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一天，我就心酸。
　　 那一天，我去看我的一位学生，他叫王钦。
　　 半年前王钦的头上长了一个疙瘩，经确诊是脑瘤，父母为他倾其所有，从淅川县城病房转入省会郑州医院，然而病魔丝毫也不怜惜这个幼小的生命。债台高筑、只能靠耕耕作作填饱肚皮的父母只好硬着心肠带他回到了家里，等待着死神的判决。
　　 王钦的家长托人捎信说孩子想见我一面，让我无论如何到他家走一趟，满足一下一个即将告别生命的孩子的愿望。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我没有理由拒绝。可我心里又犯含糊，他为什么要见我呢？
　　 王钦家有十余里的山路，只能步行。那天天很阴，我还是出了一身热汗。当听说我是教师时，纯朴的山区农民非常热情，主动给我指点。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石围墙圈着三间半旧半新的瓦房。大门紧闭，村民门说，自从他们回来，就很难见到这家人的大门敞开过。
　　 为我开门的是王钦的父亲，满脸热情的苦笑，掩盖不住他四下奔波的憔悴。院子里的东西放的很凌乱，没有一点生机。王父告诉我，为给孩子治病，他们扔掉了地里的活计，这几天担心他母亲经不住打击，所以支派她下地了。他殷勤地给我递烟倒茶。寒喧过后，他沉重地说，“真是天塌下来啊，没办法……这孩子脾气怪，在郑州治病时就想见到你——李老师。”接着他轻轻地打开偏房虚掩的门，领我进去了。
　　 床上半躺半卧着一个人，脸色蜡黄变形。头上缠着绷带，一双浮肿的眼睛闪着惊喜的目光，直盯盯地望着我，若不是眉宇间那颗美丽的黑痣，我简直怀疑他不是王钦。他艰难地蠕动着身子想坐起来，王父急忙上前扶起了他。
　　 床边是一张旧式柴桌，放着一个暖水瓶和一台录音机，录音机是父亲为消除儿子的寂寞而购置的，其余的除了药瓶就是药盒。
　　 “孩子，李老师看你来了。”王父说完，就出去了。
　　 无奈的眼睛对着无神的眼睛，相对无言。空气似乎室息了。憋了好长时间，我终于说了一句连自己都难以相信的宽慰话：“王钦，别胡思乱想，安心养病吧！”
　　 “李老师，我真想和你们在一起啊！”王钦鼓足着勇气，“李老师，我想对你说，那次我从你的办公桌上拿走了一本《故事会》。我对不住你，你原谅我吧！”
　　 《故事会》？我想起来了，我教英语，王钦是我的课代表，帮我收发作业。那次我从其他老师那里借了这本杂志，还未顾上看就让别人拿走了，我早就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也丝毫没有怀疑这是王钦干的。如今他已病成这个样子，可还记得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李老师，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很后悔自己做错了事，我害怕我没有忏悔的机会，只好求父亲买了一本《故事会》，从淅川带到郑州，现在又带回来了，我把它还给你，我心里就好受了。”说着他摸摸索索从床头上取出一本书，双手递给了我。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个可怜的孩子，课堂上滔滔不绝的大道理到这里都显得苍白无用，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无用的人，我的鼻子开始发酸了。
　　 “李老师，告诉同学们好好学习。”这是我听到王钦的最后一句话。
　　 我尴尴尬尬地和这个不幸的家庭告别，扭头看，王钦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回家路上下起了小雨，我把那本书揣在贴心的怀里，也不知道怎么磕磕绊绊地回到学校里。
　　 那双眼，那本书，那一天，我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