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诸事，有时仔细想想颇有意思，有黑夜就有白天，有善良就有邪恶。自然，有刁民就有顺民。
　　 刁民与顺民之间可相互转化，刁民做到一定程度，通过某些方式运作，有可能就变成了顺民。这一点儿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梁山好汉，先老实做顺民，然后被逼迫做了刁民，再由某些刁民头头运用“招安”之法，最后大家又皆大欢喜地做了顺民。这刁民与顺民转化之频繁，就像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一时之间也辩不清是非忠奸。其实，向善之心人皆有之，谁骨子里都不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刁民吧。做顺民多好，名声好听，还与官家相安无事，自家日子自然也安安生生，丰衣足食。有这样的好日子过，还会有谁吃饱了撑的，乐意没事儿找事呢？
　　 能做好顺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能得到上级领导支持，知其好恶，明其旨意，然后老老实实执行就是，让领导痛快，领导也便让你痛快。如是，则顺民可以长长久久做下去。彼此之间一团春风，和谐社会，嘻嘻哈哈，皆大欢喜。可是假如会错了意，领导叫你向东，你不小心向了西，叫你打狗，你不小心打了鸡，如斯，则你总和领导意图相背而行，则顺民肯定顺不下去，搞不好，弄你个刁民的大帽子，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这才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不但没有好结果，而且还会被马蹄子狠狠踢上那么一脚，到时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做顺民肯定也有一定的技巧与方法，比如你要完全抛却自我意识，先领导之忧而忧，后领导之乐而乐，将自己放到最低，将领导放到最高。比如清军入关，一统江山。人家清朝领导就要求，“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则多少清朝顺民老老实实地剃掉了头发，而且不惜毁自己形象，以博领导开心。而那些很不老实的顺民，清廷则罗列罪名，鸡蛋里挑骨头之余，还大兴“文字狱”，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朝你狠狠扑去，则你哭天喊地，大呼冤枉，即便学人家窦娥“六月飞雪，血溅白练”，也不过是授人以笑柄，徒增笑谈云云。
　　 如此看来，顺民的日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好人一生平安”。搞不好因缘际会，一不小心便被强迫基因改造，转化成刁民，从此被官家看不上眼，“当顺民已成往事”，则一切前途只能“像云像雾又像风”。然而初始之际，但凡是顺民，必定是官家暂时放心的对象，至少不必担心半夜官兵围攻，闹得鸡犬不宁，因言致祸或某些不注意的小节被诬陷，则一根绳子牵一家男女老少上刑场，沿途屈辱，受人唾骂，最后引颈受戮，身首异处也无人同情。更有甚者，因拍马屁不到位，饱受冷落，再被仇家三言两语在领导耳边灌输些冷风恶雨，则自己一腔赤胆忠心被视作狼心狗肺，或打或杀，就看官家心情好坏与否。则这顺民做得相当窝囊无能，着实令人同情。
　　 可是世上从没有无缘无故的刁民，就像从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每一个刁民身上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刁民史”。陈胜、吴广如果不是“会天大雨，失期，法皆斩”——被征出工，可是恰好遇到了大雨，不能按期限到达，按照秦朝法律，就要被斩首了。看！如果不是明天刀子就要架在脖子上了，估计也就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最后这俩刁民也没什么好下场，却也给秦朝统治者敲响一记响亮的警钟——你不让我好好做顺民，我也不让你好好坐江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是骡子是马咱就牵出去遛遛！确实，如今细细想来，陈胜、吴广这两个“刁民”境遇很是值得同情，足以供统治者反省一二。如何不把顺民逼成刁民，如何能够让顺民继续安居乐业，不起反心，不思背叛，这同样应该做为一门领导艺术，反复习之，警醒自己。
　　 如果选择做个顺民，则必须要“俯首甘为孺子牛”，领导骑，领导打，领导骂，领导辱，都要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脸皮足够厚，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而且牢记“顺之，顺之，再顺之”的三顺原则，则顺民完全可以做得更长久些。相反，不管出于如何的原因，被迫做个刁民的话，则领导和领导眼里的顺民都会对其“横眉冷对千夫指”，刁民所付出的代价自是惨重的。
　　 如果仔细比较一下，我们还会发现，做顺民有时比不上做刁民的生活境界。做刁民吧，随心所欲，让心做主，可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而且今天看谁不顺，可打可杀，可骂可恨，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固然相比顺民来有些劳心劳力——刁民必须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自我生活改造，他们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依靠自己，花费一滴血汗，挣一滴血汗钱；而顺民只要好好顺下去，让领导满意，则衣食住行便有了倚靠，不需要刀枪尖上滚日子，自然只要领导高兴就是硬道理，好日子会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是顺民有一条，是远远不及刁民快乐的——做自我。大凡古今人物，活出自我，让心做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身为奴才走狗，食领导残羹剩饭，时时处处看领导眼色做人行事，这顺民自然是不好做的，日子自然也是“一步一个坚实的血窝”，比如你看秦朝中有一件史称“焚书坑儒”的大事，那些“儒们”里面肯定也有许多顺民吧，可是却一不小心就被砍了头，吃饭的家伙说被砍就被砍了，你说他们这顺民做得容易吗？总之，一个字，难！
　　 有一句传得很久的话讲得颇荒唐——“知识越多越反动”。就这一句话，当时便打倒了多少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的有些人事，荒唐得已经不能以常识判断，如今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就知道那是一个颠倒黑白，失却正常逻辑，精神疯子狂人辈出的时代。当时的顺民也好，刁民也罢，已经不能以理性思维判断。今天你高高在上，明天估计很快就会沦为阶下囚。那时做顺民或刁民已经了无意义。一个完全混淆了好人与坏人概念的时代，不谈也罢。
　　 说到此时，一个人名油然浮上脑海——李敖！这个家伙，实在是一个很“复杂”的家伙，有人评论他嫉恶如仇，更有人评论他侠肝义胆，有人说他风流成性，还有人说他一身反骨，有人恨得他咬牙切齿，也有人崇拜他五体投地……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李敖，而在我眼里，这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刁民，而且是一个相当个性的可爱的值得讴歌的“刁民形象”。
　　 在台湾作家里，我最为欣赏李敖。偶然有一次读李敖文集，居然发现此人对刁民那是相当地欣赏，他有一句这样惊人的“刁民言论”——“如果能够使官不聊生，这才证明了我们刁民的本领，刁民万岁。”话虽讲得偏激了些，却也证明了一个真理，如果你当官的让“民不聊生”，那我当民的自然也有可能让你“官不聊生”，有因就有果，笑到最后才是笑到最后的。诚如魏征所言，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水为百姓，官为领导。载你时我顺，覆你时我刁，还是顺还是刁，就看你让我聊不聊生了。
　　 有的顺民现在正顺着，没准明天就成刁的了；有的刁民现在正刁着，没准明天就成顺的了。在顺与刁之间，成王败寇，成顺败刁，帝王将相，贩夫走卒，相互转化，只在旦夕之间，世事难料，由此可见一斑。