娃儿拿这么高的工资是持怀疑的态度的。我觉得要么他是在吹牛，要么他是在干非法的勾当。他一个小学生，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就像我们说有些读书不得行的学生，倒吊在梁上三天三夜都倒不出一滴墨水来的一样。这没有知识，也就没有本事，凭什么拿这么多钱。可见那时的我把知识提升到了我站的香火这高度了。现在我明白了，知识其实是不值钱的，就像村子里满山梁的泥土不值钱一样。值钱的是能力，我们这儿有这么些说法，“为人不学艺，挑断箢篼系。”“家有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这“艺”和“技”就是能力。后来，四娃儿回来时，我曾问过他是做什么手艺的，怎么这么来钱？
　　 四娃儿说他是做沙发皮套的。那时的沙发是很高档的，只是“散入春风满洛城”，还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我这才相信了。
　　 想不到四娃儿竟然炒了老板的鱿鱼。村子里的人都认为四娃儿疯了，放着那么高的工资不做，他倒底要做什么呢？
　　 四娃儿说，他们先前是三个人做，他们三人是师兄弟，大家技术都差不多，配合得很默契，所以拿的工资高。现在，老板叫他的一个亲戚到他们这儿来当学徒，叫他们三人带着，而工资却是与他们平分的。他们觉得这很不公平，三师兄商量，都不给这老板干活了。于是，大家便走人，炒了老板的鱿鱼。村子里的人听了，都说四娃儿还是读书太少了，不懂人情世故的。这是亲都有三顾，那老板照顾自己的亲戚，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有人又问，这多了一个人，你们又每月能拿多少钱？
　　 四娃儿说，只有三千来块了。
　　 三千来块还嫌少啊！在我们这儿，你就是去抢都抢不到三千来块呢！问的人直摇头，觉得四娃儿这是钱多烧的。
　　 四娃儿回来前，跟家里寄了一万多元钱，他的父亲秦光堂把修房子的砖、石头都买好了。准备把农活忙过就动工。
　　 现在四娃儿回来了，秦光堂便叫四娃儿自己来修。
　　 四娃儿没修房子，他全身心都扑在了打牌上。他说他要好好耍两年再出去打工。听他这话，好像他在外面很累很累似的。
　　 四娃儿的父母即便自己累得毛辫子不沾背，也不会喊四娃儿去地里干活。四娃儿父亲秦光堂在修龙江水库的一个涵洞时，因为塌方，被压在了涵洞里。也算他的命大，好几个都死在了涵洞里，他却活了下来。命虽然保住了，身子却落下了残疾。他的右手，只留下了大拇指和小拇指，像一弯月牙，走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的。因为他是工伤，每月有几十元的补助。虽说秦光堂身子已残疾，而他仍然拼死拼命地干活。村子里的人看见他干活，都觉得不忍心。有人看不过意，就对他说，叫你四娃儿来干这些活，反正他在家耍起的。
　　 秦光堂不知是赌气还是什么的，他说，等他耍，看他能耍到什么时候。
　　 大家听他这么说，也不好再劝的了。
　　 四娃儿好像是八字上没生有打牌的命，他打牌是十打九输。不过，他好像把打牌当作是娱乐，不在乎输赢的，每次输了钱都乐呵呵的，好像是他赢了，别人输了。
　　 四娃儿在家耍了一年不到，他带回的一两万块钱就这样耍光了。
　　 我们都劝四娃儿出去打工，不要放着一门好的手艺不用，太可惜了。
　　 四娃儿答应起话来倒是挺爽快的，可他好像只是答应着，并不行动。
　　 四娃儿的两个师兄听说四娃儿在家耍着的，就打电话来叫他去，说他们当老板了，请师弟去帮忙，决不会亏待师弟的。我们觉得这机会好，又劝他去。可四娃儿不去，说大家是师兄弟，他当老板，我却替他打工，这面子往哪搁？有人回他，你那面子值几个钱，有钱才是大哥呢！可是四娃儿就是这样固执，说不去就不去。
　　 后来，四娃儿已欠了一屁股的债，照大家的说法是滚不动了，他才去成都打工。
　　 四娃儿在成都干的是老本行，工资也比较高。不过他还是爱打牌，还是输多赢少。看来要四娃儿不打牌，除非把他的手爪爪砍了。
　　 四娃儿在成都打工最大收获是他带了个老婆回来。有老婆管着他，四娃儿比过去稍好了些，不过打牌还是要打。大家都说，等今后有小孩子了，他也许才会不乱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